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1, 2024 at 12:14pm

正如上说，英方入主彭亨，是把英属华人视为英方利益共同体，让他们依靠帝国势力致富，也要求他们忠诚于帝国的布局。就 Huge Clifford 的立场，他也很重视引进非英属华人。

①Lovat, Lady Alice.,1914.The Life of Sir Frederick Weld, A Pioneer of Empire.London : John Murray.p.393.

②Thio,Eunice.,op.cit.,p60.

③Kalthum Jeran(ed.),op.cit.,hlm.107. 77

④Thio,Eunice.,op.cit.,pp.71-73.

Clifford在1903 年出任彭亨参政司期间，曾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英
属马来亚的迅速繁荣归功于华人牺牲贡献。他比较英国和荷兰华工政策的差别，是说英国人要张臂欢迎更多华人住下来，让他们在当地谋取自由和财富，充分把所得运用在当地发展。①

不过，当英国官员劝告彭亨等英属联邦更多引进“华工”，那许多英方官员的实际认知，毕竟不会把入境华人和英国公民一般平等待遇，而是按照着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去定位那些入境者。

这意即说，他们要引进 劳动力时，并不愿把他们视为尚未“归化”的华人，视同彭亨英国子民的地位；英殖也不像早期彭亨王朝宽厚，大凡共同生活者就一 视同仁。于是英殖的实践，是把一切非英籍彭亨华人留在境外的子弟和亲友，凡是入境都先行视为“外来”，未来只能根据英方归化政策的演变，申请英属马来亚各邦英属公民权益或本土子民地位。

此时恰遇清末民族主义兴起，不论是清廷或革命党，都希望能借助南洋华人增加力量，华侨认同成为各方势力的政治资源，也是筹款来源，敌对各方不约而同都会游说当地华人，期望华民把更多关注转向中国内政。

而英方政策，也是要确立华人的身份，以他们是否能归化英国，分别对待。这既是为了防范中国影响，也要说明英属子民在地的权力；还有他们祖辈以来在英属以前的地方贡献， 也要归属于英国现在保护的范围了。

这便足以阻隔华人感受自身能在当地生活的理由。原本大家是简单地以为，自己能在此地安居， 天天晨昏都给祖先烧香，就意味着家户户的祖先也到了此地，保佑 子孙能在此开枝散叶、传宗接代；或甚至，当人人在此地组织家庭，包括有不少是异族通婚，人们也都可能意识到，本身能在当地和原乡跨境往来，经济则主要依赖当地的所有，也是得力于天命祖德的恩情眷顾，使得自己能拥有身在彭亨安居乐业的福地主权；所 以，先民在祖辈文化遗传的潜移默化下，也会凭着祖先文化和生命 传承，以自身生命交融脚下土地命脉，潜移默化自己是彭亨一份子的感觉，把自己生命经历和周围环境不感陌生的结合为家族记忆， 相互认同。

这是源自《大学》的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不论去到哪里，重要在“我”如何“在”，所以都能天人合一所以也能随遇而安而建构社会，也即传统“开枝散叶” 模式的“落地生根”。但在此时，清代国族主义抬头，却是和西方殖民者将原来民众分而治之的政策，能够构成异曲同工的相互牵 引。


① Clifford,H.,1903(Sept.).Rival Systems and the Malayan Peoples.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77)562:406.


清代政治，各方争取南洋华人资源，主流的说法常是把中国的 积弱归咎于列强侵略，结果反而是借用西方的国族概念，把华人从 生活上本来自然而然认同自己正在开垦土地的感情，引导与转化， 让他们结合面对西方殖民者压迫的体验，偏向遥远而不曾接触的帝 王。

英殖与清廷说法在相互推动，也由此相互拉扯， 结果就造成清 末出现的各种政治宣传，以及殖民者各种政策纷纭，首先影响原来许多家族历代本来以跨境一体的整个家庭维系的生活方式，实质也动摇了大众传统的开枝散叶认知。

北根华人公山上，有块石碑的刻文写作“嘭哼华侨公山碑”，应是那之后的产物。这和当地华人在乾隆时期，在既有的“朝”的观念以外，集体出现了“大唐本头公”的“本头”观念知识，甚至也会将生活寄托对“国宝流通”的繁荣憧憬，当属两种出现落差以后的自我认知体系。

在英属马来亚的历史上，Huge Clifford 长期和彭亨苏丹磨合的过程，使得他卒之成为对方最能信任和了解的英国官员。他在 1891 年出任过代理参政司，1896年至1900年出任参政司，在 1901年至 1903 年又再度出任驻彭亨参政司。最终，他个人的公务生涯构成彭亨历史的一部分，迄今彭亨各地有好几所学校和公共空间都是以他 的名字命名。

