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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oooi on December 15, 2021 at 9:32pm

精神&靈魂

詩歌的形象先於思想。詩歌與其說是精神的現象學，不如說是靈魂的現象學。

法語哲學“精神”與“靈魂”等同，而在德國哲學主體中卻都明確的區分兩者。

精神的決定受到感官世界的約束；靈魂是一個不朽的詞，詩歌是靈魂的初創活動，在有些詩中是不可磨滅的，甚至開創了整首詩。

為了感受、理解、喜愛某一作品，“必須把自己投到中心、內心和圓心中去，在那里一切都獲得了源頭和意義。”

詩歌形象從夢想到現實的演變過程，靈魂和精神兩者缺一不可。

“詩是開創形式的靈魂。”靈魂標誌著開端，它是原初的力量，它是人類的尊嚴。


共鳴&回響

欣賞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時，常常會產生情感的共鳴。巴什拉認為詩歌的現象學研究必須超越情感的的共鳴，達到回響。

何為共鳴，何為回響？巴什拉在書中進行了細致的區分。

共鳴與回響在現象學上是同源異義。

共鳴散布於我們在世生活的各個方面，而回響召喚我們深入我們自己的生存。回響實現了存在的轉移，詩人的存在成了讀者自己的存在。也可稱為“角色的置換”。

詩的豐沛和深度總是共鳴和回響這對同源異義詞的現象。是的現象學分析朝向精神的豐沛和靈魂的深度兩個方向。

正是回響之後，我們才能感受到共鳴、情感的反射、往昔的憶起，在形象的感動之前，觸動內心深處。

心理學VS精神分析學

“客觀性”態度窒息了“回響”。

心理學家關注於情感的描述。

精神分析學家對形象的理解比心理學家要深刻一些，但是由於方法論上的缺陷，精神分析學家把形象理智化了。

在接受一個新的詩歌形象之時，我們體會到它的主體間性價值。

詩歌形象不屬於因果關系的研究。因果性較弱的學說如心理學，以及因果性較強的學說如精神分析學，都不能確定詩的存在論：沒有任何東西是它的鋪墊，尤其不是文學模式中的文化，或者心理學模式中的知覺。

 

突現&升華

詩歌的語言還具有突現和升華的特點。

突現=感同身受直擊心靈

作為文學作品，詩歌同樣借助語言。但是詩歌將語言置於突現狀態，它永遠高於能指的語言。通過體驗詩，人們有了突現的有益經驗。

詩歌形象帶有生命經歷的語言所具有的最單純的經驗之一。

純粹升華=升華為純粹。經過懸置、靜觀，由表象到實質的過程。意義斷裂、感覺斷裂、情感斷裂的過程。

詩歌形象的純粹升華是與精神分析學相對的現象學情境，詩的意義。

處於形象的存在本身之中，無需去尋找形象的前身，而是在形象的自身存在中把握它。

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對詩歌的研究方法都未能夠研究處於最高實在中的詩歌形象。

想像力

想像力具有生產性。想像力作為人性中的主要力量，是生產形象的天賦能力。它使我們脫離過去，又脫離了實在。

詩通過想像力將現實與非現實交織在一起，通過涵義與詩意的雙重活動，詩給語言注入活力。

被形象力所把握的空間不再是那個在測量工作，和幾何學支配下的冷漠無情的空間，而是被人所體驗的空間。它不是從實證的角度被體驗，而是在想像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體驗。（下續）

Comment by moooi on December 13, 2021 at 2:49pm

巴什拉的《空間的詩學》家宅的空間詩學

家，是一個親密、孤獨和熱情的意象，它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一角。

人詩意的建構這家宅，而家宅也靈性的建構著人。

家宅是現象學首要尋找居所的最初的殼，在這里尋找到最原初的特性，它是直接的幸福感產生的地方，是幸福的空間。

家宅是人在世界的最初宇宙，在家宅中人獲得一種保護性的存在，家宅是夢想的空間。

一個研究具體事務的形而上學家不會對這個事實置之不理，這是個簡單的事實，更重要的是這個事實有一種價值，一種重大的價值。我們在夢想中重新面對它。

 

櫃子、箱子和抽屜的空間詩學

巴什拉說，“櫃子及其隔層，書桌及其抽屜，箱子及其雙層底板都是隱秘的心理生命的真正器官。沒有這些‘對象’以及其他一些被同樣賦予價值的對象，我們的內心生活就會缺少內心空間的原型”它們是混合的對象，是客體-主體。和我們一樣，因為我們，為了我們。它們也具有了內心空間。

櫃子是一個深邃的莫不可測的空間，立面是家宅秩序和家族歷史的儲藏地。箱子的開啟和關閉是生命力量的體現。

夢想把宇宙聚集到一個對象周圍，聚集到一個對象內。

箱子是遠古時期的記憶，是無限內心空間維度的宇宙場所。櫃子箱子和抽屜這些美學形象是讀者深沈的存在的給予者。

 

鳥巢和貝殼的空間詩學

巴士拉說：“借助鳥巢，特別是貝殼，我們將發現一系列形象，並嘗試把它們確定為原初形象。”

