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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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法]
順從,作為一種習慣方式,使某些力量無限增大。在和希爾貝特鬧僵的那個晚上,我承受悲哀的力量十分微弱,如今它卻變得無法估量的強大。不過,維持現狀的傾向,偶然被突然衝動所打斷,而我們毫不在意地聽從衝動的支配……在積蓄的錢袋即將裝滿時,人們突然把它倒空。當人們已經適應於某種療法時,卻不等它生效而突然中斷。
[療法]
我和他相識已久,那時他還那麼敏捷,現在卻步履維艱,連講話都很困難了。可就在這時候,他的著作在讀者中傳播日益廣泛。在斯萬夫人幫助他畏畏縮縮地散佈這些著作的時代,它們只得到文人的承認,而現在,沒有人不認為它們是偉大的傑作。……死後揚名的作家不用勞累。他們名字的光輝只停留在他們的墓碑上。他們長眠在地下,什麼也聽不見,不會被榮譽擾得心煩意亂。可是,對貝戈特來說,生死榮辱的對比還沒有完全結束。他還活著,必須忍受榮譽的騷擾。他還能走動,盡管走得很吃力,可他的作品卻活蹦亂跳,生氣盎然,猶如那些可愛的少女,每天把新的仰慕者吸引到她的床邊,但她們洶湧的青春活力和狂熱的尋歡作樂會把人搞得精疲力竭。現在他每天到我家里來,但我覺得他來得太遲了,因為我不像前幾年那樣仰慕他了。這和他聲望的提高並不矛盾。一般地說,一部作品,只有當它快失勢的時候,只有當另一個作家的一部尚不見經傳的作品將它取而代之,開始成為某些要求苛刻的人的心目中新的崇拜物的時候,才能完全被人理解,才能獲得全勝。貝戈特的書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呈現在我眼前的句子和我自己的思路一樣清晰,跟我臥室里的家具和大街上的車子一樣鮮明。……然而,一個新作家開始出書了。在他的書中,事物間的聯系同我所熟悉的聯系截然不同,我幾乎看不懂他寫了些什麼。……不過,我感到句子本身無可指摘,只怪我自己沒有本事,不夠靈活,不能把句子讀完。我又一次衝刺,手腳並用,衝到我將能發現事物之間新的關係的地方。可每次讀了一半,我就堅持不下去了,就像後來在部隊上進行橫桿訓練時,跑到橫桿跟前我就停下來一樣。然而,我對這位新作家仍然不勝欽佩,就像一個體操得零分的笨手笨腳的孩子,在另一個比他靈巧的孩子面前露出贊嘆神色一樣。從此,我對貝戈特就不大欣賞了。我覺得,他的明晰流暢成了一種缺點。有一個時期,同樣的內容,當弗洛芒但作畫時,人們一眼就能看清楚,可是由雷諾阿來畫,就誰也看不懂了。今天,那些風雅之士告訴我們,雷諾阿是19世紀的大畫家。可他們說這話時忘記了時間,即使在19世紀中葉,雷諾阿也是用了很長時間才被尊為偉大藝術家的。一個獨辟蹊徑的畫家,一個獨樹一幟的藝術家,要像這樣受到公認,必須采用眼科醫生的治療方法。用他們的畫或小說進行治療不總是令人愉快的。治療結束後,醫生對我們說:現在請看吧。我們看見的世界(不是被創造一次,而是經常被創造,就像一個獨出心裁的藝術家經常突然降世一樣)同舊世界大相徑庭,但一清二楚。婦女們在街上行走,和昔日的婦女截然不同,因為她們是雷諾阿的婦女,從前,我們是拒絕承認他畫上的婦女的。車子也是雷諾阿的車子,還有大海和天空:我們渴望在雷諾阿的森林里散步,可是,當我們第一天看見他的森林時,覺得它什麼都像,唯獨不像森林,比如說它像一幅色彩細膩,但就是缺少森林特有色調的掛毯。一個新的不持久的世界就這樣創造出來了。它將存在下去,直到另一個新的別出心裁的畫家或作家掀起一場新的地質災難。在我身上取代貝戈特的那個作家,不是以事物之間的缺乏聯系,而是以事物關係的新奇和嚴密使我感到不耐煩。我不習慣這種結構,有的地方讀來讀去總感到讀不下去,每次都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此外,如果一千次中能有一次跟上作家的思路,把他的句子讀完,我就能感到一種詼諧、真實和魅力,跟我從前讀貝戈特的作品產生的感覺一模一樣,但更有滋味。我思忖,不久前是貝戈特讓我看到了煥然一新的世界,現在,我期待著他的繼承者向我展現一個更新的世界。因此,我尋思,我們向來認為藝術仍停留在荷馬時代,而科學卻從沒有停止發展,這種把藝術和科學割裂的看法究竟有沒有道理?也許,在這一點上藝術和科學十分相似。我認為,每一個標新立異的新作家總比他的前輩有所發展。誰能對我說,二十年後,當我能毫不費力地跟上當今這位新作家的思路的時候,不會出現另一個作家,而當今這個作家不會跑去和貝戈特會合呢?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心態的改變~~我遠不像那些偉人有時認為的那樣,因為這種沒有朋友、無人可與交談的生活而認為自己不幸……我感到哦啊,與其進行社交界人士所以為的對作家有利的學術交談,不如同如花似玉的少女兩情繾綣,這種輕鬆愉快的戀情將是我到迫不得已的時候,允許我那像只能飼已玫瑰花朵的騏驥般的想像可以選擇的糧秣。
[心態的改變]
