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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9, 2021 at 9:29pm

城市傳記寫作：把城市當人寫, 靠譜嗎？

“近幾年來，有關某一地域、某一城市的文化著作漸漸多了起來，風格與敘述也呈多樣化態勢，對我這樣長期習慣了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閱讀的人來說，是一種放鬆式的興趣閱讀和文化熏陶。聶還貴的《中國，有一座古都叫大同》就是這樣的一本著作。”1月19日，在這部作品的研討會上，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如是說。

研討會由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中國作協創研部、中華書局、中國作家雜誌社聯合主辦。與會者以這部作品為例，探討了城市傳記寫作的基本規則，並就應該注意的問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

切忌“眉毛鬍子一把抓”，要“挖一口深井”

“一座城市，應當有一部屬於自己的傳記。一座歷史文化積蘊深厚的城市，有可能成為其所屬民族與國家的一鏡鑒照。（紀伯倫：假如一棵樹來寫自傳，那也會像一個民族的歷史。）”在《中國，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以下簡稱「《大同》」）的自序中，聶還貴這般寫道。

但是，“歷史文化積蘊深厚”的城市，在當代的發展肯定也是“日新月異”，作者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平均用力，還是“薄古厚今”？或者反之，“厚古薄今”是否可取？

《文藝報》總編輯閻晶明認為，這是一部文如其名的書，作者所寫的是作為古都的大同，“在三十多萬字的敘述中，始終抓住古大同的主題，並沒有在其中加入太多現當代大同歷史的內容。應該說，這種集中主題的做法是本書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李朝全表示，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一批為城市立傳，書寫城市的前世今生的作品。但聶還貴的可貴之處、也是其作品區別於他人之處，在於他筆下的大同較少觸及當下的或當代的城市發展史，而主要專注於歷史之大同、大同之歷史。作者通過深入解讀大同的歷史，書寫大同古都的經濟業態、生活方式、文化脈搏與社會氣象，剖析大同的人文、宗教、民族、風俗、人居、環境等歷史內涵，全景式地展現了一座城市的生機與脈動，生命與風采。

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同》與當下就是絕緣的。人民日報文藝部原副主任王必勝認為，讀《大同》，可以看到一個立體的古都、一個融入了現代華夏文化洪流中的古都，可以體會到一個曾經擁有輝煌歷史的大同對於當下文化的意義，“作者把城市當人來寫”。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建軍認為，這部作品打通古今，貫通中西，從大同出發，又不僅僅局限於大同，而是關注文化的靈魂，關注人類普遍性的問題，對歷史和文化有著深刻的洞察。（下續）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9, 2021 at 11:59am

有水泥、有磚頭，更要有青藤、樹木和花草

誰是城市最理想的書寫者？

（續上）閻晶明分析道，文人各有抱負，有的天生想走出去，胸懷天下；有的執著於一處，把一個小小的世界翻遍；有的永遠只說家鄉，既是家鄉的研究者、歌頌者、也是家鄉的文化守護者和辯護者。閻晶明認為，這樣的寫作者擁有“鄉賢情結”。

聶還貴是大同人，擔任大同市文聯主席，一直把大同作為自己的寫作對象。“他像一個詩人一樣，忍不住抒發自己的豪情，書中多處引用和自創詩歌，以點燃熱愛之情；他像一個散文家一樣，不可遏制地敘述大同歷史的亮點，大同文化的閃光處；也像一個演說家一樣，論述大同的驕傲及其在中國歷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閻晶明如此評價聶還貴的這部作品。

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梁鴻鷹認為，從氣象上看，《大同》的詩性或詩意，與其說來自作家的博學，不如說是來自作家對時代、對故土、對人、對事業的熱愛，正是厚實的積累、對生命的深刻理解，以及澎湃的熱情，才使他筆下的文字產生了迤邐的神采。“冬天乘以雪，等於美麗；乘以風，就被空茫和寂寥覆蓋。”同樣的道理，寫史的文字乘以詩性，等於美麗，如果乘以平鋪直敘，則一定顯得空茫和乏味。

“現在有不少的文學作品，就像某個地方的環境，只有水泥、磚頭，沒有青藤、樹木和花草。也就是說，沒有文采。”中國作協創研部原主任胡平認為，城市傳記寫作，要有情感的投入，要追求文采飛揚。

“不虛美，不隱惡”

但是，由“鄉賢”來操刀自己所在城市的傳記，情感的投入是個優勢，但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往往適得其反。太了解了，太投入了，在一些具體內容上有可能迷失方向。

王必勝坦言，《大同》的部分闡述存在直觀、繁冗，甚至散漫不羈、隨意而為的特點，有些論述不盡簡潔得當，多旁逸枝蔓之嫌。

雷達則認為，《大同》出現了信息量過於密集的情況，有一些與大同距離過於遙遠的信息也細密地出現，雖然是旁征博引，但不無堆積之感。

在《大同》裏，作者這般論述《紅樓夢》與大同之間的關系：“……曹雪芹取『焦大』之名，暗含『交大同好運』之意，並索性將大同敬稱為『榆蔭堂』。而大同方言，『炮燥』、『將就』、『營生』、『那廂』、『滾水』……在《紅樓夢》裏撒落如珠。乃至賈母之婢『襲人』的名字，也仿佛取自大同方言。『這姑娘生得真襲人』，此乃大同人誇贊女孩的慣常用語。”李建軍說，這樣的寫法與態度，值得商榷。

看來，為城市立傳，要把城市當人來寫，秉持客觀的態度。“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代史學家班固對司馬遷《史記》的點評，同樣也值得城市傳記寫作者借鑒。（摘編自2014年9月23日《廣州日報》，原題為《知道得太多》，記者 王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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