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anuary 29, 2024 at 12:33am

According to Xu,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China was a trade force and not a colonising force, and so more large cities should mirror Shenzhen. Following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Asian Strategy & Leadership Institute (ASLI) Malaysia, Mirzan Mahathir, commented that China’s approach was a project to ‘Prosper the Neighbour’. He stated tha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is aspiration, the plan must be understood by all of China’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so that they too may share the same aspirations.” He also added that from the business point of view,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must reap direct benefits through steps such as creating more work opportunities and reducing trade restric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viability of global free trade (Utusan Malaysia 2015).

Thailand’s former Prime Minister Dr. Bhokin Bhalakula on the other hand, suggested that this plan be included in discussions among ASE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create a sense of trust that could promote solidarity amongst member countries. He stated that only by doing so can China and ASEAN work on their own Free Trade Agreements framework as the plan involved a huge investment in order to develop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 financial coopera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maritime collaboration (Utusan Malaysia 2015).

CONCLUSION

Malaysia’s history of friendship with China goes a long way back and was first founded over 600 years ago during the time of the Malacca Sultanate. The Sino-Malaysian cultural exchange was developed out of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on the route between these two ancient civilisations. It was during that time that the sultanate forged strong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eventually turned to China for protection against the kingdom of Siam and Majapahit. Hence, the diplomatic relation form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I in 1974 was in fact a continuation of the long standing relationship from hundreds of years before. This friendship was forged upon solidarity,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rom the highest of ranks down to the everyday folks. Tun Abdul Razak’s initiative to reestabl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 then continued by subsequent Prime Ministers as a result of its success and benefits to Malaysia. Various issues and agreements in various sectors were formed in order to boost both countries’ economic growth. It is the hope of both countries that the ties that bind Malaysia and China will remain steadfast in the years to come and that many new collaborations will be formed for the economic wellbeing and prosperity of both countries. Perhaps the tragedy of MH370 will become a lesson that could increas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in the aviation, safety, and deep sea rescue sector.

（Ku Boon Dar, 2016,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Bond towards Strengthening Sino-Malaysian Friend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alay World and Civilisation [Iman] 4[3], 2016: 87 – 96 [http://dx.doi.org/10.17576/IMAN-2016-0403-09])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ugust 28, 2023 at 10:23am

離散政治

離散政治或稱僑民政治，研究跨國種族離散（或稱流移）中的政治行為、離散者們跟他們的故鄉和所在國的關係、以及他們在種族衝突中的顯著角色。[1] 離散政治是離散學（diaspora studies）的一部份。

要明白離散者的政治，必先要明白歷史背景及其附帶事件 [2]: 離散者是一個跨國群體，基於他們的共同身份而把自己定義為一個獨特的族群。離散是從故鄉或「祖國」僑居他處而生。在現代，這種移居可能有歷史文獻記載，而離散者們可能跟某片土地有關係。某片土地是否是某族群的祖國或家鄉是一個政治問題。該次遷移發生的時間愈久遠，證據就愈少：以羅姆人為例，他們的祖國、遷移、以及遷移路線都仍未能確定。去宣示一片土地為祖國必定會有政治涵意，而且經常帶來爭議。

因為那個地方和他們的種族以及文化的關係，對自己身份有所認知的離散者很看重他們的故鄉 － 特別當那是失土或佔領區時。有幾個離散者群因此發起種族民族主義運動，亦時常以成功建立主權國為家作終結。但即使建立了「祖國」，全數離散者回歸故鄉卻很少有，而沒有回鄉的離散者通常對故鄉，以及當地其他種族的居民保有重要的情感。

學者現在認為種族離散群體是國際系統裏「無法避免」和「在地」的特徵，Yossi Shain和Tamara Cofman Wittes提出的原因是 [1]：

在離散者所居住的每一個國家中，他們都可以在當地組織起來以加強他們的政治影響力。

離散者可以為了他們所關心的問題而對其祖國當地的政治圈施加強大壓力。

一個離散者跨國群體可以直接跟某第三國及國際組織接觸, 繞過祖國以及所在地政府。

離散者因此被視為跨國政治實體，「為同胞奔走」，而且有能力獨立於任何國家行事，不論是祖國或所在地政府。

1 Shain, Yossi & Tamara Cofman Wittes. Peace as a Three-Level Game: The Role of Diasporas i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Ambrosio, Thomas. 2002. "Ethnic identity group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aeger Publishers. ISBN 0275975339

2 Ambrosio, Thomas. 2002. "Ethnic identity group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aeger Publishers. ISBN 0275975339