最初,即使在孤獨中,他也愉快地想過,對於那些不理解或觸犯過他的人,他通過作品與他們交談……不論是病人、修道士、藝術家,還是英雄人物,當他們以最初的心態決定放棄什麼的時候,一開始並總是完全徹底的,後來,由於反作用而對他們發生了影響。……孤獨的實踐使他愛上了孤獨。……在沒有經歷大事之前,我們的一心想知道自己可以在什麼程度上將其與某些小小的快樂調和,一旦我們經歷了大事,那些小小的快樂也就不再成其為快樂了。
[探究的目光]
他與她們極其熱烈地交談著,只是有時將他那洞察一切的雙眼,探究的目光,停駐在我臉上。看他那一本正經和專心致志的勁頭,似乎我的臉是一部難以辨識的手稿。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夢]
有時這種「重新恢復」,這種夢境的「重新演奏」乾脆趁我睡覺時到記憶這本書里一舉翻過許多頁,於是一頁一頁的日曆將我帶到,使我倒退到痛苦的但已很久遠的印象里去,這些早就讓位給別的印象的印象又變得歷歷在目了。……在愛情史里,在愛情與遺忘作斗爭的歷程里,夢所佔的位置比醒著更為重要,夢從不考慮時間上的極細微的劃分,它取消所有的過渡狀態,使巨大的反差變成對立,它在剎那間打亂我們在白天緩慢完成的安慰性的工作,在夜里安排我們和那一見面就可能忘懷的人幽會,不是嗎?因為,無論怎麼說,我們在夢里總可以得出一切皆真的印象。只有從我們白天的感受里找出的原因才能說明這一切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感受在做夢時又是我們看不到的。……有時,阿爾貝蒂娜出現在我的夢里,她又想離開我,這次她的決心卻沒有能觸動我的心。原因是一縷令人警覺的光可能已從我的記憶里透進了黑暗的睡夢里,……這光就是她已經死了的概念。……我和她談話,在我談話時外祖母在房間盡里頭走來走去。她的下頦已有一部分碎成碎片掉在地上,儼如一尊已經毀損的雕像,而我卻絲毫不覺得這其中有什麼異常之處……
[定律]
物理學家認為,即使再小的木球這空間里仍然有它的一席之地,其原因就在於制約著比它大得多的物體的引力定律跟斥力定律之間存在著衝突或者平衡。備忘起見,暫舉幾例。譬如:那種故意要顯出自然灑脫的欲望,那種明有幽會還遮遮掩掩的本能性活動(這是一種害羞與炫耀的混合心理),那種把自己覺得十分愉快的事情透露給別人,並向人顯示出自己正愛人所愛的需要……那種自然的縱火欲以及起火後丟車保帥的意願,這種種規律都在互相矛盾中發生著作用,更為普遍地制約著關於各種各樣問題的回答。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汪天艾《夜的命名術》:阿根廷女詩人皮扎尼克的愛與死
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夜的命名術:皮扎尼克詩合集》翻譯自西班牙語原版《皮扎尼克詩全集》,收錄了皮扎尼克生前以「阿萊杭德娜·皮扎尼克」署名結集出版的全部詩作,以其六本詩歌單行本為分輯之界:《最後的天真》(1956年)、《失敗的冒險》(1958年)、《狄安娜之樹》(1962年)、《工作與夜晚》(1965年)、《取出瘋石》(1968年)和《音樂地獄》(1971年);另有輯七從原書附錄所列生前未結集出版的詩作中挑選了詩人生命最後三年的部分作品。這是漢語語境里首次完整譯介這位西語世界最富傳奇魅力的女性詩人之一。同時,這部涵蓋皮扎尼克一生作品的詩合集也渴望逾越「被詛咒的自殺詩人」神話,展現出其中飽含的艱巨勞作:她的詩歌是一座用智慧與耐心建築的高樓,以大量閱讀造就了堅定批判、跳脫傳統的筆觸與目光。
皮扎尼克的人生是一個熱切的、被詩歌點燃的故事。終其一生,她不斷撞擊著那堵名叫「詩歌」的牆,在她幾乎全部的作品中都飽含著一種提純、精煉、不斷向中心靠近的意願和努力。自創作生涯伊始就圍繞內心陰影寫詩的她,以無可否認亦無可比擬的生命烈度燃燒出女武神的聲音,寫出「凖確得恐怖」的詩歌。在文學和生命之間,她選擇了前者。到最後,這場曠日持久的纏斗,是她自己放棄了拯救自己,不惜一切代價尋找詩歌用詞語命名不可言說之物的本質。她全部的努力在於把詩歌視為存在的唯一理由。她想成為一位完全的、絕對的詩人,毫無裂縫與傷口的詩人。某種程度上,她得到了她想要的完全,而《夜的命名術:皮扎尼克詩合集》旨在呈現這一完全。
這本書的題目是汪天艾起的,因為原版書其實是沒有真正的題目的,西語書名直譯過來就叫《皮扎尼克詩全集》。
汪天艾說,這樣起是因為覺得它包含了對她而言特別可以代表皮扎尼克詩歌的三個元素。
首先是「夜」,「夜晚」這個意象如果大家讀過一些她的詩,可能會比較容易注意到這是她很重要的核心意象。她長期失眠,而且經常在深夜在凌晨寫作的。她寫過很多反覆出現「夜晚」這個詞語的詩,有的時候夜晚是她想要無限靠近的客體,像她自己說的「關於夜晚我懂得很少,卻投身其中」,比如:「我幾乎不懂夜晚/夜晚卻像是動物,/甚至幫我仿佛它愛我,/用它的星辰覆蓋我的意識」,或者是她創作的對象,她一直不停嘗試著把夜晚寫成詩歌,所以才會寫下:「我整晚造夜。我整晚地寫。一個詞一個詞我寫夜晚。」有時候夜晚又是她本身。她對夜晚有一種認同感,寫過「我是你的沉默,你的悲劇,你的守夜燭。既然我只是夜晚,既然我生命的整夜都屬於你。」作為一個創作者,她腦內其實是有很多聲音在不停不停地說話的,那麼失眠的深夜在她的經驗中,是可以擁有短暫靜默的時刻,而在沉睡的時候,又是可以與在任何醒著的時候都纏繞她的恐懼和死亡的誘惑暫時和解的瞬間。她相信在夜晚的另一邊,有她作為詩人的存在,也有「暗祟的對生的渴望」。