Huge Clifford 出任参政司的年代大力提倡“引进华人”，彭亨上世纪初剧烈减少的华人人口，确有过逐渐回升趋势。可是更大趋势是许多人去了雪兰莪、霹雳和柔佛，他们在这几个邻邦寻找新的开发区。因此，本邦华人人口总数，就不可能再现 1820 年代的局 面，会是华人占总人口三分之一。

1888 年，彭亨马来人口 48,000 人、华人 1,500 人、欧洲人 15 人，原住民 10,000 人；①再到 1891 年，彭亨马来人人口51,146、欧洲人102人、原住民2,032人。


①Pahang  Annual Report, 1888.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p.1195.


而华人的总数比三年前倍增，达到3241人，主要也还是分布在昔日北根以及如槟绒、林明、关丹及劳勿等矿区周遭。①

这其中，过去以来的 政治动荡，劫掠烧杀，是造成各族居民流离失所的理由。甚至在 1892年，彭亨发生Mat Kilau带领反殖斗争，在马来西亚国家历史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可是起义部队在对抗倾向英军的马来人联合部队 时，在转进Kuala Tembeling的路途上，也发生过对待平民的暴力， 有人转去华人聚落抢掠。②

根据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北根在经历屡次的折腾之后，城镇范围虽说在进入20世纪以后有扩大也有发展，到了1911年。华裔人口仅占 3%左右。③

Comment by Suyuu on March 30, 2024 at 9:20am

此前，彭亨自宋代海丝沿线已经是南海诸邦的海上交通要地，元明代《顺风相送》的歌诀注重以彭亨为编唱主题，华人等待季候风期间，主要聚居在北根市场区域；那个时代彭亨税收主要贸易，是转卖各种丝绸锦缎和陶瓷到邻近各国，交换香料、玳瑁、象牙等物，再运往亚洲东北各地。

至少清中叶以前，北根作为彭亨的王城首 府，继续是全国内外往来的港口，北根发生的各种变化，都能反映 整个彭亨国史的演变过程。但是，彭亨因此也在实质上很早就成为古近代全球经贸历史的一个据点，它从来都是受着全球经贸趋势演变的影响。自西方重商主义兴起注重黄金储备，再到工业革命重视锡的生产和工业上的使用，北根的国际贸易定位也会相随发生变化。这即是说，海上交通和经贸历史的变迁，是会反映在彭亨的本 土情境变迁，也会影响着接下去的情境变迁。

 ① Census of Pahang, 1891,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1892.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p.2401

② Kalthum Jeran(ed.),op.cit.,hlm.137.

③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0页。

矿业虽然在那时成了彭亨主要经济来源，许多基层采矿者是华 人，而在各地华人印象中，他们能在当地成群开矿，毕竟是得力于中国各地原来矿源丰富，使得祖辈技术经验也能传承发展，并在彭亨当地落地生根。不过，商业资本总会流向有利可图之处，如果雪柔或暹罗等地，甚至中国大陆发现矿脉，彭亨的华人矿业资本也不 一定就要钉在原来土地，和外资竞争。

1896年 3月，槟榔屿出版的 《槟城新报》报道评述“彭亨金矿以西”的成就，说当地新矿区才开始两个月，就出产了近三千两金沙，但文笔最初还是由定论大陆地区“五金矿质，甲于寰区”去说开，顺着讨论彭亨的成就，感叹清朝矿务，嗟叹中土各地不善经营矿区，多有管理不当。①

由此可见，当彭亨经济日趋发展向以矿产收入为主，大清王朝在同时间依旧地大物博，再是不济也依然尚存许多矿区，足于招商引资。那时南洋的华人知识界，批评清朝虽有矿产，管理还得学彭亨，可见清朝不可能是彭亨金属资源的主要购买者，反而南洋华人矿家可能会转回大陆寻找机会。

彭亨东面海洋不会是本邦金属经济的重要出口海域。不过，从英方的角度，西方其时重视金属储备，尤其金矿和锡矿是重要战略资源，主要又是西方需要，英国总督Frederick Weld致函给英伦的财政委员会，谈论马来亚东海岸“每年六个月被季候风封锁”，② 总督主要想着金属国际市场，就不可能像华人过去一贯的关心方向， 太去操心帆船与人员要如何在彭亨港口停泊六个月，或者何时可以借用小气候和海潮，去北边暹属诸邦或对岸加里曼丹做买卖。

Frederick Weld 的公函更热心讨论如何从彭亨建公路，接通霹雳、雪 兰莪、马六甲，尤其是彭亨北半部山地矿区，以确保每逢雨季东部海滨平原的水灾不致于影响北部矿区生产，矿区可以源源不绝把成果运往半岛西岸出口；Frederick Weld 因此还得讨论筹措大笔经费， 以维持官僚体系和军警制度，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和加速矿区和种 植农业运作。③

①《槟城新报》，1896年3月21日。

②Lovat, Lady Alice.,op.cit. 81

③Ibid.;pp.393-394.