在對鳥巢的靜觀中，哲學家在平靜之中思考存在。他領悟到：世界就是人的鳥巢。鳥巢是生命幸福的初生階段宇宙空間。

與鳥巢一樣，它對貝殼不僅是作生物學空間的實證研究，正是它喚起了詩人的夢想。“我們只是想要說明，一旦生命安頓下來。得到保護，把自己覆蓋和隱藏起來，想像力就感到自己好像就是居住在受保護空間里的生物。想像力體驗著保護，這種保護體現在各種有細微差別的安全感中，從最物質性的貝殼一直到簡單的表面擬態這種巧妙偽裝。

 

角落的空間詩學

巴什拉說；“家宅中的每一個角落，臥室中的每一角落，臥室中的每一個墻角，每一個我們角落，臥室中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我們喜歡蜷縮於中、包成一團的空間對想像力來說都是一種孤單，也就是臥室的萌芽。”

角落呈現出更加人性的根基，其穩定性的性質使我們獲得安寧的存在，童年的天真夢想和孤單的回憶在這個“避難所”里體驗著。角落這個穩定性的空間告訴我們應該用諧和的方式構造可居住的空間。 

總結

對“巴士拉的空間觀”的誤讀

過去二元論出現了兩種空間認識模式：

“第一空間”的透視法和認識論模式，關注的主要是空間形式之具體形象的物質性，以及可以根據經驗來描述的事物；

“第二空間”是感受和建構的認識模式，它是在空間的觀念之中構想出來的，緣於人類的精神活動，並再現了認識形式之中人類對於空間性的探索與反思。

初讀巴什拉的《空間的詩學》，讀者很容易把巴什拉的空間觀歸為“第二空間”的類別，甚至許多學者也持有這樣的觀點。但是，應當指出這樣的觀點是對“巴士拉的空間觀”的誤讀。

在批判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的基礎上，巴什拉提出了著名的“物質想像觀”。巴士拉的空間觀是建立在現象學的理論基礎之上。正如喬治布萊爾曾高度評價：“在他之前，（想像）至少是一種最少物質性的東西。恰恰是應該在這種非物質性中來把握它。但是從巴什拉開始，不可能再談論非物質性了，也很難不通過相疊的形象層來感知意識了。因此巴什拉完成的革命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可見，巴什拉的空間觀不完全屬於“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而是溝通了“第一空間”與“第二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巴什拉的空間觀是一種超越傳統二元論認識空間的可能性應屬於“第三空間”。

拼貼畫《網》

正如存在主義哲學所秉持的觀點，每個人一出生就如同墜入一張無邊無際的大網。這張大網由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交往”所構成。我們對世界的一切認知無不受制於這張大網。而人與人的聯系成為信息的主要來源。我們對世界及世界上的事物的認可只是人的某種意識。客觀和抽象的世界從來都是不能脫離人的意識而存在。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追尋實質上是對自身的不斷認知。從這個意義來說，脫離了人和人的意識研究世界毫無意義。（《空間的詩學》讀書筆記 新浪·City Reader 博客）

Comment by moooi on December 2, 2021 at 6:33pm

巴什拉的《空間的詩學》內部精神空間
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年－1962年]) 是20世紀法國重要的科學哲學家、著名文學批評家、詩人。早年曾攻讀自然科學，192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30年起先後任第戎大學、巴黎大學教授，1955年以名譽教授身份領導科學歷史學院，並當選為倫理、政治科學院院士，1961年獲法蘭西文學國家大獎。在哲學和文學這兩個領域多有建樹。他被認為是一位獨樹一幟的哲人，他既有科學家嚴密的邏輯思維，又有哲學家深刻的哲理沈思，更有詩人的豐富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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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什拉致力於認識論和詩學這兩大主題的研究。他在法蘭西學院倍受尊敬，影響了包括米歇爾福柯、路易·皮埃爾·埃爾都塞和雅克·德里達在內的新一代哲學家，被認為是法國新科學認識論的奠基人。


巴什拉的《空間詩學》出版於1957年，一改西方哲學界著重關注“物質空間”的傳統，轉而對“內部精神空間”進行詩學探討，這在所謂“空間轉向”時代，對空間的認識有著重要的意義。

福柯曾經評價，“巴什拉的偉大作品與現象學的描述教導我們：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均質和空洞的空間中。相反的，卻生活在全然浸淫著品質與奇想的世界。”

在現代主義晚期建築文化快要窒息的氛圍中，現象學以及象征意義的追求為建築注入豐厚的養分，此書在這樣的時期出現，自然激起建築的許多深刻想像。


諾伯格·舒爾茨(Norberg-Schulz)，在他的《存在·空間·建築》這本書中，將《空間詩學》與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住居思》以及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中有關空間的章節等並列為建築必讀的經典。

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里建構出具有存在意義的棲居空間詩學。

巴什拉從現象學和象征意義學出發，充分發揮其“物質與詩意統一的想像觀”，在對家宅、抽屜、箱子、櫃子、鳥巢、貝殼、角落、縮影和圓等意象的詩意觀照之中建構出“棲居的詩學”觀：空間並非僅僅是物質意義上的載物體容器，更是人類意識的幸福棲居之所。


書中，巴什拉認為空間並非填充物體的容器，而是人類意識的居所，他說：“在家屋和宇宙之間，這種動態的對峙當中，我們已經遠離了任何單純的幾何學形式的參考架構。被我們所體驗到的家屋，並不是一個遲鈍的盒子，被居住過的空間實已超越了幾何學的空間。”

縱觀全書，長達32頁的引言部分論述了詩學研究的研究目的——確定空間的人性價值，以及方法論和基本論題，是全書的精華所在。（作者City Reader 原載《新浪》）