其次是「命名」,命名這個動作對皮扎尼克而言很重要。命名其實就是對詞語的使用,以及相信這個動作本身的意義,相信詞語是可以從紙面上立起來的實實在在的東西,所以才要不停耗盡心力尋找最恰當的、最準確的詞語。她害怕自己有一天會失去命名的能力,恐懼這個時刻,因為沒有名字的東西、無法被她準確命名的東西,對她而言就不存在了。那樣萬物都是沉默的,整個世界就在她周圍沉陷下去,消失掉了。與此同時,命名不僅是為他者命名,她的創作還有一個更加困難的任務,是為自己命名,她寫過:「我知道恐懼當我說出我的名字」,也描述過這樣一個災難時刻:「看見我的每個名字/都絞死於空無」。她對自己的認知建立在名字和新的名字、不同的名字的基礎之上,名字代表著人格和聲音。寫詩對她而言是一場失敗的冒險,是一個小女孩尋找名字的旅途,還沒開始已經失敗。像她自己在采訪里說的,「我是在語言內部藏進語言里。當一個東西——哪怕是虛無本身——有名字的時候,會顯得不那麼有敵意。但是,我又懷疑真正本質的東西是不可言說的。」(原題:來源:新民周刊 | 2019年11月21日;11月16日晚。譯者汪天艾來到朵雲書院《夜的命名術》分享會現象,講述皮扎尼克的生平與寫作風格,自己在譯介時的所感所得。)
(續上)最後是「命名術」的「術」字,這個字汪天艾用它的時候,想的一方面是煉金術的「術」的意思,因為寫詩這件事對皮扎尼克而言,是一個用詞語作為原料不停提純、精煉、不斷向萬物的本質中心靠近的過程。這種勞作裡包含著反復的嘗試與失敗,也包含著無盡的耐心與失望,甚至最後可能它整個都是一個偽命題,就像煉金術一樣,也許這個世界上最後根本不存在點石成金的配方,可是也已經不重要了。
另一方面汪天艾想的是上古時代的魔法師或者先知所實踐的「術法」的意思。皮扎尼克在生前接受的最後一次采訪是她當時的戀人做的,她在這個采訪裡說,她覺得詩歌對她而言最大的作用是驅魔和修復,她寫作首先是為了不發生她害怕的事情,為了遠離大寫的惡。她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傷口,而寫一首詩就是修復最本質的傷口,修復撕開的裂縫。
她的詩歌深深打動了汪天艾。她說:「首先,她的詩歌是一種不斷向內的寫作,她對『我』這個個體的關注,對日常感性的關注貫穿全部的創作生涯。可能有的人會覺得這是一種所謂『小』的寫作,我不是這樣覺得,對所謂『小』的關注(也就是說不是什麼恢弘的社會命題或者歷史視野)並不意味著她的寫作止於『小』本身,更不是對自我的沉湎。用詩歌談論『最小的毫末』是一種詩藝策略。她是在以一種向內的努力去接近更高一層的真理,比如詞語,比如生命。哪怕到了晚期,她的詩歌裡充滿了『負面』的想像力,有了越來越多不『甜美』不『浪漫』的暴力和死亡景象,我們不停讀到不完整的、分裂的身體像,但是正是這種無序、暴亂的詩歌世界讓讀者格外體會到一種向上的升騰感,以及其中的凌厲與柔軟。某種程度上,這是現代詩歌的偉大理想的呈現,就是在常識之外,承擔揭示生存真相的任務,鍛造一種豐富敏銳的感性。」
其次,是她的詩歌創作有一種表達的焦灼感和烈度。可能有的讀者會覺得她的詩歌意象重復率特別高,有很多高頻詞,而且好像反反覆覆一直在寫一樣的體驗。但是汪天艾覺得,她的反覆當中是有遞進,有濃縮,有微妙但決定性的變化的。而反覆本身就是她想要對一些她心中最重要的東西不停確認和靠近的方式。她確實有很罕見的詩歌天賦,說實話無論是她19歲時候寫的詩還是她日記裡隨便涂抹的句子,都是炫目的天賦。她整個生命都是一個被詩歌點燃的故事,但是寫作不僅依靠的是繆斯的光臨,更是背後的辛勞。詩歌對她而言既是烈火,也是修辭練習。因為她是一個非常勤奮、智慧、耐心的讀者。
她有很厚的摘抄本,她給它起了名字叫做「詞語宮殿」,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品的摘抄,有時候是句子,有時候只是詞語,除了西語,還有大量的法語英語等等。讀她的日記你會發現她每天都有閱讀計劃,在這樣不穩定的精神狀態下,也許不是每天都寫作,但是每天都在閱讀。在她的私人藏書中,幾乎每一本都劃了各種顏色的線,還做了鉛筆的批注。比如在某一本魯文·達里奧的詩集裡,她畫出一節「有一天我顱骨裡/感受到精神地震,像從一座水晶巴別塔/突然墜落」,在旁邊用鉛筆寫上Sí。
她的詩是詞語在互文性基礎之上的混居她用各種不同文學傳統的磚石在紙上建造家園。她在寫作的時候,經常用一整個晚上想一個恰當的形容詞,用不同顏色的粉筆把不同的選項寫在牆上,嘗試哪一個最好。也會把零散的詩句用打字機打在卡片上,然後剪開,互相拼湊,互相遮蔽,看看怎樣最好。像她自己在日記裡寫的:
「我喜歡準確的語言,恰好的詞語,喜歡每樣東西都正確,令人害怕地清楚可見,像詩歌裡的字母從紙上立起來那樣。每一樣都不可取代,不可隨意替換。」她心中是有一個信仰的詩歌的原型的,她曾經給她的編輯解釋說,自己所創作的體裁,不應該叫「詩歌」,而是一種「靠近的嘗試」,西語叫aproximacion,因為她寫的每一首詩都只是對「大寫的詩歌」的靠近。