直到Frederick Weld退休前夕，这位总督还在关心着彭亨，告诉他的同僚们说：“彭亨……可能比霹雳和雪兰莪都富庶，有朝一日可能实质性地补偿我们，代替我们因贸易限制而损失在西贡的那部分。在我看来，霹雳和雪兰莪应该建设起道路，去连贯着彭亨的上游流域。在马六甲也该建设铁道，经过Jelebu以及南部，直通北根。” ①

当然，后人都知道，政策结果如他所愿，具体计划却不是火车直通北根。当J. P. Rodger在1889年出任第一任参政司，英方从英国殖民部、海峡殖民地政府到参政司，显然都要追随着Frederick Weld主张矿区连接西海岸海港的建议，结果他们决定彭亨参政司首 府和政府行政都应该北上西进，直接设立在立卑大兴土木，新建各种基础设施，让彭亨矿业成果从此更快速运输至马六甲海峡北方， 直接使用槟榔屿自由港出口通往印度洋西进欧洲的航路。

1898年槟榔屿“成记”开始运作，到1908年改组为“东方熔锡”，已经是世界最大熔锡工厂，邻近各国锡苗，多是在此地提炼，铸成锡砖，供应全世界。 1889年立卑开府，也象征着彭亨本土面临西学东渐；自唐宋朝 以降，以北根为重心的古老的传统的海洋贸易历史，由此走向终结。

以后20世纪上半叶的彭亨华人历史，处于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全球战略当中，长期卷入在列强在亚洲争锋的旋涡，相对于中国从 晚清至民国年代的积弱，也经历着从一战到二战的民族觉醒过程， 是进入另一种局面了。

（摘自：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作者简介：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原載：韩大学术丛刊第一种）

 

Comment by Suyuu on March 28, 2024 at 5:32am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0页。)

[一]早期的北根华人

早在12世纪，彭亨海岸线及彭亨河口交界处，即北根及瓜拉彭亨一带，已建立了 一个商埠。根据葡萄牙学者伊利地业（M. G. de Eredia）在1597-1600年的黄金半岛报告中指出，彭亨是14世纪以前马来半岛中最重要的一邦。 那时候的北根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主要的原因包括当时的彭亨河港 阔水深，船只停泊非常便利，加上彭亨内地盛产黄金和锡，天然物产亦非常丰富。 当时中国的商船及华族商人到北根港口及彭亨内地进行贸易相当频繁，而彭亨於 1378 年及1411年至1416年之间更多次遣使至中国，建立密切的邦交。

虽然彭亨曾於1454年被马六甲征服，而马六甲又於1511年被葡萄牙人统治，但北根未受到太大的干预。北根作为彭亨的贸易中心有更迅速的发展。在北根，前来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更加频繁，其他的商人来自其他马来土邦、暹罗、马来群岛， 甚至来自阿拉伯。15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期的北根政治稳定，人口迅速增长，农 商业发达。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北根出现了华族商人的社区。 荷兰航海者弗罗里斯（Floris）曾写道：1612年9月柔佛军队曾烧毁北根的华人 村。

在1838年间，有一位马来人作家鸭都拉在他的航海记（Pelayaran）中有一段这麽的叙述：取道丁加奴时，曾在瓜拉彭亨 登岸，沿彭亨河航至华人村，即北干峇鲁（Pekan Bahru）发现有数百名华人和马 来人浑身武装，在岸上等着，那时盘陀诃罗（财务大臣）和华人工头已到齐赖的金矿去了，当时华人村的华人是客家人，他们与马来人或峇里女人通婚，但子女说的是华语，而非马来语。由上述可见华人很早就在北根定居下来了。

从17世纪至18世纪，彭亨东部海岸线出现了各方势力争夺的局面，加上海盗的扰 乱，北根的农商业地位逐渐衰落。 19 世纪彭亨统治者亚里在位时，他致力恢复彭亨河及东海岸的贸易。他除了本身 经营矿场外，也鼓励欧人与华人从事贸易及开发金矿和锡矿。当时彭亨约有数千至 1 万2000名华人。

