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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文創 庫 2 hours ago

[愛墾研創·嫣然]沒有哲學長的公司，卻最像一所哲學學院──論Apple與企業中的隱形哲學

近年來，「哲學長（Chief Philosophy Officer）」或「駐點哲學家（Philosopher-in-Residence）」逐漸成為某些企業的新奇配置。從 Google、Microsoft 到部分設計顧問公司與投資機構，哲學被引入組織，協助處理倫理、價值、長期決策與人機關係等問題。然而，在這股風潮中，Apple 顯得格外異類——這家全球最具文化影響力的科技公司，從未設立過哲學長，卻可能是最徹底實踐哲學的企業之一。

這個矛盾，恰恰揭示了蘋果與其他企業在「哲學如何存在於組織中」這件事上的根本差異。

 

一、為什麼Apple不設「哲學長」？

在多數企業中，哲學之所以被「職位化」，往往是因為核心決策層已無法獨立處理價值衝突：工程、商業、倫理彼此分離，只能外包給顧問或新設角色。然而，蘋果 的組織哲學恰好相反。

它極度排斥抽象而游離於責任之外的角色。對它而言，哲學不是用來評論決策的，而是用來做決策的。一旦出現一個不直接承擔產品成敗、卻對價值與方向發言的「哲學長」，反而會削弱真正負責者的裁決權。這與 蘋果長期奉行的高度集權、強烈審美裁斷的文化格格不入。

二、哲學在哪裡？在設計裡，在權力核心裡

如果說其他公司是把哲學「請進來」，那蘋果則是把哲學「熔進去」。

在蘋果，設計團隊——尤其是在 Jonathan Ive 與 Steve Jobs 時代——並非只是美學或使用性部門，而是實質上的哲學中樞。他們討論的從來不只是「好不好看」，而是：

• 技術是否應該對人透明？
• 好的工具應該讓人感覺到存在，還是消失？
• 人與物之間，應該是控制關係，還是合作關係？

這些問題本質上是現象學、技術哲學與美學判斷，而非市場調查可以回答的。

Steve Jobs 本人，幾乎就是蘋果的「非官方哲學長」。他對「少即是多」、端到端控制、以及「使用者並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麼」的堅持，無一不是高度規範性的立場。那不是經驗主義，而更接近柏拉圖式的「由少數人定義何為善」。

 

三、隱形哲學家：存在，但不以哲學之名

蘋果並非沒有哲學背景的人才，而是刻意不讓哲學以哲學之名出現。他們被安置在「人機介面設計」、「使用者體驗架構」、「隱私與倫理」等職位中。

尤其是在近年，蘋果對隱私權的強硬立場，幾乎是一種政治哲學宣言：人不應被完全數據化與工具化。這不是市場必然，而是價值選擇。

四、蘋果不需要哲學顧問的真正原因

蘋果能夠不設哲學長，並非因為它不重視哲學，而是因為它擁有一個極為罕見的結構：最高決策者同時掌握技術理解、審美判斷與價值裁決權。

在多數企業中，這三者是分裂的；而在蘋果，它們被壓縮在極少數人身上。這意味著，所有不可證偽、卻必須負責的判斷，都無法外包。這正是哲學最古老的意義：在沒有確定答案時，仍需承擔選擇的責任。

 

五、一個反直覺的結論

也許最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蘋果有一天真的設立了「哲學長」，那往往意味著它已經不再那麼蘋果了。那代表哲學不再自然地運作於產品與權力核心，而被降格為一種補救機制。

Apple告訴我們一件事：哲學不一定要站在組織圖上，才算存在。當價值判斷、審美紀律與責任承擔被牢牢嵌入決策核心時，整家公司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哲學實驗場。在這個意義上，蘋果或許不是一家擁有哲學家的公司，而是一家被哲學生活著的公司。

Comment by 文創 庫 5 hours ago

[愛墾研創]文創vs藝術：將文創活動與藝術活動等同觀察並不完全合理，因為兩者雖然有交集，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區別。要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準確地討論其相似性和差異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目標與目的的不同