Comment by moooi on November 25, 2021 at 5:44pm

毛峰《反啟蒙獨斷的維柯》近現代史上，第一個鮮明地舉起“反啟蒙獨斷、反實證主義”偉大旗幟的歐洲賢哲，被尊為“第一個歷史哲學大師”的學者，是意大利人喬萬尼·巴蒂斯塔·維柯（1668-1744）。

維柯堅決反對笛卡兒等人倡導的主客對立、主體以“數理的確定性”宰制、割裂複雜而有機的萬物生命這一啟蒙獨斷主義的哲學前提，鮮明提出“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偉大哲學命題，被現當代學者尊為“愛因斯坦式革命”的發起人。

所謂“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革命性的發現，告訴我們一個牢不可破的認識真理、知識現實：人類的所有經驗，都不像啟蒙獨斷主義者、科學實證主義者所設想的，在主客絕緣的條件下，人的主觀如“白板”（洛克）一樣記錄客觀印象，再予以整理，使之合乎邏輯（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從而“認識事物”，從而建立起“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知識。

恰恰相反，人類的生物機體“可以記憶”，人的每一滴血液都傳承著、記憶著他的“族類訊息”；在父親的精液和母腹的溫暖體液中，人類就在認識他的“文化環境”；而伴隨人的降生，他的“族類訊息與文化環境”就蜂擁而至、紛至沓來，他在受造之初（精子與卵子的結合）、在第一眼觀看世界時，他就創造了他的“主觀世界”，這一主宰性的意志世界（叔本華）才是他一切經驗、判斷、意見與行動的“基點”、“準繩”，因此，他信誓旦旦的所謂“眼見為實”的客觀世界，不過是他的主觀世界（眼睛等器官、自制的儀器與分析邏輯）的構造物。

徹底排除主觀意志的客觀世界，是虛假的。

啟蒙獨斷主義、科學實證主義之所以作霧自迷、弊病叢生、破綻百出，根本原因在於，盧梭、孟德斯鳩、康德、洛克、霍布斯等人認為，既然“已經”排除了主觀意志的干擾，人類終能“認識事物的客觀規律”（黑格爾誇誕地形容為“鐵律”），從而制服一切自然與人文，最終建立起人類的理性-自由王國。

莫測變幻的宇宙自然與頑固不化的“人性”，無情嘲弄了這些烏托邦與獨斷論，從而使一切武斷、草率、魯莽滅裂的改變原形畢露，先是捉襟見肘、東挪西搬，再繼之以“強不齊以為齊”的鎮壓和屠殺：以“自由平等博愛”相號召的法國大革命，卻造成恐怖的大屠殺、法國總人口八分之一的無辜慘死等一系列大破壞、歐洲秩序的大動蕩、路易十四開明專制造成的法國在歐洲第一的國力從此一蹶不振、元氣大傷、歐洲經過一番折騰，以完全恢復原狀而告終，類似的悲劇在200年里不斷重演，迄今尚未見底。（下續）(毛峰《世上的一切系列隨筆之九十八——現代十哲之一，維柯反啟蒙獨斷：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見2016年08月09日《中國日報》中文網 / 歡迎關註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

Comment by moooi on November 13, 2021 at 10:03pm

（續上）從近代早期的但丁、莎士比亞、蒙田、邁斯特、維柯、赫爾德，再到近代中期的惠特曼、梭羅、坡、波德萊爾、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一直到近代晚期的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湯因比、加繆、佩索阿、博爾赫斯、垮掉一代，這些天才作者，敏銳發現“啟蒙主義的空頭支票”完全不能兌現，一如2016年8月的一美元，刨去龐大美元債務，僅剩下約合3美分的等價物（詳見前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員尤斯塔斯穆林斯所著《美聯儲的秘密》一書，吉林出版社2011年版），美國除了挑撥全球動蕩、地區混亂、局部戰爭以從中漁利外，別無出路。

筆者近期的學術反思與哲學寫作，即圍繞剖析“啟蒙獨斷主義的窠臼與陷阱”（曾在手機微信公號《清風廬》和《中國日報》中文網專欄連載）而展開，目前已獲得初步結論：

第一，  西方哲學傳統的主流——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主客割裂、二元對立觀念，深入西方文明靈魂，是《理想國》的獨裁主義、希臘城邦聯盟的殖民活動失敗，並自身陷入紊亂和解體的深層根源所在（詳見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專著）。

第二，  由於逐漸認識到主體意志（情欲）的強大，晚期希臘哲學轉向“以道德意志控制自身情欲”的主題，斯多亞學派（原意為“畫廊”）、懷疑派等賢哲輩出，可惜這一哲學運動，被希臘內戰以及馬其頓的征服所打斷；斯多亞哲學在古羅馬才結出碩果：馬可奧勒留《沈思錄》、愛比克泰德《哲學對話》、塞涅卡《書信集》、李維《羅馬建城史》等為代表。

第三，  近代哲學“自封的”主流——盧梭的政治哲學、康德的純粹哲學、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在“哲學上站不住腳，更無法獲得歷史證實”（利奧波德馮蘭克《歷史上的各個時代》原話）；不幸，這些難以自圓其說的淺俗直白思想，被杜威、胡適誤判為“西方哲學正宗”，予以大力推介，成為全球知識界與中國知識界此後認識一切事物的錯誤哲學框架，流毒至為深廣（余謂之“自封的”，因近現代的大學體制、傳媒機器、知識話語，全是工業革命所造成的權貴階層的附屬品，杜威、胡適等人的淺俗議論，容易投合輿論和庸眾的淺俗認識水平，畢竟，在大工業生產線上掙扎的大眾、知識人，無暇品讀經典，最多匆匆瀏覽一下報刊或電子媒介而已，卻因手中一票或掌中點贊而極具影響力，峰按）。