一位名叫Medhurst的外国人曾於1824年到访北根，他估计北根 的华人约有5000人。他的报告也指出，当时的统治者亚里规定每位离开彭亨回中国的华人须缴交相等於12英磅的税金。

当亚里於1857年去世後，彭亨陷入内战中，州内的华人矿工、华商及马来农民受到两个敌对马来集团极大的压力，受害也最大。北根华人的财产和生计再一次因 动乱遭到破坏。1885年彭亨的华裔人口降至数百人，而北根的华裔人口也大大减少。(下續)

延續閱讀：

《愛墾鄉頻道》

做客 特色小鎮

愛墾慕課·在地篇

Comment by Suyuu on March 27, 2024 at 4:55pm

 [二] 英殖民地时期的北根华人

至1888年为止，彭亨的交通主要依赖森林小道、海及河流。彭亨河是彭亨州内商旅及货物所依赖的最重要运输线，因为彭亨河的运输费远比陆上运输费来得低。 北根发展为重要的商埠与彭亨河的运输线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北根的华人除经营 生意，收购土产及与停泊在港口的船只（包括中国及外国人的商船）进行贸易外， 不少北根华人商家通常雇用来自苏门答腊或吉兰丹的马来人在彭亨河上运输货物。

 位於槟绒（Penjom）的欧洲人矿务公司，拥有本身的船只川行於瓜拉彭亨／北根 及槟绒之间，华人商家则成为货品的供应商。另外一些华商则收购土产输出至新加坡。

北根华裔人口在英殖民地政府时期逐渐回升，1888年彭亨的华人估计不超过1500 人，到了1891年彭亨的华人总数已达到3241人，主要分布在北根及矿区如槟绒、 林明、关丹及劳勿等区一带。虽然如此，华人在北根仍属於少数。

1911年的华裔 人口仅占北根总人口的3%左右。 英殖民地政府时期，定期川行於新加坡及瓜拉彭亨之间的船只服务也促进了更多华工及华商进入北根工作和经商。根据北根父老追述，从前大帆船也从新加坡运载货物至北根，然後开往关丹、淡马鲁、文德甲及而连突等地。

瓜拉彭亨的捕鱼业为北根提供了新鲜的鱼类海产。北根的一些华人商家向瓜拉彭亨及邻近的渔村收购鱼产制成咸鱼外销。 1898 年期间彭亨州内的欧洲人及华人资本曾在瓜拉彭亨发展椰园，面积各为数百亩。至於其他农业活动，并无多大的发展。

北根的经济发展并不蓬勃，基本上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彭亨土酋的反叛活动使到参政司制度迟至1895年才能较全面展开。

（二）英殖民地政府於1897年把彭亨首府及行政中心迁到立啤。

（三）北根的华裔人口极少，加上华人资本并未踊跃以北根为投资目标，新的华 人移民可说少又少。 北根的华人早期聚居在老北根，後来才搬到新北根。

[三] 我国独立前的北根华人社会

北根的华人多聚居於市区，只有零星的华人散居在渔村或其他郊外地区。 北根市区面向北根河，市区中四条街道形成一个井字，其中唯一以华人名字命名的是邓贵街 (Jalan Teng Quee)。

Comment by Suyuu on March 26, 2024 at 3:41pm

（续上）华人多在此街经营生意。 北根的华人居民多属潮州籍。广东人从事树桐及开芭工作，而海南人多开咖啡店。 潮州人及其他籍贯华人的进出口生意范围包括树桐、米粮、树胶等。华人也开设 板厂及收购土产等。 独立前北根的交通极不方便，南下北上都须乘坐好几趟渡轮。北根与关丹之间的 陆路交通也须依赖渡轮。

北根的商业不甚发达，但据说北根华人从前曾组织华人商会，後来商会兴办学校， 把商会会所让出给学校作为教室，并由各华人商家捐款来维持学校的经费。 据说北根华人曾助苏丹打天下，而获得拨出地皮作为古庙和义山的用途。

位於老北根的伯公庙前，古墓林立，其中有些墓碑依稀还能辨别得出是清朝嘉庆年间立的。距离古庙半英里路程的另一座华人义山历史最为悠久，但墓碑已残缺。这些 古墓或许可说明华人在二百多年前已在老北根居住。