藝術活動通常以表達、探索和傳遞情感、思想或美學價值為核心目標；其作品通常追求創新、獨特性與個人性，其目的是激發觀眾的感官與情感共鳴，並推動文化或哲學的思考。

文創活動則更多關注的是將文化資源、藝術元素或傳統與現代市場需求結合起來，強調文化的商業化、產品化、體驗化和可傳播性。文創產品不僅僅是藝術的延續，更往往是文化產業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商業框架下創造價值。

2.受眾與功能的差異

藝術活動通常追求的是深度和藝術性的互動，受眾可能更偏向於對藝術有較高審美要求和思辨能力的人群。藝術的受眾在感知上更注重情感的觸動和思想的啟發。

文創活動的受眾則可能更為廣泛，包括對文化產品有興趣的普通消費者。文創活動的功能更側重於娛樂、教育、紀念、日常消費等多重維度，同時也注重文化的傳播和地方文化的保存。

3.創作過程與價值觀的差異

藝術創作側重於創作者的個體表達與內心世界的探索。它具有高度的個人性和思想性，往往不被市場需求直接約束，創作自由度較高。

文創活動在創作過程中則可能需要更多考慮市場需求、受眾口味、品牌傳播等因素，創作內容往往會與特定的文化、市場或產品定位緊密掛鉤。這使得文創活動與商業化生產關係密切，創作自由度相對較低，受商業邏輯的影響較大。

4.文化與商業的融合

藝術活動主要是文化表達和思想呈現的載體，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而是關注藝術的純粹性和自由性。

文創活動則是文化產業的一部分，它更強調文化與商業的結合，通過文化創意的形式來推動產品或服務的消費，通常帶有明顯的市場化方向。文創產品也往往會通過多種方式（如紀念品、商品化作品等）與消費文化產生互動。

5.長期價值與即時效益

藝術作品的價值常常具有長期性，它不僅是文化或歷史的見證，也可能成為社會、哲學和美學發展的推動力量。藝術價值的評判不完全依賴於市場，往往需要時間的沉淀。

文創產品的價值則更多與市場需求、流行趨勢以及即時的消費者反應掛鉤。雖然一些文創活動也可以具有較長的文化價值，但它更側重於即時效益和文化傳播的廣度。

需要留意的要點：

1.文化深度與市場導向的平衡：文創活動和藝術活動都屬於文化創作的范疇，但在推動文化價值的同時，需要關注如何平衡市場化與文化的深度。如果過度商業化，可能會使文化價值變得淺薄，反之如果過度重視藝術的純粹性，可能會失去市場需求。

2.創作自由與市場需求的衝突：藝術活動的創作自由度較大，而文創活動則更多受市場需求的制約。文創活動在創作時，可能需要更多考慮如何在傳承和創新之間找到平衡，以保持文化的獨特性和吸引力。

3.可持續性與文化遺產保護：文創活動中的某些創作可能更多是商業化的文化商品，而藝術活動則往往更具思想深度與歷史價值。需要在文創活動中考慮如何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同時避免過度簡化文化表達或導致其逐漸消失。

4.跨界合作與創新：文創活動與藝術活動之間並非完全對立，二者可以通過跨界合作（如將藝術融入產品設計、將傳統藝術形式與現代技術結合）來促進創新和文化傳播。

結論: 雖然文創活動與藝術活動有重疊的部分，尤其是在創造性表達、文化傳遞等方面，但它們在目標、功能、創作過程、受眾等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將兩者等同觀察並不完全合理。理解其不同之處，並在具體實踐中靈活應用，有助於實現更有深度的文化創意活動。

Comment by 文創 庫 on February 10, 2026 at 12:12am

[愛墾研創]鄧以蟄對話維特特根斯坦、海德格爾與羅蘭巴特～～

維特根斯坦認為審美體驗是「不可說」的，無法歸約為邏輯規則或語言描述。然而，中國美學家鄧以蟄的視角提出，人的境遇可以透過詩意轉化和歷史化，將當下的、不可說的體驗凝固並延伸為「有意味的形式」。