第四，  近代哲學另一主流——蒙田、邁斯特、維柯、赫爾德、叔本華、尼采、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湯因比、別爾嘉耶夫、泰戈爾等（余謂之“現代哲學十二家”）——深湛發現了主客交融的人類認識真理，從而發起“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這一革命，直接或間接地啟迪了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代主義、生態主義等“反啟蒙獨斷主義”的偉大思想-政治流派，中國的現代學術思想宗師辜鴻銘、陳寅恪、柳詒征、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錢穆（余謂之“民國七賢”）為繼任者。（下續）

Comment by moooi on November 5, 2021 at 2:49pm

毛峰《反啟蒙獨斷的維柯》（續上）第五，作為古今中西哲學智慧的巔峰與偉大源泉，孔子在《論語》、《易傳》和《春秋》等儒家六經體系中，精準提出了中國哲學的偉大洞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物一體之感通，即仁），也就是維柯提出的“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宇宙自然，即《易傳》所謂“神明”，秉賦“好生之德”，人能“通”之，而自歸於“仁愛”之“情”）；同時，孔子反復告誡學生“勿意、勿必、勿故、勿我”，即反對以主觀意志強加於萬物生命，即“反啟蒙獨斷主義”的最早智慧源泉；而列子作為道家偉大代表而提出的“古今一如”的歷史哲學、莊子的“齊物論”偉大認識哲學、老子的“玄同”哲學等，作為儒家哲學的合理補充，締造出中國哲學的巍峨大廈，是中國繁榮昌盛、全球長治久安的法寶。

維柯出生於那不勒斯一個小書商之家，自幼“對經院派的區分和爭論感到不耐煩”，憑博覽群書而自學成材，受聘擔任家庭教師和大學教授，一生清貧自守、默默無聞，卻完成了劃時代巨著《論意大利的古老智慧》、《普遍法》、《新科學》等，開啟出“用哲學反思歷史，用歷史確證哲學”的“新科學”（即“歷史哲學”）之路，這意味著“第一次成功解決了最基本的哲學問題，即真實（普遍性）和確實（個別性）之間的統一”，換言之，維柯以深沈的歷史感與生命統一感，開辟了現代人文思想的康莊大道。

一，維柯毅然顛覆了西方哲學的主流傳統

維柯毅然決然地挑戰、拋棄了自巴門尼德-柏拉圖-笛卡爾以來西方哲學的主流傳統和主導趨向，”維柯感覺到他不得不向其挑戰的哲學，其根子牢牢紮於整個西方哲學的傳統之中”。維柯反對巴門尼德和柏拉圖崇奉永恒不變的東西為真實、把變化（即歷史）的過程蔑視為”不真實”的思想，尤其反對笛卡爾受16-17世紀自然科學進展鼓舞而提出的”確切真理”這一啟蒙-實證標準——”我思故我在”，即唯有清楚、明晰的東西，才構成”確切無疑”的理性，憑此理性，人不僅能確證自我存在，也能確證一切外在事物，獲得不容懷疑的確切知識。

換言之，似乎只有“合乎確定性的東西，才是理性值得認識與追求的”，這一啟蒙空想哲學的“理性主義教條”，貫穿於盧梭、孟德斯鳩、康德、黑格爾等一切獨斷論和教條主義烏托邦之中，造成對複雜多樣、變化莫測的歷史運動（自然運動、人性自然）的極大傷害——凡是不符合其虛擬、空想出來的人為“啟蒙”標準，諸如“不進步”、“倒退的”、“反革命的”所有事物，都被這啟蒙-實證主義的”一夥”人，宣判為“蒙昧的”、“反動的”、“不合乎理性”的，都被其“掃入歷史垃圾堆”，舉凡全人類數千年來艱辛累積而成的宗教信仰、道德倫理、公共秩序、精神遺產、文明傳統，乃至個人財產與基本自由，只要是不符合“這夥人”憑空杜撰的“啟蒙-實證-進步標準”，就註定要遭受“被剝奪、打倒、推翻、砸爛，踏上一隻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文革習語）的悲慘命運，法國大革命、中國的全盤西化運動以及1949年以後”改造知識分子運動”、反右、文革等愈演愈烈的文明摧殘與破壞，都根源於這一荒謬而粗暴的思想邏輯。

全部歷史、自然、人性，都在反抗並奮力掙脫這套強加於其身的粗暴邏輯。這生搬硬套在歷史、自然與人性的無形枷鎖，正被全球自由市場經濟的開放社會（卡爾·波普等哲學家予以概括）及其各種漸進改良所解構、所證偽。

中國自1979年以來的所有偉大進步，都是不斷掙脫這一自我捆綁的”緊身衣”、內外開放與漸進改革的積極成果。

維柯在《論意大利的古老智慧》和《新科學》等名著中，對以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為起點的近代哲學認識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與深刻的批判，他進而提出了哲學史和史學史上具有革命意義的偉大命題：“真理就是創造”，即人類恰恰在創造流動變遷的自身歷史的偉大進程中，把握到了宇宙生命的真理，這一真理不是外在於人自身歷史流變的、確定無疑的理型、圖式、數理憑據，而是內在於人的生命、每天都在更新變化的歷史流動，人類創造出了“這一流動”的本質，同時也從萬物的神聖本源（上帝、自然）處，辨認出來這一歷史本質的根源、法則、規律。