北根的广肇会馆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原址位於甘榜吉打邦（Kampong Ketapang）。琼州会馆则成立於1930年代。潮州会馆成立较迟，前身为互助社。

据说二十世纪初期，陆佑曾在北根一带发展椰园，开酒楼及修建邓贵路。邓贵路铺设至今已有大约80多年了。

参考资料

 1. Dr. R. G. Cant,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
 2. 口述历史资料及照片。
3. W. Linehan, A History of Pahang
4. 夏观明特稿，屹立二百多年的北根大伯公庙。（星洲日报1990 年10月1日）

彭亨北根伯公庙历史遗物 北根伯公庙不是一间寻常的庙。庙里的历史遗物是华人在北根开荒拓土的历史见 证。伯公庙可说是北根华人仅存的历史古迹。庙内的一个拥有229年历史的大唐本 头公石碑，说明华人祖先在200多年前便来到北根。

庙内的历史遗物共有8件，简述如下：

1. 大唐本头公石碑，乾隆28年岁次癸未（公历1763年）。
2. 四方石炉，乙亥春月即嘉庆20年岁次乙亥（公历1815年）。
3. 四方石床，丙子，即嘉庆21年岁次丙子（公历1816年）。
4. 甲必丹神主牌。
5. 神主牌，道光元年，（公历1821年）。
6. 木造高脚烛台，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公历1878年）。
7. 大铜炉，光绪30年岁次甲辰（公历1904年）。
8. 木横牌，同治13年岁次甲戍（公历1874年）。

从以上伯公庙的古物中，我们有理由说华族先辈在乾隆28年（即1763年）间便来 到北根。史籍中记载明代郑和於永乐十年及正统元年，曾经两次登陆彭亨，可惜没有历史遗物为证。

据说郑和登陆的地点就是北根附近的瓜拉彭亨，而北根的旧名叫嘭哼。证据是北根华侨公山有块石碑，刻着嘭哼华侨公山碑，而伯公庙内也有一块木碑刻着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 这些历史问题尚有待考古工作者加以研究。

参考资料

1. 夏观明特稿，屹立三百多年的北根大伯公庙。（星洲日报1990年 10 月1日）

2. 北根列圣宫主席黄盛伟提供的历史遗物名表及资料。

3. 陈小燕老师采访的资料及照片。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0页。)

Comment by Suyuu on February 17, 2024 at 9:06am

JALAN PENARIKAN--LALUAN SEJARAH iR I JEMPOL

Oleh: Norhalim I-Ij. Ibrahim dan Jamaludin bin Samsudin

Pendahuluan

Jalan Penarikan yang juga dikenali sebagai Londar Siam adalah sebatang jalan darat tertua diketahui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dan merupakan jalan alternatif kepada jalan laut, iaitu melalui Temasik (Singapura sekarang) di selatan Semenanjung Malaysia, yang agak jauh dan berbahaya pada musim monsun. Jalan ini menghubungkan dua batang sungai iaitu Sungai Serting di sebelah utara yang mengalir masuk ke Sungai Bera yang pula mengalir ke Sungai Pahang dan Sungai jempol di selatan yang mengalir masuk ke Sungai Muar (lihat Lampiran A). Kedua-dua sungai ini terletak di daerah Jempol, Negeri Sembilan. Jarak terdekat di antara kedua-dua sungai ini adalah kira-kira 0.6 km. Di sinilah letaknya Jalan Penarikan (lihat Lampiran B).

jika hendak ke, Jalan Penarikan, para pedagang harus memudiki Sungai Muar (jika dari pantai barat), kemudian Sungai Jempol hingga ke pengkalan di Kampung Bukit Laka sekarang. Dari pengkalan itu, perahu-perahu ditarik melintasi kawasan darat ke pengkalan yang terletak di Sungai Serting. Dari pengkalan ini perahu-perahu menghiliri Sungai Serting, masuk ke Sungai Bera dan akhir sekali Sungai Pahang hingga sampai ke kuala iaitu bandar Pekan sekarang.

Perbuatan menarik perahu sepanjang kira-kira 0.6 km. menyebabkan laluan itu dinamakan Jalan Penarikan.