講到皮扎尼克一定避不開的,是她與死亡。她在36歲時自殺,此前也有過好幾次未遂的嘗試。從生平上來說,她的死亡是繞不開的一個點,但是這種自殺的詩人、「被詛咒的詩人」的個人神話有時候可能會遮蔽掉別的東西,尤其是遮蔽掉她的勤勉和勇氣。這次中文版的詩集在扉頁上有一句摘自她書信集裡的話,是我們這本書下印廠之前最後時刻加上的,她寫道:「總之,我想在一切終結的時候,能夠像一個真正的詩人那樣說:我們不是懦夫,/我們已經做了所有能做的。」
這是她在一九六幾年的時候寫的,時態用的是條件式,是表達尚未發生的希望。加上這句話在扉頁上,我心裡其實保留了故事的另一半,那是她自殺前寫的最後一封信,甚至都還沒來得及寄出去。在那封信裡,她用過去時寫了一句:「我們不曾懶惰 / 我們做了所有能做的」。我覺得這兩句話加在一起,真的講出了那些可能被她的自殺結局蓋過的東西。
作者簡介:
阿萊杭德娜·皮扎尼克(Alejandra Pizarnik, 1936-1972)
擁有俄羅斯和斯拉夫血統的猶太裔阿根廷詩人,1936年4月29日出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自幼長期受失眠和幻覺困擾,藥物依賴嚴重,少女時代開始接受精神分析。19歲出版第一本詩集,青年時代旅居巴黎數年,曾在索邦學習並翻譯法國詩人的作品,與帕斯、科塔薩爾等作家建立了深刻友情。曾獲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年度詩歌獎一等獎,美國古根海姆和富布萊特基金會的資助。生命最後幾年因抑郁症和自殺傾向多次進出精神病院,1972年9月25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吞下50粒巴比妥類藥物去世,時年36歲。
汪天艾
西班牙語詩歌譯者、研究者。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任《世界文學》編輯。北京大學西班牙語文學學士,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比較文學碩士,馬德裡自治大學西班牙文學博士。譯著有《奧克諾斯》《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印象與風景》等數種。
(原題:來源:新民周刊 | 2019年11月21日;11月16日晚。譯者汪天艾來到朵雲書院《夜的命名術》分享會現象,講述皮扎尼克的生平與寫作風格,自己在譯介時的所感所得。)
曾祥鐸·論歴史哲學家維柯的名著《新科學》
(12)一切野蠻民族的歷史,都從寓言故事開始。29
(13)人類心靈按本性就喜歡一致性。30
(14)人們起初只感觸而不感覺,接著用一種迷惑而激動的精神去感覺,最後才以一顆清醒的心靈去反思。這條公理就是詩性語言的原則。詩性語句是憑感情與恩愛的感觸造成的,至於哲學的語句卻不同,是憑思索和推理來造成的。哲學語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詩性語句卻愈掌握殊相(個別的具體事物)就愈為明確可憑。(這是把形象思維先於抽象思維,彼此不能混同而各有各的功用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 31
(15)觀念(思想)的次第,必然要跟隨各種事物的次第。32
(16)人類事物或制度的事物是這樣的: 首先是樹林,接著就是茅棚,接著是村莊,然後是城市,最後是學院或學校。33
(17)人們首先感覺到必需,其次尋求效用。接著注意舒適,再還一點就尋歡作樂,接著在奢華中就放蕩起來,最後就變成瘋狂,把財物浪費掉。34 (按: 此與中國成語「飽淫思淫慾」、「樂極生悲」之意相似)
(18)凡是國家政權都要符合被統治人民的本性。3S
(19)按照一種村俗統治,被奉為最初君主的,都是些生來就最傑出的人。36
(20)還有一種村俗傳統,最初的君主們都是些哲人,因此,柏拉圖曾在〈理想國〉裡表現過一種幻想,想像古代那樣,哲學家們都居統治地位,或是國王們都是些哲學家。38 ( 按: 如中國古代之堯舜)
(21)弱者要求法律,強者把法律留在自己的手裡。38
(22)人們只有迫於生活的絕對必需,才肯離鄉背井。出生在哪個地方的人,就自然愛那個地,他們也不肯離開家園。除非迫於貪心,想通過貿易來發財致富,或是處於憂慮,想保住已經得到的財產。這是古代各民族遷徙的原則。39
(23)凡是學說,都必須從它所處理的題材開始時開始。40 ( 按: 歷史家處理人類的過去,因此就需要先將人類創造文化的源頭弄清楚)
(24)在距離我們那麼遙遠的最早古代文物,沉浸在一片漆黑的長夜之中,畢竟毫無疑問的,還照耀著永不褪色的光輝,那就是民政社會確實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的原則必然要從我們自己的人類心靈各種變化中就可找到。... ...過去哲學家竟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這個自然世界既然是由上帝創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而這民政世界(文明社會)既然是由人類所創造的,人類就應該希望能認識它。41