（原載：维基百科）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27, 2023 at 11:18am

分而治之的把戏

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清真寺，建于1729年；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早在1115年建成。

西方新殖民主义者偏偏一再利用

伊斯兰议题恐吓华人

阻碍华巫联袂一起促进

一带一路商机与文化交流

不外还是分而治之的把戏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25, 2023 at 12:10pm

愛墾評註：穆斯林東南亞的華教意義

......在東南亞國家中，泰國華人與當地民族通婚的比率最高，不同民族間的文化融合程度最深①，泰國華人的中華民族認同是在民族同化過程中得以實現的。進而言之，泰國政府長期以來通過關閉華校、鼓勵泰華聯姻的方式對華人進行同化，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泰人擁有華人血統，這種被壓抑的中華民族認同感待機而發，並將呈現其獨特的文化新質。近年來泰國華文教育的空前盛況便是明証，擁有35家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絶大多數有條件的泰國學校均已開設華文課程，這與其説是華文的商業實用價值所致，還不如説是源於一種基於文化認同的集體無意識。中華文化與泰國當地文化交融過程中所體現的“文化新質”，需要進一步研究。大小乘佛教與儒家文化、關公信仰、中華禮俗之高度融合所産生的新的文化形態已構成泰國華人社會的共同精神根基，成爲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生成的支脈，泰國華人新文化無疑是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及現代化變遷的重要一環。

如泰國的“華僧宗”就是一種誕生於泰國本土的華人宗教信仰，具有華人新文化的特質。清末南粵禪僧續行和尚赴暹羅傳播大乘教法，營建寺廟，侍奉觀音，吸引當地信衆，在此基礎上形成“華僧宗”，並得到泰國王室的禮敬，“華僧宗”後來又奉神醫華佗爲菩薩，構建了集宗教和慈善爲一體的宗教體系，成爲泰國華人和當地社會的共同信仰。正如學者所言：“‘華僧宗’在適應泰國環境時，對泰國華人文化的‘本土化’必然會産生積極作用，從而促進當地華人逐漸融入於居住國社會。正因爲中泰兩個民族佛教文化形態的相似性，使泰人能以更親近的態度對待華人，而華人因爲相近的文化氛圍能很順利地融合到泰族社會中去。”②泰國的“華僧宗”是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與發展的典型，對於構建華人新文化具有啟示意義。

與泰國不同的是，華僑在處於伊斯蘭世界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遭受到較大的文化排斥。英國、荷蘭殖民者長期的民族分化政策，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教文化之間異質性特徵的擴大，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華人在融入當地社會過程中出現了劇烈的對峙和衝突。儘管早期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已有爲數衆多的土生華人，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影響也在一定程度緩解了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之間的矛盾，但隨着這兩個伊斯蘭教民族國家的興起，加上20世紀政治、種族因素的衝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華人一方面肇啟了從適應當地文化、逐漸本土化乃至與異族融合的歷程，另一方面則更顯明地體現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堅守。（下續）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22, 2023 at 9:02am

（續上）迄今爲止，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華人信仰伊斯蘭教的比例不高，也較少進入當地的伊斯蘭教學校。1965年印度尼西亞華校全面禁閉後，許多華人家庭寧可改變傳統的佛教或道教信仰而轉信基督教，以使子女進入教會學校讀書，也不願讓他們到伊斯蘭教學校就讀，這無疑彰顯了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之間內在的緊張衝突關係；馬來西亞華人則以數十所獨立中學爲陣地，與強勢的當地伊斯蘭文化教育分庭抗禮。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華人不存在與異族文化融合的事實。早在18世紀，許多印度尼西亞華僑加入了伊斯蘭教，與當地人通婚，並形成了土生華人社會；20世紀20～30年代土生華人創立了中華會和中華黨，主張認同印度尼西亞，推廣荷蘭語和印度尼西亞語；50年代有些華校（如雅加達八華學校）也主動提出“面向印度尼西亞”，鼓勵通過教育融入印度尼西亞；60年代少數印度尼西亞土生華人發表了《同化簡章》，主動要求自然同化。這些都屬於正常的民族融合歷史現象，問題是，在60年代華人文化融入印度尼西亞社會過程中，蘇哈托當局採取歧視和排斥華人並對華人強制同化的措施，導致了族際之間的矛盾加劇，也阻礙了中華文化與印度尼西亞文化、伊斯蘭文化的真正和解、融合及昇華。整體而言，根據約翰·貝利的文化適應理論，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華人處於同化（assimilation）、分離（separation）、融合（integration）和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等四種類型的糾結交錯狀態中，其文化適應尚有待時日。然而，近十多年來印度尼西亞華文教育發展迅速，三語學校紛然並起，華裔新生代與友族學生同窗共讀，文化融合的趨勢愈加明顯。中華文化與印度尼西亞文化、伊斯蘭文化之間的歷史性張力或許長久存在，這種衝突、碰撞、交融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印度尼西亞華人文化也具有“文化新質”的特徵，同樣構成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另一支脈，正如學者所言：