(Pix) Bahagian Sungai Jempol di mana Jalan Penarikan bermula, menunjukkan bekus terusan yang tidak siap

Related:

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08

做客 特色小鎮

Comment by Suyuu on February 17, 2024 at 9:06am

Catatan Sejarah

Sejarah awal Jalan Penarikan ini tidak diketahui dengan tepat kerana tidak ada catatan khusus tentangnya.  Pernyataan tentangnya hanya diperoleh daripada dokumen lain yang secara kebetulan menyebutnya. Jalan ini dikatakan

telah mula digunakan oleh pedagang-pedagang dari pantai barat Semenanjung seperti Kelang dan Muar untuk ke pantai timur (termasuk Siam) dan sebaliknya, dalam urusan perdagangan di samping sebagai jalan pergerakan tentera, sejak Izaman kerajaan Langkasuka dalam abad pertama tahun Masihi. Jalan ini jugs

menjadi jalan laluan darat utama, untuk tujuan yang sama, dalam zaman kerajaan Majapahit kira-kira pada abad ke-13 dan ke-14 tahun Masihi.

Mengikut cerita orang-orang tua, orang Siam pernah cuba menggali satu terusan untuk menghubungkan Sungai Serting dan Sungai Jempol supaya tidak perlu lagi menarik

perahu   di   atas daratan. Usaha tersebut terpaksa diberhentikan kerana hampir semua mereka  mati  di-
sebabkan oleh sejenis penyakit.

Kesan penggalian itu masih ketara di tebing utara Sungai Jempol di tempat bermulaanya Jalan Penarikan itu.

(Pix) Sunga Sorting, di belakang kawasan Istana Sorting yang ada sekarang. Di sinilah satu lagi huiung lan Penarikan.

 
jalan Penarikan dalam Sejarah Melayu

Sejauh dan setakat mana jalan ini digunakan pada zaman awal tidak diketahui dengan tepat. Dokumen terawal menyebut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buku Sejarah Melayu susunan Tun Seri Lanang atau Tun Muhammad Bendahara Johor pada kira-kira tahun 1612 Masihi.   Antara peristiwa berkaitan dengan Jalan Penarikan yang diceritakan oleh Sejarah Melayu adalah :

Jalan ini telah digunakan oleh Awi Cakri, panglima Siam untuk menyerang Melaka dari Ulu Pahang pad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Muzaffar Syah (1444 - 1456). Dalam peperangan ini Tun Perak telah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Sejarah Melayu, 1992:67).

Pad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Mansur Syah (1456/9-1477), Bendahara Paduka Raja, atas titah sultan telah menyerang Pahang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Sejarah Melayu, 1992:73-74).

Sultan Mahmud Syah (1488-1511), telah menggunakan Jalan Penarikan untuk berundur ke Pahang setelah kerajaan Melaka jatuh ke tangan Portugis (Sejarah Melayu, 1992:204)

(JALAN PENARIKAN LALUAN SEJARAH iR I JEMPOL, Oleh: Norhalim I-Ij. Ibrahim dan Jamaludin bin Samsudin; dalam Warisan: Jurnal  Persatuan Sejaralt Malaysia, Cawangan Negeri Sembilan 22 [1999] mukasurat 28-45)

Comment by Suyuu on February 16, 2024 at 7:00am

Jalan Penarikan Selepas Abad ke-16

Sebagai jalan alternatif kepada jalan laut, Jalan Penarikan sering digunakan sebagai jalan penghubung antara negeri-negeri pantai barat dengan negeri-negeri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baik dalam aktiviti politik, sosial maupun ekonomi. Aktiviti ini, khususnya ekonomi dan sosial, adalah rutin, tiada tercatat dalam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negeri-negeri berkenaan. Namun, apabila timbul peristiwa luar rutin,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negeri-negeri Melayu menyebut tentang kehadiran jalan tersebut. Antara peristiwa bersejarah yang tercatat berkaitan deng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o Sultan Johor,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II (1623-1677) telah dikalahkan oleh gabungan tentera Jambi dan Palembang pada sekitar bulan April/ Mei 1673 (Andaya, 1987:133). Beliau telah berundur ke Muar dan kemudian,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pergi pula ke Pahang.

o Dalam tahun 1830 telah berlaku peperangan di Seri Menanti antara Raja dan Datuk Bongkok (Penghulu Luak Ulu Muar) dengan Yamtuan

(Yang Dipertuan) Sati (Raja Labu)2 yang dibantu oleh Raja Kerjan3. Raja Labu telah kalah dalam peperangan ini dan Raja Kerjan telah melarikan diri ke Pahang' (Norhalim Hj. Ibrahim, 1995:195), mengikut Jalan Penarikan.