這裡引述的最後一條,是維柯的基本思想,維柯用這點強力的駁斥了筒卡兒的懷疑論,確立歷史知識的可靠性。
八、結語
維柯的〈新科學〉意大利原文問世於一七二五年,要等到百年之後,於十九世紀初期才在西歐出版法文與德文譯,英譯本則遲至二十世紀才出現。但是,中譯本呢? 當朱光潛譯本於一九八六年問世時,是在初版問世之後的二百六十年了。讀過〈新科學〉的人,對維柯的博學相信都會感到震驚,也會同意馬克思的評語,承認該書閃耀著天才的光芒。美國文化史家史壯柏格,在他的近著《近代西方思想史〉有這樣的評語: 維柯在今日往往被稱為是有關近代歷史研究最偉大的理論先驅。
維柯堅稱,人類歷史乃是最可知的主題——駁斥了笛卡兒式的科學主義(懷疑論)一一因為人類創造過它,因此當然可以理解它。他認為,對過去的了解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現在,他提出過許多實際的方法以供歷史學家駕敏,他十分了解過去的紀元不可能像我們今日的時代。維柯是一個驚人的天才,他不僅在歷史方面貢獻了顯著的理念,即使在語言、神話以及法律的演化上,亦有其卓越的貢獻。」這種評論是非常正確切的。
28 同上,頁99 ,
29 同上,頁102 '
30 同土。
31 同上,頁105 。
32 同上,頁109 '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向上,頁111
36 同上,頁112
37 維柯《新科學》朱光潛擇,頁112
38 向上,頁118 .
39 同上, 頁124.
40 向上,頁129.
41 同上,頁134-135
(曾祥鐸·論歴史哲學家維柯的名著《新科學》,興大歷史學報第10 期,2000 年6 月,頁75-95)
王培富:詩性主義——存在主義哲學在中國的一個指向——存在是一個中性詞,存在從帶有情感的美好意義解釋是生活,存在即是生活,但是從最低層面解釋存在就是生存,因此存在即是生存,存在可以從不同意義解釋存在的概念名稱,中國人的生活與生存的概念就是西方的哲學意義的存在。
只要人是在生活,在生存,在存在,因此人就會思考生活的意義與價值,會思考存在的本體價值與意義,從這個角度,存在的指向要寬泛,可以指向人在宇宙中的存在,指向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指向人在社會中的存在,而生活一般指向於個人生活,是生活層面的意義。盡管也可泛指人的社會生活,但是當人處於困境,當人類處於危機(如戰亂)時,當人的生活層面是卑微與低下時,人會指向人的生存,人的存在會處於最低層面,因此人所處的生活或社會背景不同,人所處的個人生活的經歷不同,人對存在的思考會有不同的價值與意義。
我的存在主義哲學的指向,也是源於對生活的思考,源於對人的存在或生存的思考,同時同個人的思想修養與文化修養相關,也同個人的生活經歷相關,同個人所處的社會背景相關,對於存在哲學的認知與研究,對於人的存在或人生的思考,可以從1989年開始,但是對於存在主義哲學的系統認知與研究,也是始於2005年,主要是閱讀薩特與海德格爾的著作,之後閱讀加繆與克爾凱郭爾的相關文章與著作,這是中對介紹民采與叔本華的文章也閱讀。
從1989年開始我對人生,對生命,對生活有了比較指向的感悟與探討,這主要同個人的精神狀態相關,一方面是由於六四事件的創傷刺激,個人是處於另一種生命狀態,另一方面是開始哲學思考,同時也閱讀相關書籍,這時對民采與叔本華的哲學有點認知,對君子哲學有系統的認知,因此在2006年寫作了《強的好人》,這是在經歷正、反、合、立的哲學認知之後的寫作。就是說,是對中西文化(在我認知或理解的認識范圍內)整合的基礎上,結合個人的理性思想(這是立),寫作了這部著作,這時對於傳統文化只是整合意義,就是融合君子哲學的相關內容,這時對於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認知還不十分透徹。另一方面是由於個人的教育背景不同,因此是經歷正、反的思想流變過程,可以說,是對專制制度的反叛,是對現存的社會形態的反叛。
這時對於存在主義哲學並未有系統認知(盡管我是在思考人的存在),但是其實我的哲學思考這也是存在主義哲學的范疇之內,是對人的生活意義的深入思考,是對人的存在意義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同時也是站在現代文化的立場,同時對後現代文化有零碎的認知也是融合其中,總之是對個人的思想資源的一次整合,而且有個人意義的獨特的思想意義。
在2009年寫作了《存在意義超越》與《荒誕突圍自由》兩部著作,《存在意義超越》這是對存在主義哲學有了比較系統的認知之後,對於人的存在的理性思考,在個人生活中,由於精神原因,因此,在現實生活中是被迫一步一步走向邊緣,直至同現實生活的絕緣(不可溝通與不能溝通,不能適應),一方面是由於生活的逼迫,或是由於自我的逼迫,另一方面是由於對現實生活的不能適應,另一方面也是在個人生活中找不到知音,就是沒有人可以理解,可以了解,別人也打不開我的心扉,因此,我的內心世界也天處向人訴說(我也深受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也不願向人訴說),因此走向孤獨,甚至在個人生活中是孤單。(下續)