二，維柯的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

著名維柯專家彼得·瑞克曼（Peter Rickman）把維柯有關”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認識論原則，稱為”歷史理性批判的拱頂石”，另一著名維柯專家喬吉奧·塔格利亞科佐（Giorgio Tagliacozzo）則認為，維柯在哲學領域的新創造“其解放力，堪與物理學中的愛因斯坦革命相比美”，他“開創了一個哲學新時代，是新的更廣泛的哲學思維的奠基人”。(原題《世上的一切系列隨筆之九十八——現代十哲之一，維柯反啟蒙獨斷：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見2016年08月09日《中國日報》中文網 / 歡迎關註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下續）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27, 2021 at 8:17am

毛峰《反啟蒙獨斷的維柯》（續）維柯建造了一座雄偉瑰麗的“西斯廷教堂”——米開朗基羅在這座美麗教堂穹頂上，精美絕倫繪出的壁畫、宇宙創造的偉大史詩《上帝創造亞當》等藝術史和文明史上的驚人傑作，象征著近代早期文明的瑰麗日出，可惜被工業化的精神灰霾——啟蒙進步主義——徹底遮蔽了：與自然科學那種靠實驗室的有限技術獲得的、對外在自然的近似的、模糊的“科學認識”（實質為概然率的猜測而已，卡爾·波普在名著《猜想與反駁》、《客觀知識》等名著中加以論析）根本不同，人類的“歷史認識”是透徹地、有機地認識、把握了自己的生命創造，才是真理性的全面知識。

維柯深刻地指出：“當人向外探索自然事物時，最終都會認識到，實現這一目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未包含在組成事物存在的成分之中，而且這是他自己思想的必然界限，原因在於，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存在於他自身之外。”

維柯一舉把西方哲學自巴門尼德、柏拉圖的傳統——抗拒流變、探究真實本體（實則“木乃伊”情結在作祟，法國電影評論家巴贊妙喻之）這一有關虛幻本體的空想烏托邦傳統，在笛卡爾那里變本加厲為“自然科學確切可靠、歷史人文學科不可靠”的啟蒙-理性主義崇拜、理性-實證主義教條（現當代的學術科研體系依然固執於此），予以“愛因斯坦革命一般”的扭轉：

這個民族世界確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的面貌必須在人類心智本身的變化中找到：如果誰創造了歷史，也就由誰來敘述歷史，這種歷史就是最確切可憑的了。……我們的新科學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創造出民族世界，這一科學（比幾何學）更為真實，因為它涉及人類的事務，比起點線面形來，更真實。……認識與創造是一回事。……以往哲學家們傾全力認識自然界，這個世界既然是上帝創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能認識；同時，他們卻忽視了民族世界的思考，這個世界既然是由人類創造的，那麽人類就能認識它。

維柯博大而深刻地揭開人類文明史（民族世界）的本源與奧秘：首先，從哲學認識論出發，維柯告訴我們，人類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歷史活動及其內在生命，這可變化的東西（歷史）才是可以真確完整認識的東西，因為人類全面參與其中；而固定不變的東西（自然、上帝、神、理念等等）卻是無從予以根本認識的，因為人不能創造（制造）出永恒不變的東西；唯其可變化，人類才能參與其中，猶如《中庸》所謂“參贊化育”；因此，人類的歷史認知、人文認知，比自然科學認識更加確定、可靠，也更加鮮活、親切、詩意，其間跳動著人類生命的溫熱脈搏。

其次，由於歷史是人類締造、構築自身生命的創造性活動，文明史的本真面貌，必在古今一貫的“人類心智”中，才能完整一貫地被辨認出來，其誕生、演化之謎，亦蘊涵在這種思想形態中，而非如近代西方史學主流那樣——揮舞著從自然科學那里借來的“手術刀”，憑著“啟蒙-實證-進步”的僵化標準，對活生生的歷史生命、人性真實，予以破碎化的切割、解剖。

中國近現代拙劣的歷史學家胡適、顧頡剛一度予以武斷批判的所謂“層累地造就的古史”，恰恰說明，在歷史哲學意義上，人類認知的合法性：每一代後來人，對前輩創造的“解讀”都是“層累地造成”，是後代人對前輩人的“創造性的理解”，這一“層累地造成”的“傳統”，正是歷史認識“確切可憑”的根本依據與合法性所在。

後代學者，不能依憑某個虛幻的標準，譬如“進步”或“倒退”，來武斷地評判古人的創造，更不應貿然推翻古人依據“心靈的創造性認知”而“層累地”建構起來的歷史樣貌，進而奢望自己可以“去偽存真”、獲得“層累之外”的免疫性，如此勢必造成對文明傳統與文明認知的極大傷害——近代疑古、辨偽學派的迷誤，即源於此。(原題《世上的一切系列隨筆之九十八——現代十哲之一，維柯反啟蒙獨斷：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見2016年08月09日《中國日報》中文網 / 歡迎關註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23, 2021 at 11:44pm