文化熏陶，培養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以及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感情。華僑華人在歐美地區經歷了基督教、天主教與中華文明激烈衝突的歷史進程，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個人主義價值觀與中華文化之間産生了碰撞、對話與交融，華人新生代在所在國既接受完整的西方文化教育，又在華社、家庭和“華文週末學校”浸染中華文化，他們將暢遊於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在歷史悠久的歐美華僑文化的基礎上，鍛造出超越性的新型華人文化，爲中華文化現代化提供最富有生機的思想資源。

二戰以後至20世紀末的30多年間，世界各地的華文教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種族及語言文化的交織和衝突，處於諸種文化大激盪大融合的劇烈變遷。隨着中國的崛起，進入21世紀的世界華文教育迎來了嶄新的歷史性機遇，它將伴隨着國運昌盛而突飛猛進，也將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發揮重要作用。有學者認爲，“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無疑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內容。如果説中國發展模式在未來人類文明繼承中將形成創新價值，那麼，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性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並且幾乎可以肯定地預言：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即隨着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市場經濟成果和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社會目標整合的成功，中華傳統文化將藉此實現一次鳳凰烈火中再生，而中華民族將因此獲得偉大的復興”①。儘管這是針對國內而言的，但中華傳統文化的浴火重生也必將給海外華僑華人帶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激發他們弘揚中華文化、實現民族復興的強大精神。（下續）（胡培安&陳旋波，2018，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傳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ISBN：978-7-5201-1268-0）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9, 2023 at 9:27pm

（續上）印度尼西亞華人文化是中華文化與在印度尼西亞的異族文化之“混合體文化”或“化合體文化”的不斷“當地化”與堅持“中華化”之産物與過程，而不斷“當地化”與堅持“中華化”又是印度尼西亞華人文化孳生繁衍的機制。印度尼西亞華人文化隻要還是印度尼西亞華人的文化，它必定處在既不斷“當地化”又堅持“中華化”的對立統一過程與機制中並變動不居。

這種變動不居，正是印度尼西亞華人文化充滿活力與生機之所在，正是印度尼西亞華人文化與生俱來就是中華文化與在印度尼西亞的異族文化進行對話、相互交流的重要中介，因此，是炎黃子孫和印度尼西亞各民族（部族）的共同財富，是增進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友好關係的重要資源，是中國善鄰睦鄰友鄰、建構和諧亞洲和世界的重要資源，歸根結底，是21世紀的中國和平崛起的寶貴資源①。

國內已有學者注意到中國伊斯蘭文化對於中華文化現代化的資源創新問題。如果將伊斯蘭文化視野擴大到海外華人社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華人與伊斯蘭世界之間長期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中所形成的經驗和觀念價值無疑能爲中華文化現代化提供豐富深厚而更有世界意義的伊斯蘭文化資源。

歐美地區華文教育能爲中華文化現代化貢獻出的思想文化資源也十分豐富。如前所述，西學東漸以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劇烈衝突與碰撞，肇啟了中國的近代思想啟蒙、民主共和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戮力支援抗戰救亡，華文教育功莫大焉。與老一代華僑華人相比，歐美華裔群體的文化價值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據調查，美國華裔宗教信仰以基督教爲主，其次是佛教，再次是道教、儒教及其他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總體上呈現了多樣性特點。

二戰以後至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歐美地區華文教育積極融入西方文化，同時堅持中華文化傳承，培養了華裔新生代的文化認同意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向歐美地區的移民大潮改變了世界華文教育的版圖，面向新移民的華文教育呈現了蓬勃生機，歐美華校一方面加強對華僑華人青少年融入當地社會的教育培訓，另一方面極爲重視中文教學和中華文化熏陶，培養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以及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感情。華僑華人在歐美地區經歷了基督教、天主教與中華文明激烈衝突的歷史進程，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個人主義價值觀與中華文化之間產生了碰撞、對話與交融，華人新生代在所在國既接受完整的西方文化教育，又在華社、家庭和「華文週末學校」浸染中華文化，他們將暢遊於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在歷史悠久的歐美華僑文化的基礎上，鍛造出超越性的新型華人文化，為中華文化現代化提供最富有生機的思想資源。（下續）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8, 2023 at 5:01pm

