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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7, 2021 at 10:12am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7, 2021 at 10:08am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0, 2021 at 11:35pm

                                                                                                       （陳明發攝于柬埔寨）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3, 2021 at 11:09pm

（中國）陶東風教授《關於鄧麗君新啟蒙主義》

關於精英文化、精英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的關係，也要進行歷史分析，回到歷史現場。它們並不總是對立的，也不存在普遍的、不變的固定關係。比如，在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期，精英知識分子和大眾文化、與鄧麗君的流行歌曲，在政治傾向和精神價值上無疑是極為一致的，都屬於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而且結成了聯盟。它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告別階級鬥爭和單一革命政治文化，在塑造新型主體性和新型公共領域。

那個時代的大眾文化通過自己的方式呼應、配合和推動了當時精英知識分子主導的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相當多的文章都看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麗君流行歌曲對民間大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巨大影響，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關於鄧麗君與那個時期的精英知識界（主要由中老年專業知識分子構成）關係的文章很少。如果有，突出的似乎也是他們之間的對立。特別是由於當時主流音樂界對鄧麗君的激烈批判，可能會導致一種誤解，似乎那時的精英知識界普遍排斥鄧麗君。實際情況恐怕不是這樣。

李澤厚無疑是當時精英知識分子的代表，他曾在一次對話中明確表示支持大眾文化，認為它雖然不直接對抗什麽，但卻通過自己的方式拓展了文化空間，解構了一些東西。[9]這個看法應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精英知識界開明人士的態度。

當然，目前能夠找到的精英知識界明確、直接支持鄧麗君和流行歌曲的相關文章或言論的確不多（這和當時的政治形勢緊密相關），但後來的“追認”卻不少。比如有回憶文章稱，七月派詩人彭燕郊聽了鄧麗君的《你怎麽說》後說：“詩人就要有顆世俗的心，任何時候（都）要發乎真心。”[10]

他還在一個采訪中坦承，自己（當年和現在都）“非常喜歡鄧麗君”，認為她是“一百年才會出一個的人”。[11]介乎啟蒙知識分子和文化幹部之間的人喜歡鄧麗君的，也不在少數（但在當時環境下往往不便直說）。有文章稱，原文化部部長劉忠德2006年在接受采訪時直言喜歡鄧麗君的歌，並認為鄧麗君沒能來大陸演出是自己當文化部部長時的遺憾之一。[12]

給予鄧麗君相當多同情關注的是王蒙。王蒙本人曾在自傳中談及1979年春初次聆聽《千言萬語》的感受。當時他剛剛從北京“平反”歸來，而鄧氏歌曲已經在遙遠的新疆文聯四處流傳。“我聽了兩次，覺得不錯，調調記了個八九不離十。但我只是莞爾一笑，沒有說一句鄧麗君歌曲的好話，說明其時我對意識形態問題，仍抱有極其警惕與慎重的態度。從此我知道了個詞叫‘愛的寂寞’，這個詞是否通順，是否無病呻吟，我一直抱著疑問，但它帶來了另類的感受，另類的信息。”[13]這種既喜歡又出於對意識形態的警惕不便明說的微妙心態，在當時應該說是非常典型的。

由於鄧麗君和啟蒙的這種關係，也有人直接把她的流行歌曲理解為“歌聲啟蒙”。鄧麗君以自己的方式，對一代人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這不僅是審美意義上的啟蒙，也是情感和人性意義上的啟蒙，是通過歌聲進行的啟蒙（文化啟蒙、人性啟蒙），而不僅僅是聲音領域的啟蒙。

[9]參見李澤厚、王德勝《文化分層、文化重建及後現代問題的對話》，《學術月刊》1994年第11期。

[10]見劉羊《小小的幸福》，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55頁。

[11]見袁復生對彭燕郊的訪談《搞文學又不是搞超級女聲》，袁復生：《一個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長史》，成都：天地出版社，2016年，第106頁。

[12]參見李軍《她的歌聲溫暖了八十年代》，《南方都市報》2008年11月5日。

[13]王蒙：《王蒙自傳》（第二部），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34頁。


陶東風 杜安：回到發生現場與本土文化研究的超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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