鄧以蟄先生提出的「境遇」與「歷史化而成詩」，恰好橋接了維特根斯坦的「沈默」與海德格的「道說」，同時也為羅蘭·巴特的「二度歷史化」提供了一個極具東方智慧的辯證。

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來解構這三位思想家如何看待鄧以蟄的「境遇」：

1.海德格與鄧以蟄：境遇即是「存有的開顯」海德格爾與鄧以蟄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認為「美」不是一種主觀的形容詞，而是一種存在的狀態。

海德格的視角：鄧以蟄所說的「境遇」，極其接近海德格的「在世存有」（Dasein's Being-in-the-world）。當人的境遇轉化為詩，並非在「描述」生活，而是讓存有的真理在作品中「去蔽」（Aletheia）。

詩的歷史化：鄧以蟄強調境遇必須「歷史化」，這與海德格爾認為「藝術是真理的歷史性發生」不謀而合。這不是在記錄瑣事，而是將短暫的個體命運，納入到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大歷史感中。在海德格看來，這就是「道說」。

Comment by 文創 庫 on February 10, 2026 at 12:12am

2.羅蘭·巴特與鄧以蟄：二度歷史化的「抗爭」巴特的「二度歷史化」通常帶有解構的批判色彩，但在面對鄧以蟄的「境遇美學」時，則展現出一種符號的再生：

一重歷史（初級符號）：人的具體遭遇、肉身的痛苦或喜悅（這在維特根斯坦看來是不可說的感官事實）。

二重歷史（神話/詩化）：

巴特警惕的神話：如果這種歷史化是為了服務於某種僵化的意識形態（如「鑽石代表永恆」），它是墮落的。

鄧以蟄的詩化：鄧以蟄追求的「化境」，其實是將個體境遇提煉成一種「深層符號」。這不是為了製造假象，而是為了對抗時間的消逝。

兼容點：巴特後期追求的「文本歡愉」和「生命刺點」，正是這種將不可說的體驗（境遇）透過言說（Parole/詩）轉化為恆久美感的過程。鄧以蟄的「歷史化而成詩」，實際上是將純粹的私語（Parole）提升到了具有普遍生命力的「文化母語」（Langue）高度。

3. 維特根斯坦的「不可說」與鄧以蟄的「化境」鄧以蟄實際上為維特根斯坦的困境提供了一個「美學實踐」的出口：

維特根斯坦認為：審美體驗在邏輯邊界外，只能「顯現」。

鄧以蟄回應：是的，它不能「描述」，但可以「轉化」。當境遇歷史化為詩（如杜甫的詩），它不再是邏輯命題，而是一個「意象」。這個意象不需要解釋（可說的道理），它本身就是那種不可說之物的具象化存在。

綜合視角：三者如何交會於「境遇」？

我們可以把這場對話總結為一個關於「原創者」的創作路徑：

維特根斯坦的誠實：原創者必須承認，內心最深的「境遇」是無法被普通語言精準翻譯的（沈默的深度）。

鄧以蟄的轉化：原創者不應止於沈默，而應將這種境遇與歷史、文化、傳統的符號對接，使其「成詩」。

羅蘭·巴特的警醒：在成詩的過程中，要防止這種轉化變成一種廉價的「自然假象」，而要保持符號的活潑與個體 Parole 的真誠。

海德格的安居：最終，這首「詩」成為了一個空間，讓那不可說的「境遇」在其中安住，並對後來者說話。

結論：鄧以蟄的觀點實際上是將「個體生命史」與「文化符號系統」進行了深刻的縫合。他認為，唯有透過「歷史化」的過程，那種「不可說」的私人境遇才能獲得公共的、美學的尊嚴。