二戰以後至20世紀末的30多年間，世界各地的華文教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種族及語言文化的交織和衝突，處於諸種文化大激蕩大融合的劇烈變遷。隨著中國的崛起，進入21世紀的世界華文教育迎來了嶄新的歷史性機遇，它將伴隨著國運昌盛而突飛猛進，也將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發揮重要作用。

有學者認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無疑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內容。如果說中國發展模式在未來人類文明繼承中將形成創新價值，那麽，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性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並且幾乎可以肯定地預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即隨著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市場經濟成果和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社會目標整合的成功，中華傳統文化將借此實現一次鳳凰烈火中再生，而中華民族將因此獲得偉大的復興」①。

盡管這是針對國內而言的，但中華傳統文化的浴火重生也必將給海外華僑華人帶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激發他們弘揚中華文化、實現民族復興的強大精神。（第七章·舊邦新命：海外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現代化）

胡培安&陳旋波（2018）《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傳承》

簡介：海外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傳承的關係是一個重大課題。本書立足於海外華文教育自身理論建設和海外華文教育實踐的需要，運用教育學、歷史學、語言學和文化學等學科理論，並結合實証分析的方法，對海外華文教育諸環節過程與中華文化傳承之間的內在聯系與運行機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揭示不同時空下中華文化傳承的形態和發展趨向。在學科知識建構層面，厘清華文教育的性質、內容、功能與目標，探賾中華文化的學理內涵和基本精神，初步確立了中華文化傳承框架下的華文教育學基礎。

在理論層面，概括華文教育中華文化傳承實踐的內在規律，凸顯華文教育的中華性、文化性和教化性，提煉華文教師培育、華文教育組織機構建設、華語教學和體驗性培訓等領域的理論問題，爲華文教育的文化傳承提供理論藉鑒。在華文教育史及華文教育思想層面，梳理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之間的歷史脈絡，着重分析不同時空背景下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傳承之間的邏輯與歷史關係，揭示把握華文教育之中華文化傳承的現代性、當下性與創新性。

在實踐操作層面，探討華文教育傳承中華文化的方法和途徑，深入剖析華文教育組織機構、教師、教材、學生在文化傳承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和作用，總結華文教育中華文化傳承實踐的歷史經驗。本書同時結合漢語國際傳播與華文教育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問題，提出了一些可資決策層參考的建議。（胡培安&陳旋波，2018，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傳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ISBN：978-7-5201-1268-0）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December 22, 2022 at 6:31pm

滿者伯夷

（爪哇語：Madjapahit；馬來語：Majapahit）是13世紀時東爪哇的一個印度教王國，位於今日泗水的西南，《元史》稱為麻喏巴歇，《明史》稱為滿者伯夷。從1293年至1500年、婆羅洲、蘇門答臘和巴厘島。於西元1350年至1389年期間，國王哈亞·烏魯克（Hayam Wuruk）和首相加查·馬達在位時期勢力達於巔峰，其領土範圍甚至遠至泰國南部、菲律賓、東帝汶。


三佛齊

（阿拉伯語：سريفيجايا，爪哇語：ꦯꦿꦶꦮꦶꦗꦪ，?－1397年），中國古籍又稱室利佛逝（梵語：श्रीविजय Sri Vijaya）、佛逝、舊港，在阿拉伯文獻則稱為社婆格或室利佛哲（首都：勃林邦、詹卑），是公元7世紀中葉在蘇門答臘島代替干陀利國的古國，683年以梵文撰寫的格度干武吉碑，是最早的室利佛逝本國記載。室利佛逝無文字，大量出土的碑文皆以梵文撰寫。鼎盛時期，其勢力範圍包括馬來半島和巽他群島的大部分地區。


干陀利，陀一作陁，又作干陁利、近陁利、斤陀利、干陀利。或誤作于陁利、于陀利。「千」、「于」、「斤」字均應為干之訛。

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他的風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干陀利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的巨港一帶，為該地梵名Kandari的譯音。一說在馬來半島，或認為是吉打的泰米爾文Kadaram的譯音，或認為指霹靂州的金丹，一說即三佛齊的古稱。

於古代東西海上航線上，約公元5世紀中葉至6世紀中葉，就和中國有交通、貿易關系,直到隋朝，由於隋文帝限制奢侈品貿易。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八月，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南梁天監元年（502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遣使朝貢，其子vijayavarman也在公元519年五月遣使。(维基百科)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December 21, 2022 at 12:24pm