姜雯《今天我們還需要新科學嗎？》

我們可以大膽地宣稱，維柯的思想涵蓋了當下絕大部分的人文和社科研究領域，每一位從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學者都能從他的思想中汲取養分、獲得啟發。維柯儼然一位現代的柏拉圖。

加姆巴蒂斯達·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在中國學界並不太受關注，對其略知一二的人可能會聽說過他有一本叫做《新科學》的晦澀作品，而維柯長期在中國讀者心中的形象不過只是一個提出循環論的歷史哲學家罷了。在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新科學”似乎理所當然地指的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學技術和成果，那麼書寫於18世紀又詰屈聱牙的哲學作品《新科學》還值得我們花時間去拜讀和研究嗎？

懷才不遇的天才

歷史上總有著許多與所處時代格格不入的天才，他們可能是藝術界的梵高、化學界的阿伏伽德羅，也可能是文學界的卡夫卡，人們總是在巨星隕落之後，才會發現天才曾在空中發出過最閃耀的光，而維柯就是這樣的一位天才。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維柯30歲時就獲得了修辭學教授一職，但是他的思想和著作卻不被同時代的人理解，難怪有學者評價維柯是：“一個偉大天才的傳奇，他在自己時代裏遭遇誤解，既未從同時代人那裏學到什麼，亦未教育過同時代人。”（古斯塔沃·科斯塔：《維柯著作選》中譯本序，陸曉禾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頁）

如今許多著名的維柯研究專家也都認為他的思想超越了其所在的時代[Giorgio Tagliacozzo.“Vico:A Philosopher of the Eigh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Italica, 1 July 1982, Vol.59 (2), p93]。以賽亞·柏林曾經這樣評價維柯：“我們永遠都會面臨一種誘惑，那就是更多更深地去解讀他。”（以賽亞·柏林：《啟蒙的三個批評者》，馬寅卯 鄭想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頁）那麼，維柯到底是怎樣的一位思想家，讓後世學者們對他有如此這般的評價呢？

維柯的思想太精深、太廣闊了，以至於我們無法僅僅用一兩門學科來框定他的學術貢獻，也無法用某種主義或思潮來概括他的思想內核。維柯著作集系列的譯者張小勇這樣說道：“維柯的主要著作《新科學》不僅構成了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部分，同時還跨越了近代思想，甚至當代思想，成為反思和批判現代性的必要工具；在哲學、法學、語文學、歷史學、教育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修辭學、人類學、美學等各種學科領域的研究中，如果離開了《新科學》那就不能說不是一種缺憾，甚至是最嚴重的缺憾；無論是激進主義，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者們，都能從維柯那裏找到所需的資源。在維柯的思想與近現代思想的關聯和文本互讀上已經產生了無數豐碩的成果。從這方面來講，維柯儼然一位現代的柏拉圖。”（張小勇：《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譯者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頁）事實上，我們可以大膽地宣稱，維柯的思想涵蓋了當下絕大部分的人文和社科研究領域，每一位從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學者都能從維柯的思想中汲取養分、獲得啟發。

現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救贖

在自然科學思維邏輯侵蝕社會科學的今天，新科學的勝利似乎顯而易見，然而時代的車輪滾滾，我們當下人文與社會科學遭遇的困境，早已被一群優秀的哲學家們深思過：什麼是科學？什麼是絕對真的東西？科學成為可能的條件又是什麼？

笛卡兒因一句“我思故我在”被世人銘記，他的這句話其實是一種尋找絕對真實的嘗試，在他看來，人不能懷疑自己正在思考這件事情，因為懷疑本身就是一種思考。接著笛卡兒沿著幾何學的邏輯用完美科學的模型來框定一切學科，並以此為榜樣致力於改造知識的每一個分支。但問題是，“那些沒有或不能歸結為清楚明白的觀念和幾何演繹的知識，在笛卡兒眼中必定失去任何價值和意義”（克羅齊：《維柯的哲學》，陶秀璈 王立志譯，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比如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修辭和詩等心靈的產品對於笛卡兒來說就只是幻覺和混亂的觀點而不是知識。笛卡爾曾諷刺歷史學，說即使是最好的歷史學家，他所擁有的關於古羅馬的知識，也不超過西賽羅的一個女傭所擁有的信息（《啟蒙的三個批評者》，第32頁）。在17世紀的歐洲，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占據著主導地位，結合當時科學史的背景來看，16世紀的三個人物和另外三個古代人物深刻地影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和醫學，前三位是哥白尼、安德烈斯·維薩留斯和帕拉塞爾蘇斯，後三位則是阿基米德、蓋侖和托勒密（艾倫·G.狄博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自然》，周雁翎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接受了這一時期思維模式的人會認為，過去的歷史為人們帶上了鐐銬，笛卡爾則沿著文藝復興的新科學道路繼續鞏固和深化了幾何、數學、物理等學科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其暗含的理性科學方法“大大加強了每個問題只有一個普遍、永恒、不可改變的答案這一古老的信念”（以賽亞·柏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馮克利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頁）。但問題是，以數學和幾何學的邏輯為基礎形成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對立格局，未免有失偏頗。

面對來自笛卡爾的完美科學圖景的挑戰，維柯在《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孕育出了真實與創造相互轉化的原則，又在《新科學》中進一步明晰了真理和確定的區別，他根據各種詞的含義和關聯指出：“真實就是創造本身（Verum esse ipsum factum）”（維柯：《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張小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頁）重拾了人類創造力的重要性。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一切與人的思想和行動有關的學科又重新煥發了生機，但這種生機並不來自外在於人的數學邏輯和幾何學模型，因為幾何學本身“在用它的要素構成一種量的世界，或思索那個量的世界時，它就是在為它自己創造出那個量的世界。”（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65頁）