(續上)從一個角度,是人不能理解,而我也不能適應生活,從一個意義,是生活於社會的最低層(精神病患者),但是個人的哲學講究在一步一步提升,而且個人的思想素養也是在提升,同時個人的精神指向或思考在高的層面,因此也是不可能屈從於社會現實,也是不可能流俗於生活的低級層面。
《存在意義超越》是對人的存在的理性思考的新的認知,主要是分析人與世界的一種關係,人在世界之中人的獨立意義的存在,這也是個人對於個人生活的人生經歷的不斷超越的個人經驗,由於個人生活的苦難,因此個人是在試圖一步一步在消除它,是在一點一點在解除或化解心中的迷惑。從一個角度,是苦難人生成熟了我的哲學,這時我是從世界的邊緣,或者,從為世界拋棄的處境(處於半隱居生活狀態)開始指向走向世界,這是思想的一個轉變,是個人生活的一個改變,盡管這時還未完全走向社會現實,在現實生活中也無現實感,也無生活感,但是存在歷史惑,實全是沈醉個人的哲學思考中,完全是哲學家的存在意義。
《荒誕突圍自由》依然是對世界與人的存在的一次思考,包含對中國社會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的思考,從一個角度講,是對我的哲學思考的一次總結,是用純粹哲學的形而上的語言表達的思想總結,也可以說是存在主義哲學的范疇,但是也超出了存在主義哲學的研究范國。
其中2006年寫作的《精神與靈魂》,是從精神生活的層面,是對我的精神生活的一次反思與思考,其實也是人的存在,但是指向人的精神存在與精神生活。
前面是我的哲學寫作第一階段的存在哲學的思想流變,2011年重新開始寫作,寫作了《個人反抗》,也是對於人的存在的進一步思考,這時哲學寫作的思想資源,是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思想的進一步認知,另一方面也是我的個人經歷的一次反思與提升。從一個角度講,在1999年之後,我一直把個人視為精神病患者,盡管在獨處時也意識到是一個天才,在藝術方面這時(1996年)也是進入個人的獨特意義的藝術探索,同時在2003年開始哲學寫作。
就是說,在個人的精神指向或思想指向上,個人研究政治哲學,是分析中國社會,這是政治哲學的指向,主要是自由主義哲學,另一方面在個人生活中並不能適應現實,時常伴隨精神病的困擾。另一方面也是個人生活中對人的存在意義的思考,就是一方面是超越,試圖消除精神病患,另一方面是個人思考,這就是個人反抗,就是說,生活把我逼迫到反抗的境地,只有個人反抗才能征服苦難,才能拯救個人。
在2012年8月,由於個人思考的高度集中,對於存在主義哲學或對人的存在的思考指向詩性主義,在構思之初,同樣也是兩極,一極是個人的精神病患的分析與超越,這其實也是為另一個天才在寫作,同時也是為那些處於社會邊緣地帶,在精神心理有重大波動的人的寫作,一極是詩性主義,就是說,這時我對存在哲學的思考,從人的存在意義,人是詩意的棲居,這也是海德格爾的名言,而且也是我對人的存在的新的思考。
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講,存在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發展是什麽,通過我的哲學研究,在中國新的發展一個指向是詩性主義,可以說,這是站在中國存在主義哲學研究的最前沿,也是對於存在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新的創新或發展,盡管這只是我的存在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但是也證明了存在主義哲學中國發展的一個指向。
在詩性主義哲學的寫作中(這是第一部,以後還要進一步寫作),寫作的內容或思考指向超出了初步構思的設想,在寫作中進一步進行了拓展,又是一次對於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進一步深入思考,而且現在依然站在中國現代文化的立場在思考,但是每一次的思考會更為深入,會更為明確,會更為清晰。(下續)
王培富:詩性主義—存在主義哲學在中國的一個指向——(續上)寫作的內容,讀者可以從中認知,不必細說,這里只是分析了我的存在主義哲學研究的思想軌跡,其實也是我對人的存在意義思考的思想演變,也說明了詩性主義的價值意義,因為這部詩性主義著作內容繁雜,但是也是從當下中國的生存或存在處境的一種分析,就是說,人的存在從我的意義指向我們(中國人)的意義,當代的中國人如何尋找存在意義,因為對於普通民眾並不明確,並不清晰,因此從我的思考可以提供一個視角,提供一種認知,我們該做什麽,應該如何做,其實這就是存在主義哲學,因為存在主義哲學就是思考人的存在與人的生活。
但是從生活意義,人也是詩意的生活,是詩意的棲居,這在下一章可以討論。