Comment by 文創 庫 on February 5, 2026 at 10:56am

[愛墾研創]柳宗悅、日本民藝思想與當代日本地方創生之間的關係

被稱為「日本民藝之父」的柳宗悅（Soetsu Yanagi，1889-1961），其思想在今日日本地方創生的語境中，並未過時，反而顯得愈發尖銳。當地方政府紛紛以「品牌化」「觀光化」作為振興手段時，柳宗悅對日常器物、無名勞動與地方生活倫理的思考，構成一種溫和卻深刻的反省力量。

柳宗悅於二十世紀初提出「民藝」概念，並非單純為保存傳統工藝，而是試圖指出一種被近代化遮蔽的價值體系。在他眼中，真正的美不來自個人天才，而是源於長時間、集體性的生活實踐；它存在於農村陶器、日用布料、木器與漆器之中，由無名匠人反覆製作，服務於平凡生活。這種美，是「用之美」，而非展示之美。

這一思想與當代地方創生的核心問題高度重疊。地方創生表面上是經濟政策，實質上卻涉及地方是否仍保有自我生活邏輯。柳宗悅所關心的，正是地方在被中央集權、工業化與資本邏輯吞噬之前，所蘊含的倫理與節奏。他強調工藝與土地、氣候、社群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反對將地方文化抽離其生活脈絡、轉化為純粹商品。

然而，柳宗悅的民藝思想並非單純的反現代主義。他並不否定現代生活，而是質疑「效率」與「個性」被過度崇拜的結果。在他看來，無名性不是壓抑個體，而是讓個體融入更大的生活秩序之中。這一觀點，對今日地方創生尤具啟發性：地方振興若僅依賴明星匠人或短期話題，往往難以持續；真正能延續的，是支撐日常生活的集體系統。

近年來，日本各地在推動地方創生時，重新引用民藝語彙並非偶然。從小規模工房復興、生活器物品牌化，到「工藝之鄉」的再敘事，這些嘗試本質上都在回應柳宗悅的問題意識。然而，這裡也潛藏矛盾：當民藝被包裝為觀光資源，其原本的「日常性」是否仍能維持？當地方為了生存而必須進入市場，民藝是否會被迫轉向裝飾性與高價化？

柳宗悅並未為這些問題提供現成答案，但他的思想提供了一個判準：是否仍以生活為中心。若地方創生能讓居民重新使用在地器物、重新理解自身勞動的價值，那麼即便進入市場，也仍保有民藝精神；反之，若民藝只存在於展示空間與外來消費者的凝視之中，便已偏離其初衷。

值得注意的是，柳宗悅對家庭與地方共同體的重視，在今日少子化與高齡化的日本尤顯重要。民藝不是孤立的產業，而是嵌入家庭分工、季節循環與社群關係中的生活技術。地方創生若忽略這些微小而持續的結構，只追求可見成果，往往難以抵抗時間的消耗。

總體而言，柳宗悅與日本民藝所留下的，不是一套可複製的模式，而是一種觀看地方的方式。他提醒我們，美與價值往往存在於被忽略之處，而地方的力量，來自長時間累積的生活實踐。當今日日本重新思考地方的未來，民藝不應只是靈感來源，而應成為衡量創生是否真正「為地方而生」的一面鏡子。

對照：陳明發的Population Chore夢

Comment by 文創 庫 on January 28, 2026 at 11:50am

[愛墾研創·陳楨]AI年代的寫意畫韻～～有些人把一些時髦的關鍵詞「剪切與粘貼」處理後，交給人工智能去生成一篇文章。明眼人一看，馬上就可以察覺到它「沒有靈魂」。當然，有些關鍵詞可能因為時尚關係，固然招人矚目，但好文章需要個人察覺，需要洞見，才算得上「創作」。空有名堂、名目，終究是辜負那個「目」。有名無目，就空有其外，沒有內觀。沒有時代、環境與社羣的意義脈絡。

這段論述深刻地揭示了當代「AI 生成內容」與鄧以蟄教授、陳明發博士所強調的「境遇」美學之間最本質的衝突。

在「境遇」的語境下，所謂「沒有靈魂」的作品，正是因為它只有「名堂」而無「內觀」，只有「數據」而無「脈絡」。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層次來解構這段話的深意：