維柯說：“我們能夠證明幾何[真理]，因為我們創造了它們；如果說我們能夠證明物理[真理]，那就是我們曾經創造了它們。”（《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第120頁）確定性與我們的發現成反比，與我們的創造成正比，當人們引入自己創造中的因素越少，我們對其獲得知識的確定性也越小。（姜雯《今天我們還需要新科學嗎？》見 2019年10月18日 中國作家網，來源：文匯報）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21, 2021 at 8:01pm

姜雯《今天我們還需要新科學嗎？》（續）

可以看出，維柯和笛卡爾的知識論是對立的，在笛卡爾那榮登科學寶座的學科，在維柯那是難以用確定性得到證明的。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成了哪種觀點更具有說服力？在科學研究方面，培根曾說：“歷來處理科學的人，不是實驗家，就是教條者。實驗家像螞蟻，只會采集和使用；推理家像蜘蛛，只憑自己的材料來織成絲綱。”（培根：《新工具》，許寶骙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5頁）在他看來，無論哪種研究方式都是單一的、薄弱的，只有把兩種機能，即實驗的和理性的，更緊密、更純粹地結合起來才能做好一份研究。然而實際上人類社會自打自然實驗科學伊始，就一直以笛卡爾式的科學主義掌握著科學世界的話語權，雖然19世紀的最後十年，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開始認識到事實和價值之間存在的根本區別，科學只能用於事實的研究，社會價值問題則只能采用理解的方式。但是事實與價值的分野一方面明晰了不同的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問題，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的侵蝕使現代政治科學研究變得價值遲鈍，也失去了判斷理想是非的標準。直到“現在還有人堅信，只要社會科學和心理學能夠趕上物理學和化學，這個困境就會消失。這種信念毫無道理，因為無論多麼完善的社會科學和心理學，作為科學，只能造成人類力量的更進一步增強；它們能使人對人的操控比過去更好；但在如何對人或非人的生物使用自己的力量這一問題上，它們能教給人的東西就像物理學和化學一 樣 少。”（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7）

雖然現代社會科學關於“是（is）”的研究，在增強人類力量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很多人再也分辨不出正確地或愚蠢地使用權力。當下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正在面臨各種各樣研究路徑的挑戰和選擇，越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越不能放棄哲學與人文的研究，更不能用科學主義的方式埋葬這一偉大的傳統。

《新科學》：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思力量

今天的我們不僅需要“新科學”，更需要《新科學》，“新科學”給了人類世界前進的不竭動力，而《新科學》則讓人們不斷反思我們前進的方向是否正確。在現代性的語境下，人類在歷史中創造自己的本性，真理在不同的文化環境和語言環境中會發生變化，大量的現代思想家們教導我們說，人不受任何自然等級的約束，對人來說，唯一合法的權威，就是通過他自己的理性賦予自己的權威。但是，“自從他們教導人們去懷疑一切權威，特別是宗教權威，他們就使得他們的現代社會永遠處於脆弱的境地”（馬克·里拉：《維柯：反現代的創生》，張小勇譯，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頁）。可以認為，這個時代的地球人是物質上被武裝得最好的人，也是精神上最卑微、最貧瘠的人。早在三百多年前的維柯已經意識到現代理性主義自身就包含這種導向人們精神虛無的致命力量，因此人需要從理性中解放出來，而不是通過理性來達至解放。面對懷疑論者的“在政治領域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正義標準”時，維柯批判的路徑是證明單個的人的德性如何擴展到社會領域。“現代人相信，錯誤都是可以而且必須通過分析加以拒絕的，而維柯卻相信，某些錯誤是有用的，應該加以保留，既然上帝間接地使用它們來發展人的能力。在現代人拒絕信任一切未經理性證明其正當性的秩序和權威的地方，維柯卻在其中看到了仁慈的天父的手。”（《維柯：反現代的創生》，第4頁）

目前雖然也有一些學者意識到了維柯思想的天才屬性，但是捕捉維柯的智慧火花並不容易，沃格林曾說，“讀者當然希望在維柯的著作中找到明確、論述詳盡的觀點，但是他們一定會失望。”（沃格林：《革命與新科學》，謝華育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頁）這就意味著，我們在把握維柯思想時注定是困難的。沃恩提醒我們：“我們絕不能忘記維柯是一位修辭學教授，因此他深諳隱微寫作的技巧。”（Frederick Vaugha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2. pXI）這又意味著，理解維柯思想的任務是艱巨的。幸運的是，我們不僅有了再版的根據拉丁文原文翻譯的《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和《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還可期待根據意大利原文翻譯的《新科學》，而在此之前中文世界對《新科學》的了解大多來自朱光潛先生於1986年根據英譯本翻譯的版本，此真乃中文維柯研究的一大幸事。希望每一位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能閱讀一下這位天才的作品，並從其思想中獲得無限的學術力量。（姜雯《今天我們還需要新科學嗎？》見 2019年10月18日 中國作家網，來源：文匯報 /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20, 2021 at 10:59pm