在我的精神意義的演變中,今年發生了很大的轉折,從前個人同現實是絕緣,只是在個人的精神世界在探索,如探求藝術,如探求哲學,或思考中國社會,有歷史感,但無現實感與生活感,在現實生活中也不能正常交流,只有同我的兒子是完全可以溝通,並不存在任何障礙,有時同親人的交流也不能完全交流,有時也是不能正常溝通,這主要是精神病的障礙,尤其是對人的懷疑並不能消除,那麽同他人的交流就不用說了,可以說是不能正常交流,同社會基本是絕緣狀態,在生活中也沒有朋友,更不用說是知己明友,因此不能同人正常溝通,所以也不能溝通,另一方面有時有幻覺,因此對人是害怕,可以說是寒心的生命存在狀態,
但是今年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位善良的年輕女人,她喚醒了我內心深處被遮蔽的愛,從前由於不能同人溝通,因此也不可能關愛他人,同時個人在生活中由於精神病患,有時也體會不到愛,即使親人或他人是關愛,但是個人有時是感受不到。由於愛的喚醒或激活,個人由封閉的個人世界(精神世界)觸摸到了人世間或塵世間的生活氣息,這時有了生活感,同時現實感更為真切,而且同現實的通道好象在打開,不在絕緣,盡管現在同人交流依然有障礙,但隨生活的介入會有好的轉變。
由於愛的喚醒,因此精神疾病也有好的轉變,從正面翻轉到負面的情況也在改變或消失,而且生命狀態也有明顯改變,因此對於她,我很感激她,以某個意義,也是愛的拯救,拯救了我的生命狀態與精神狀態,但願我們會成為知己朋友。電視有句臺詞是愛情可以治百病,的確如此,從前個人內心有仇恨,現在也消失了。這或許就是人的本性,愛與恨是交織,沒有恨,也不會認知愛,有愛,也會知道恨。尤其在當下中國,由於普通民眾生活的艱辛,因此有的人也是恨,有怨氣,其實這也是可怕的,因為仇恨是負面情緒,具有破壞力,所以人需要的是人的理性,需要消除仇恨,需要從積極意義尋求。
由於愛的激活,因此對於寫作這部詩性主義,也喚醒了我的愛國主義的高尚情感,也喚醒並點燃了理想主義的火焰(其實我是一個理想主義,從前只是個人意義),在寫作中對於中國社會的思考也注入了新的內容,有美好、高尚的情感意義。
從前我對中國精神的思考,是獨立、自由與堅韌不撥,現在的思考是獨立、自由與愛,在我的人生苦難中,有一段時間就體會到中國人是善良,有善良的天性,而且在好的精神狀態下,如在家鄉,也感受到中國人純樸的善良天性,因此人會是關愛人,會是關心人,這就是愛的意義,人只有在生活中才會體會到愛。
從詩性主義的角度,詩性生活的一個意義是愛,是生活中有愛,是人有愛,不僅愛己,而且愛人,如此,生活會有溫暖,會有溫情,人也有人情味,人說出來的話是有人情,這就是人情味,這就是人性中最純樸的自然情感,在現代生活中,愛是人的永恒意義,人是需要愛,這或許就是中國人的人性特質。當然在西方社會,同樣是具有善良與愛的人性特質,這或許是人類共同的。
從未來中國的發展,在自由中國,獨立、自由與愛是人的最基本的價值意義,而且根據當下中國社會的存在弊端,可以說,需要喚醒人的愛,需要人的愛的意義,這也是現代生活的一個意義。
因此對於中西文化的融合,這是當代中國人,尤其是文化精英要完成的文化使命,理性思想的提升或認知,一方面是理性主義的知識認知或梳理,另一方面是生活意義的真切感受,因此可以說,中西文化的融合需要社會生活的磨合,從前對於我而言,盡管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但是文化立場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及普世價值,因此由於存在沖突,存在糾結,現在對於傳統文化也有了進一步的認知,這在後面的討論中可以展開。
通過上述分析,只是分析了我的存在主義哲學研究的思想流變,並且我的哲學研究指向詩性主義,只是這部著作內容比較繁雜,是我對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又一次重新思考與定位,而且指向於自由中國或民主中國。
作為當下的中國人,如何確定個人的存在意義,我們向何處去,我們的夢是什麽,並且我們要做什麽,盡管中國人都在思考,但是我的思考是我的視角,而且有的分析是同我的精神病患相關,這對於有的天才,對於有的精神疾病,對於有的精神障礙,或許有一定借鑒,盡管不同的人的精神疾病是不同的,如從前一段時間,我有時只知道是精神病患,有時是知道是一個天才,後來才明白有的天才就是有精神病患,因此個人也就坦然了,而且也積極尋求反抗或消除精神障礙。(完成2012-11-19 / 愛思想2013-03-24)
詩性,決定詩學根本的基石性話題
李儀:最近看了你寫的關於詩性的有關論述,深有同感。我雖然主要從事散文寫作,但這幾年也特別關注詩性問題。這主要是緣於人們在詩性認知上的混亂,比如許多詩人包括一些著名的作家雖然都會談到詩性,但對什麼是詩性卻很少追究,甚至把詩性與詩意混為一談,曹文軒在《詩性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學品質》裡面談的就是詩意。「盤峰詩會」之後詩壇的種種亂象,表面看是「口語」之爭,實際上還是詩性問題。看來,詩性確實是一個必須正視的話題。知道你作為詩學理論的學者對詩性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所以很高興我們來一次對話,如能澄清一些問題,毫無疑問對詩學是有益的。
