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１９４６年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松花江”和“黃龍府”的名辭，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９１８沈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到這地區的安穩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粗條的模式下有似於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裏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中國歷史中主要的朝代，每個不同，而尤以趙宋為顯著。說也奇怪，各朝代創業之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只有趙匡胤是個職業軍人。其他如漢高祖為亭長，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貴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數民族的領袖，明太祖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背景在創立帝業時先聲奪人。只有宋太祖趙匡胤以軍功起家，即創立朝代之日，仍是現役的高級將領，這與北宋之註重技術，企圖在中國歷史裏打開出路，不因襲前朝作風的趨向有很大的關系。

　　所以我們從《宋史》的本紀裏看到趙匡胤幸造船務、觀制造戰艦、觀水磯、閱炮車、視察練習水戰、親授醫官黜其藝之不精者，前後不絕。他自己也武藝高強，騎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將的身分親自參加戰鬥，所以宋朝人也稱之為“藝祖”。…

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占滿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鎮俗為己任”。《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這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

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鋌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來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人們能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

　　公元九世紀末葉黃巢所領導的變亂，不盡符合上述程序。雖說８７０年間，“仍歲兇荒人饑為盜”，曾構成變亂的背景，黃巢和他的身前領導王仙芝卻不能在蝗災所及的山東、河南與陜西奠立反叛的基礎。黃巢曾一度稱“沖天大將軍”，也散放過一些謠言與諺語，去助長他的運動，但是宗教上的牽涉引用，卻始終不是他運動之中值得註意的因素，也沒有全民動員，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並參與的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