朱德發《​當代文學批評應強化詩性維度》（續上）

但是，當前有些文學批評從文學作品所抽繹出的政治意識，卻往往是乾巴巴的理性闡釋，或是政治概念的說教，或是對某種政治學說的牽強附會的印證，或對某些政治主張的任意發揮，貌似強化了作品的政治意識剖析，實際上閹割了文學作品的詩性。即使從倫理、道德、宗教、哲學等維度來批評文學作品的思想性，不論從文本中發掘的倫理意識、道德意識或宗教意識、哲學意識等，也都是詩性的倫理意識、道德意識、宗教意識和哲學意識；如果發掘出的這些思想意識缺乏詩性或審美性，那文學作品就算不上優秀之作，更不能進入經典之列，只能作為概念化、理念化的文學劣質品來對待。

近來文壇湧現出不少宣揚儒家文化意識的忠、孝、節、義主題的文學作品，尤其演繹“孝”的作品屢見不鮮，甚至胡編亂造一些故事來敘述或表達儒家孝道的神聖與崇高，更有甚者將當年魯迅批評的《二十四孝圖》，或重編成故事或重繪成圖畫或重編成文藝節目，任性地弘揚孝道精神。


若是對儒家孝道思想能進行現代性的轉換，而作出新的理解和新的闡釋，創作主體通過深入現實生活對“孝道”又有新的體驗或獨特的認知；並能將自己的新體驗新認知轉化為審美意識，以相宜的審美形式表現出來，那這樣的“孝道”意識就詩意化了，具有了審美思想價值。文學批評者要是能從儒學維度來解讀這樣的文學作品，既能產生審美的對位效應，又可能對其蘊含的“孝道”意識給出詩性評價。

現在有些弘揚儒學思想的文學作品為什麽缺乏強烈的社會效應，除了沒有把儒家思想進行“推陳出新”外，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沒有把文學作品表現的忠孝節義等儒學理念，升華為審美意識而物化為審美文本，僅僅把文學作品當成弘揚儒學思想的傳聲筒，當成宣揚儒家孝道的教科書；加之文學批評者勿視文學作品的審美性而一味地挖掘其儒家思想內涵，借以過度地宣揚儒家忠孝節義思想，越發使這些旨在表現儒學傳統的文學作品使人聽之生厭、讀之無味，也越發說明對這樣的文學作品的文學批評務必強化詩性維度。

 

如果說讀者是判斷文學作品優劣的上帝這句話含有一定的真理性，那麽文學批評者更要尊重讀者的審美期待。為了論述文學批評務必強化詩性維度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筆者擬從讀者的角度展開三個層次的考察與闡述。當然，文學批評者對文學作品進行批評是自由的，可以不考慮讀者的要求和期待；但是大多數文學批評主體都具有社會良知和社會責任感，他們開展文學批評不可能不關注讀者的審美期待和要求，即使那些自我欣賞的批評也在無意中顧及到與其相似讀者的審美口味。作為文學批評析者，面對文學作品選擇何種角度從幾個層次采取什麽方式展開評析，是極其多樣化的，就是批評的認知見解或審美判斷也是見仁見智。

故而，誰若強制文學批評者都吹同樣的號都唱同樣的調，那無疑是窒息或壓抑或扼殺文學批評。而且作為讀者是多層次的，不同層次的讀者對文學批評的期待也是千差萬別的，故而對文學批評的要求絕不會“輿論一律”，更不會趨同劃一。因此這裏所說從讀者的角度展開三個層次的考析，只是就讀者對文學作品閱讀大致所形成的三個邏輯順序而言的：先通曉文學作品寫的是什麽，表現了什麽；再了解文學作品是怎樣寫的，是如何表現的；後明確文學作品寫得怎樣，審美效果如何。


通過這三個相互聯系的邏輯層次探究，進一步說明文學批評者無論對哪個層次的評述都不能忽略詩性維度，只能強化它，不能削弱它；惟有強化詩性維度的文學批評才是地道的文學批評，而不是冒牌的文學批評或社會批評、思想批評或政治批評。盡管後四者所謂的非詩性批評都與文學批評有關；然而由於它們缺乏詩性維度，畢竟不是名副其實的真正的文學批評。若巡視一下當下報刊雜誌上的“文學批評”，有不少是冒牌貨，不是貨真價實的文學批評，就因為它們忽略或缺少了詩性的批評維度。

就第一個層次來說，讀者接觸或一種類型的文學作品，首先要讀懂它寫的是什麽，敘事文學講的是什麽故事，詩歌抒寫的是什麽感情；透過某個故事或通過抒情欲表現或折射出何種思想意識，而這種思想意識是否具有真理性，所產生的是正能量還是負效應。


這些疑問或困惑，不少讀者通過潛心閱讀和切實感受、認真思索，是可以破疑解惑的，能夠弄懂的；但也必須承認有相當的讀者對作者講的故事或抒發的情感處於似懂非懂狀態，特別是對那些具有多義主題或復調結構的長篇小說或多幕戲劇文學或連續劇影視文學，甭說一般讀者難以把握它們的情節線索或故事脈絡，不易觸摸它們蘊含的多層次多維度的思想意識，即使那些學者型的讀者，也不是輕而易舉地閱讀一遍或兩遍，就能讀懂讀透它們所敘述的這種故事或那種故事，及其各種敘事所蘊含的複雜而深刻的思想意識，更不容易讀懂的是它們敘述故事背後蘊藏的思想意識是否轉化為審美意識而達到了詩化程度。（下續）（朱德發《​當代文學批評應強化詩性維度》2016年08月22日《當代作家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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