• Dalam tahun 1866 pula Wan Aman (Abdul Rahman), anak Bendahara Tun

Mutahir, Pahang bersama dua orang adiknya (Wan Da dan Wan Abdullah) telah datang ke Rembau dari Johor, menemui Datuk Sedia Raja Akhir (1843-1872), Undang Rembau.  Tujuan pertemuan itu adalah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ketenteraan5 di samping meminta izin membawa tenteranya melalui wilayah kerajaan Rembau untuk ke Jempol. Dari Jempol, dengan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mereka akan menyerang Pahang Barat dan sekali gus merebut kembali jawatan bendahara yang dirampas oleh bapa saudaranya, Wan Ahmad° (Cowan, 1961:39; Winstedt, 1962:216; Norhalim Hj. Ibrahim, 1995:245).

• Salah satu komoditi perdagangan penting yang dieksport menggunak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emas. Menurut rekod China abad ke-17 bernama Hai-Itt (Riwayat Laut) di bahagian pedalaman Pahang telah terdapat lombong emas (Andaya dan Andaya, 1983:104).  Emas dari lombong berkenaan telah dibawa keluar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Jessy, 1961:45).

Daripada data dan contoh di atas nyata bahawa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wujud sejak zaman kerajaan Melayu Melaka lagi, pada abad ke-15. Pernyataan ini tidak mungkin dinafikah. Memandangkan bahawa aktiviti perdagangan antara bahagian pedalaman negeri-negeri Melayu dengan negeri-negeri kota yang ter-letak di bahagian pesisi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telah lama berjalan, besar kemungkinan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digunakan lebih awal daripada itu; iaitu pada zaman keagungAt,,t kerajaan-kerajaan Langkasuka, Serivijaya, Palembang, Majapahit (abad ke-14) atau kerajaan Temasik (akhir abad ke-14). Semenjak abad-abad tersebut, jalan ini terus digunakan, sama ada dalam keadaan aman atau sebaliknya, sehingga awal abad ke-20. Kepopularan Jalan Penarikan ini mulai inerosot apabila kerajaan Inggeris membina landasan kereta api yang menghubungkan Bahau dengan Kuala Pilah dan kemudian dengan kawasan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Landasan kereta api tersebut telah siap dalam tahun 1931.

Comment by Suyuu on February 15, 2024 at 1:58pm

Jalan Penarikan dan Pemberontakan Mat Kilau

Peminat sejarah dan orang-orang tempatan di Jempol sering mengaitkan jalan ini dengan pemberontakan Mat Kilau di Pahang. Mereka percaya bahawa dua orang ketua adat dari kawasan timur Negeri Sembilan iaitu Jempol dan Jelai, bersama pengikut mereka turut membantu Mat Kilau. Mereka ialah Panglima Muda Jempol yang dikatakan "berasal dari kampung Jempol di tebing Sungai Jempol" dan "Datuk Maharaja Perba Jelai, di Jelai". Kedua-dua orang ketua adat ini dikatakan telah bersama dengan orang-orang Mat Kilau menyerang pasukan Hugh Clifford di Kuala Lipis.

Kemudian, Panglima Muda Jempol telah menyerang orang Inggeris di Sungai Duni berhampiran kuala Sungai :Cirri dan berjaya membunuh dua orang pegawai Inggeris. Akibat serangan Panglima Muda tersebut, "sepasukan polis dari Pahang telah pergi ke Sungai Jempol,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dan menangkap 21 orang pengikut Panglima Muda Jempol. Bagaimanapun, Panglima Muda Jempol gagal ditemui". Selanjutnya peminat sejarah dan orang tempatan Jempol percaya bahawa Panglima Muda Jempol telah meninggal dan dikebumikan di Kuala Sungai Jempol. Mereka juga percaya bahawa sebuah pusara lqina yang tidak bertanda, terletak di bawah rimbunan pohon beringin, berhampiran dengan kuala Sungai Jempol (lihat gambar di bawah) sebagai pusara Panglima Muda Jempol yang terlibat dalam pemb7ontakan Mat Kilau.

Peristiwa-peristiwa sejarah yang disebutkan dalam naratif di alas memang tercatat dalam lembaran sejarah negeri Pahang. Misalnya serangan ke alas Hugh Clifford di Kuala Lipis oleh Mat Kilau itu berlaku dalam bulan Mac 1892. Dua orang pegawai Inggeris yang disebut itu ialah anggota Pahang Exploration Com-
pany dan peristiwa itu terjadi dalam bulan Apri11892. Memang benar ada pasukan polis yang diketuai oleh R. W. Duff "pergi ke Sungai Jempol".

Pusara lama yang tidal( hertanda terletak di awah rimbunan pohon beringin berhampiran Kuala Sungai Jempol yang dipercayai oleh peminat sejarah dun orang tempatan di Jempol sebagai pusara Panglima Muda Jempol.