婆羅洲·早期華人接觸

約414年（晉安帝隆安十四年），中國僧侶法顯由印度求得佛法，回歸中國途中經過南洋，曾有一提及耶婆提（Yavadvipa），根據史家的意見，認為此地是現今的婆羅洲。

和中國最早的通航紀錄是出現在《梁書》裡，520年（梁武帝普通元年），在中國古籍中，當時被稱為渤泥、婆利、或婆羅，後來演變成婆羅乃（Brunei），也就是現在通用的汶萊一名。

在梁、隋、唐三朝裡，婆利都有遣送信使向中國朝貢方物，直至宋代這種接觸繼續保持，到了明朝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官方航海便在此時開始，最著名的要算是鄭和下西洋，據記載曾兩次經過渤泥。

約1375年（明洪武8年），14、15世紀時華人曾在沙巴的京那峇當岸河（Sungai Kinabatangan）居住，有一明朝使者黃森屏傳說還做過沿岸地區的統治者-拉惹（Rajah）。

約1772年（清朝乾隆37年），華人活動逐漸轉移到島西部，主要集中在一些金礦開採地區，如坤甸（Pontinak）和三發（Sambas），近百名客家人抵達坤甸，可說是開發此地的先驅者。

1777年華人羅芳伯在婆羅洲上（今加里曼丹西部）成立了世界第一個由華人所創立的「共和國」－「蘭芳共和國」。國家元首稱「大總制」。

1820年（清道光元年），估計約有三萬六千名華人居住在此礦區內。1823年（清道光四年）已達十五萬人之多。

在荷蘭殖民勢力進入自印尼蘇門達臘北移至南婆羅洲之後，他們對華人在金礦區的利益不滿，並使用權力限制華人移民和貿易，爾後逐漸減少，不少礦工也被迫遷徙至砂拉越。（ https://zh.wikipedia.org ）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0, 2022 at 1:32am

研究西加里曼丹蘭芳共和國参考書目

〈不應消失的記憶——蘭芳共和國〉

〈華人曾建立蘭芳共和國：共建國 110 年〉

〈蘭芳共和國：華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個國家〉

〈鮮為人知的華人小國：蘭芳共和國〉

孔永松，2005，〈論羅芳伯的偉大歷史貢獻〉，林金樹主編，《中華心客家情：第一屆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來西亞客家學研究會出版。

王琛發，2007，〈蘭芳憾事的異鄉留痕—從東馬倫樂東臣廟的羅芳伯崇拜談起〉，《馬來西亞客家人本土信仰》。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88 客家研究 第三卷 第一期

瓦西德，2003，〈偉大的歷史貢獻：序長篇文學傳記《羅芳伯傳》〉。頁 5-6。張永和、張開源，《羅芳伯傳》。印尼：和平書局出版社。

戎撫天，1976，〈蘭芳大總制的興亡與意義〉，民族與華僑研究論文編輯委員會編，《民族與華僑論文集》。頁 116-126。中華學術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

巫樂華，1995，《南洋華僑史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李喬原創，2006，《客家採茶大戲：羅芳伯傳奇》。榮興客家採茶劇團製作／演出。（視聽資料）。

周怡君，1999，《荷屬時期爪哇華人甲必丹與華人經濟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

房漢佳，2008，〈倫樂社之今昔〉，《華校春秋》，77 期。

袁冰凌，1996，〈高延與婆羅洲公司研究〉，收於高延，《婆羅州華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譯），頁 147-15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高木桂藏，1992，《日本人筆下的客家》。關屋牧譯。台北：關屋牧出版。

高延，1996，《婆羅州華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永和、張開源，2005，《羅芳伯傳》。印尼；和平書局。

童貴珊，2007，〈赤道國度：西加里曼丹華族榮辱〉，《經典》，111 期。

溫雄飛，1943，《南洋華僑通史》。重慶：商務印書館。

溫廣益等，1985，《印度尼西亞華僑史》。北京：海洋出版社。P.115

趙池凹，2006，《新華月報》，2006 年第 02 期。

蕭耀華，2007，（赤道國度：西加里曼丹華族榮辱〉，《經典》，111 期，

簡瑛欣，2008，〈方言群內聚與超越：砂勞越古晉華人民間信仰初探〉。《2008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討會》論文。亞洲大學，2008.4.25-26。

羅香林，1961，《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香港：中國學社。

（見：張維安&張容嘉《客家人的大伯公：蘭芳公司的羅芳伯及其事業》《客家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2009 年 6 月 頁 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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