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１９４６年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松花江”和“黃龍府”的名辭，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９１８沈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到這地區的安穩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粗條的模式下有似於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裏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沙文主義”。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系一種朝代國家間的沖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的情緒才開始擡頭；德意兩國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借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意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沖突。這種沖突並非等閑，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沖動，不容後人一筆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小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系公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於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的沖突的時候，初期遊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制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歷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遊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一百二十五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澶淵之盟”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辭？在這裏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沖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制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澶淵在今日河南省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裏。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趙桓於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結果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並且約同“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質於天地神祗，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桓為“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為“大契丹皇帝”，不稱遼。一般歷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為兄弟，宋主稱遼太後為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澶淵之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疊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為宋朝不能在開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歲幣”之濫觴，以後兩宋之“積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準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親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後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趙匡胤歷來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後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於意料之外。而盟約最重要的一段收獲則是沒有割地。石敬瑭於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內中也包括瀛莫兩州，轄今日之河間任邱等地，趙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時已收復這塊地區，歷經趙宋保持，契丹稱之為“關南”，在和談時曾一度索還，被宋朝拒絕。因之後來真宗的歲幣每年向雄州交付，是為兩國國界，如此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並不是毫無所得。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則這種爭辯，只有局部的意義，若從長時期遠距離著眼，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初年的發展，揭開了今後一段長時間的競爭。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以和一種由畜牧業所產生的政權，配合以新興的農業基礎，以今日的東北及熱河為根據地與南朝爭奪華北的地盤。趙宋的南朝則自信以南方的經濟和資源能戰勝對方，這種態度以趙匡胤所稱“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表現無遺。這長期間爭奪戰，不僅影響各朝代的進程，也與以後元明清各朝的登場有密切的關系，即是日本人之制造“滿洲國”，仍是企圖在幾千百年之歷史的舊題材中覓得一個新的借口，作他們向大陸發展的工具。

　　同是這幾千百年歷史的運轉，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數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數民族所融化。在雙方全面動員之余，中國的“第二帝國”在隋唐宋以來所展開的競爭性和外向的性格沒有長到出路，而被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國”明清的內向和非競爭性。此是後話。

　　刻下還待檢討的，則是何以十一世紀初年契丹與北宋會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局面。也只有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淵之盟可能。

　　在敘述宋太祖趙匡胤的經歷時，我已經提及他雖希望收復北方的疆土，卻終其身以先統一南方為前提。對北方的規劃，始於太宗趙光義。他於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漢（山西太原迄北），這也是“五代十國”之最後一國。作戰時契丹之遼曾派兵助北漢。所以北漢一平，宋主就移師攻契丹，一直進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門外。雙方大戰之後宋軍崩潰。《宋史》稱“敗績”，《遼史》則稱“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次年宋軍卷土重來，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戰敗。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除在正面進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規模發動側面的攻勢，也終沒有成功。

　　這三次戰役都有共同的特點：宋軍總是先勝後敗。在外圍和側翼作戰時，契丹雖敗仍然沒有放棄他們的鎮靜姿態。一支宋軍主力移師深入，遼軍才給他們迎頭痛擊，戰事非常慘劇，雙方高級將領陣亡重傷被俘之事經常有之。多次宋軍戰敗由於食糧與飲水不繼，有時補給線也被遼軍截斷。既獲全勝之後，契丹卻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攻。在恢復失地之後只以少數部隊騷擾敵方。

　　若幹非官方的歷史資料指出三次失敗之後宋太宗趙光義即決定不再攻契丹，而趨向和談。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據說乃是以前作戰所負箭創發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記載也稱女真一度上書請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許，是為以後女真附遼的根據。而且西夏也與遼聯婚，對南朝叛順不定，終至成為趙宋之勁敵。

　　後來中國在唐宋之間對西方經濟的開發，有很大的進步，北方的少數民族在北方的經營也有類似的進步。阿保機（後為遼人稱為遼太祖）稱帝時（事在公元９０７年也即是朱溫代唐之日）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並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不僅置城郭，並且多次俘虜漢人，充實他後方的根據地（掠奪人口是當日作戰時的常態，亦行於趙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漸仿中國風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後又將太祖所置的南北兩院大為擴充，也就是根據《遼史》的百官誌所說“北衙不理民”的原則，對北方襲用部落的組織結構去統轄以下州縣。而“南衙不主兵”，則是在長城以南的地帶，以中國式的官僚機構，主持丁賦，但是民政與軍事分離。又允許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他們的軍備，也以契丹及奚人的“賬族”編為“宮衛”及“行營”。漢人則稱“轉戶”，每一縣都有一定的丁額，配屬於各“斡魯朵”（宮）。

　　在這種體系之下，遼國全國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契丹兵馬強盛，大半由於他們平時編制和戰時編制接近，有如《遼史》兵衛誌所說“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核籍齊眾以待”，惟其內部簡單均一，執行起來才捷勁有效。並且他們的下層組織，“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谷，守營鋪家丁各一人”。其馬匹弓箭皆自備。又稱“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谷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遼軍在耶律德光時即稱有騎兵五十萬，以上辦法恐怕不能經常維持。但是其組織粗樸，能適應於簡單的農村社會則無可置疑。與之相較趙宋采取募兵制，其後勤統籌，大部物資由江南運來。其外表新式時髦，可是推行於一個農村社會構成的國家裏究竟有很多不合實際之外。趙光義時開封的倉庫堆積的雨衣和賬幕有“數萬段”破損，可見得其軍事補給制度過於繁冗，不是當日社會條件足能支應。從各種跡象看來，與契丹作戰北宋已感到民間的負擔不易支持。《宋史》稱９８６年北伐失敗之後，朝廷於翌年“遣使市諸道民馬”。當日契丹不放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馬，其民間之困窘可知。１００４年澶淵之盟既事實，朝廷在收瘞戰歿遺骸之余，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錢，罷民間飛挽。

　　可是契丹采取戰略上的防勢，內線作戰，累敗宋軍，遠征敵境也究非所長。《遼史》兵衛誌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於界外三百裏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的原則。１００４年的作戰，由所稱睿智蕭太後主持（契丹後族都以蕭為姓）。她專政多年，能駕馭契丹皇族將領，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險。但是當日遼軍由遂城取安國經冀縣永年展開於清豐及觀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敵境七百裏，後方的重鎮如任邱保定河間滄州卻都沒有攻下，看樣子只有先聲奪人的姿態，沒有與北宋作生死鬥的決心。況且指揮作戰的蕭撻凜又陣亡，則和議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這種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我們今日旅行於沈陽長春與哈爾濱，仍感覺得幾百千年歷史的陰影，仍不時出現於我們的腳跟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