Kesilapan atau lebih tepat dikatakan kekelirdan yang berlaku clalam naratif tersebut ialah salah faham tentang nama "Jempol", "Jelai" dan "Sungai Jempol". Nama-nama tersebut pada hakikatnya terletak dalam negeri Pahang iaitu di sekitar kawasan Chenor dan tidak dalam daerah Jempol, Negeri Sembilan seperti yang dikenal pasti oleh peminat sejarah clan orang-orang tempatan Jempol. Kekeliruan di sini ialah persamaan nama tempat (Jempol dan Jelai) dan nama sungai (Sungai Jempol) yang wujud di kedua-dua buah negeri (Negeri Sembilan dan Pahang) berkenaan. Beriku tan dengan kekeliruan ini nama kedua-kedua orang ketua itu juga turut diasosiasikan dengan ketua-ketua adat dari Jempol, Negeri Sembilan. Mereka menganggap. Panglima Muda itu berasal dari Kuala Jempol (Negeri Sembilan) dan Maharaja Perba pula berasal dari Jelai (Negeri Sembilan). Datuk Maharaja Perba Jelai dalam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Pahang dikenali juga dengan gelaran Tuk Raja.

Comment by Suyuu on February 14, 2024 at 3:51pm

Pemetaan Awal

Peta terawal yang melakarkan Jalan Penarikan telah dilukis dalam abad ke-16 oleh seorang ahli geografi Eropah (lihat Lampiran C). Peta ini menunjukkan wujudnya sebatang 'terusan' yang melintangi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dari pantai barat ke pantai timur. Di bahagian pantai barat 'terusan' tersebut bermula di kuala Sungai Muar dan berakhir di Pahang (dicatatkan sebagai Munn dalam peta berkenaan).

Berdasarkan catatan di peta berkenaan, terusan ini benama Sungai Muar. Walaupun peta lakar ini tidak mengenal pasti Jalan Penarikan yang menguhubungkan Sungai Muar dengan Sungai Pahang, namun menyatakan dengan konkrit tentang wujudnya sebatang jalan darat yang sebahagian besarnya memudiki (Sungai Muar) danSnenghiliri sungai (Sungai Pahang) telah ada. Pelukis peta ini hanya dapat mengkonsepsikan jalan tersebut sebagai 'terusan' kerana pemetaan yang dilakukannya adalah berdasarkan cerita atau berita lisan yang diperolehinya daripada penduduk tempatan.

Pelukis sendiri tidak pernah melalui 'terusan' tersebut. Peta lakar ini walaupun tidak jelas adalah satu bukti kortkrit bahawa Jalan Penarikan telah popular dan terkenal di kalangan penduduk dan pedagang setempat dan juga pedagang barat dalam abad ke-16.

Peta abad ke-16 ini telah mendorong Emmanual Gohindo d' Ereclia, seorang pengembara Portugis mengembara ke bahagian pedalaman Melaka pada awal abad ke-17 untuk menyiasat tentang kewujudan 'terusan' tersebut. Beliau mendapat 'terusan' dalam peta abad ke-16 itu tidak wujud dalam erti kata sebenarnya. Sebaliknya beliau telah menemui Jalan Penarikan. Penemuannya ini telah dilakarkan menjadi peta dalam tahun 1613 (lihat Lampiran D dan E).

Berdasarkan peta Eredia nyata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jalan darat yang menghubungkan Sungai Muar (Rio de Mvar) dengan Sungai Pahang (Rio de Pam). Eredia juga telah menandakan di mana letaknya serta mencatat sekali nama Jalan Penarikan itu. Di samping berbuat demikian Eredia juga telah rnenancla-kan rangkalan jalan darat yang menghubungkan Jalan Penarikan dengan kerajaan Melaka (di bawah kekuasaaan Portugis), Rembau (tercatat sebagai Rambo dalam peta berkenaan) yang menjadi pusat kerajaan yang diistilahkan oleh Eredia sebagai Regiam de Monancabos dan daerah-daerah lain seperti Lukut (Lricoth), Linggi (Lingo) dan Sungai Ujung (Sane Vjon).

Peta Eredia dan peta abad ke-16 ini secara langsung menunjukkan betapa pentingnya Jalan Penarikan pada abad ke-16 dan ke-17 dan merupakan satu-satunya jalan laluan darat dari pantai barat ke Pahang dan tempat-tempat lain di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 ‹ Previous
• 1
• 2
• 3
• 4
• 5
• …
• 11
• Next ›
•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