張嘉諺:要說明白詩性是什麼?的確太難了;弄清「如何才叫詩性?」這個涉及詩學/文藝學理論建設的根本問題,確是大有必要。如果把「詩性」視為詩與詩學理論的基礎,視為文藝學理論的一塊「基石」,那麼就必須予以充分的認識。無論人們對詩性怎麼說,說明白說清楚沒有,都可以理解;不管他們說得怎麼樣,都值得重視,值得尊重。
李儀:是的,這就像物理學的基礎理論,自愛因斯坦那個時代已經70年了,沒有重大突破,這將影響當代應用科技發展的空間。詩性也是這樣,我們說不清楚這個詩的核心問題,詩壇亂象也就永遠存在。
張嘉諺:對「詩性」認識不清由來已久,許多名家大腕、專家學者也不能免。如果說曹文軒先生作為小說家對詩學理論難免有些「隔」,我也讀過不少新銳學者的學術專著,似乎都繞開或避免談及「詩性」這個基本概念,如毛峰的《神秘主義詩學》,吳中勝《原始思維與中國文論的詩性智慧》一書「引論有關概念術語的說明」。(下續)
百度的最佳答案竟有「詩性就是詩意」的說法,將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唯有新近學人張衛東在《論漢語的詩性》一書中認為「詩性」一詞「儘管它在構詞法上帶有明顯的歐化痕跡……知識譜系也主要源於西方,卻已經成為一個地道的漢語概念,為漢語學術界所喜愛。」並專列一章討論「『詩性』概念的知識譜系」。但此文在逐一分析了「詩的特性」「詩性語言」「詩性智慧」、「原始思維」、「互滲律」和「自我指涉」等概念為「詩性」提供了理論資源之後,卻說:「詩性」概念有一個複雜的譜系,難以從中選取一個概念來最終規范、界定「詩性」,也難以將其融合。
此文洋洋萬言,最後的結論不免令人沮喪:「學界在使用『詩性』概念的時候,容易為『詩性智慧』、『詩性精神』、『詩性超越』之類的漂亮詞語所迷惑,不假思索地認同漢語文本的建構原則和審美傾向,從而喪失應有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立場。甚至可以說,在當前的文學研究當中,『詩性』概念的意義已經耗盡,它正在蛻變成一個空洞的、帶有讚美意味的大詞。」此外,詩人王家新也說詩意和詩性「都是很難解釋的詞」。老詩人葉櫓在《詩性何物?》一文中乾脆就認為:「詩性何物?這也許是一個永遠難以理清而無法作出明確回答的問題。」可見,說「詩性」已成為一個不可逾越的難題!「詩性」究竟是什麼?難道真的不能在理論上說清楚講明白嗎?
李儀:有一個插曲,幾年前就是為了探討詩性問題,我在一個詩社受了一些委屈,因為有人說我提出了一個偽命題,說「詩不能證明自己」。實際上有一部分詩人也是承認有詩性的,但認為不可言說,給詩性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我一度也曾嘗試說明詩性,並試圖從想像性、跳躍性、語言的限制、節奏和呼吸等方面去解釋。
張嘉諺:詩不能證明詩,這我們得承認:不能同義反覆。但詩的面貌由詩性決定是確定無疑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簡明的認知——詩性,是詩得以生生不息的根本性能。其中的「生生不息」,意味著詩(包括一切文學藝術)之生命從無至有的萌生、發生和不斷生成、生長等含義。這也可以看成我們對詩性所作的定義。更明顯的詩性界說則是:
詩性,即詩的本性。是詩與生俱有區別於他者的本原性能。詩性是形形色色之詩寫(廣義為文學藝術創作)的直接依據,是生成千姿百態之詩作(廣義為文藝作品)之基因、底色、布景與終極。
在這個定義認知中的「詩性」,即詩的本原性能,意味著基礎性,內含根基、根源、根性、基性、本原、本源、本質、本性、始元、始源等,也意味著終極或指向終極。詩,狹義所指詩歌體裁,廣義指向所有的文學藝術品類。那麼,詩性也就意味著藝術性;藝術性既為文學藝術品類所必須,亦是一切文藝理論研究的前提。
李儀:看來對詩性具備起碼的認知還是必要的。我在對散文的研究時,曾提出語言是人類的心靈之音,對文體的追溯,要觀照語言的初始。按照這個思路,我們會看到,人類從混沌中走出,渴望交流,這就是散文的起源。但是我們還會看到,除了交流敘述,面對萬物,人類還有自我內心感應的衝動,這是心靈與萬物的碰撞,破空而來,絕塵而去。所以我又認為,心緒飛馳為詩。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稱之為自然的聲音,宇宙的聲音,或者說自然和宇宙的「回聲」,這就是「元詩」,也就是「原初之詩」。這時候哪怕是「哇」的一聲,其背後隱藏著的人類情感變化也妙不可言,奇特無比。所謂詩的本質,即本體的內核,就在這裡。(下續)(詩性,決定詩學根本的基石性話題,時風詩評媒,2019-01-21由北極星文學發表於文化欄,天津:李儀[詩評媒特約評論員]; 貴州:張嘉諺 [詩評媒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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