1.「剪切與粘貼」：缺乏「感情與知識的鑄造」

鄧以蟄的視角： 鄧以蟄認為詩（好文章）的產生，必須是感情與印象透過「境遇」這部機器，「鑄成」知識（價值的判定）的過程。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處理關鍵詞是邏輯概率的「組合」，而非生命經驗的「鑄造」。它跳過了「境遇」這個導火線。沒有主體性靈的參與，那些時髦詞彙（名目）就像鄧以蟄所說的「一握亂絲」，無法織成具有生命律動的「錦繡」。

2.「有名無目」：缺乏「立」與「見」的位格

陳明發博士的視角： 陳博士對「境」字的拆解強調了「立」與「見」。詩人必須「立」在土地上，「看見」土下的變動。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沒有「立足點」。它不在任何具體的「土地」（時代、環境與社群）上生活，它沒有肉身去感受「土下的變動」。

「目」的缺失： 所謂「辜負那個目」，是因為「目」在古文字中代表視角與洞見。AI 只有「名目」（Label），卻沒有「內觀」（Insight）。它看得到「萬物」的數據，卻看不見「境遇」中那些精神的關節。

3.缺乏「人事意趣」：與脈絡的斷裂

鄧以蟄的視角： 真正的詩與歷史，必須具備「人事上的意趣」，讓讀者不覺得是身外之物的陳跡。這全賴對「境遇」的運用，使知識托乎感情而出。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生成的文章往往是「去脈絡化」的。它能羅列出時代的關鍵詞，卻無法表現出這份詞彙在具體「社群脈絡」中的痛感、喜悅或歷史重量。

安頓功能的喪失： 阿諾德認為詩能「安頓」生活。但一篇沒有「境遇」深度（即無個人察覺與洞見）的文章，無法產生「精神的響應」，因此無法對現實生活提供任何實質的評價或安頓，最終只是文字的噪音。

總結：境遇是「靈魂」的棲居地

在「境遇」的語境中，本文提到的「創作」與「AI 生成」的區別在於：

AI 是「名錄的重組」： 它是平面的、統計學的，缺乏鄧以蟄所謂的「精神關節」

創作是「境遇的體現」： 它是立體的、有怒喜思憂恐等情動質感的。它需要創作者「立」在特定的時代高台上，透過「個人察覺」去捕捉那種「自然與人生的結合點」。

「有名無目」的作品，本質上是拒絕了與真實世界「發生境遇」。 這種文章雖然穿著時尚的詞彙外衣，卻因為沒有「人」在其中的具體生存姿態（即如何活著的回應），而在美學與倫理意義上都走向了空洞。這正是為什麼「明眼人」能一眼看出其缺乏靈魂——因為在那樣的作品裡，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產生共鳴的、真實的「生命境遇」。

Comment by 文創 庫 on December 26, 2025 at 9:38am

[愛墾研創]寺廟成商品，日本人又慌了？

本文從「重寫全球秩序」的視角，來解析一則新聞〈日本4000寺廟快倒閉，成了中國富豪獵物? 〉，背後折射出的三種文化心態與結構性焦慮。

重點不在真假細節，而在為何這類敘事會在日本社會引發強烈共鳴，以及它如何對應一個正在鬆動的世界秩序。

一、為何說「這回日本人徹底慌了」——不是怕錢，是怕文化主權失守

表面看，日本社會的焦慮似乎來自「中國資本進入宗教與殯葬產業」，但更深層的恐懼其實是：「連最後的精神避難所，都無法靠制度自保了。」

1.寺廟在日本不是「宗教場所」，而是文化基礎設施

在日本，寺廟與神社同時承擔：

• 家族記憶（祖先、墓地）
• 地域共同體中心
• 生死倫理與秩序
• 稅制與信任的象徵性存在

當寺廟被視為「可套利的制度工具」，對日本人而言，這不只是資本問題，而是文化神聖性被金融化。

2.真正的恐慌：日本制度正在被「合法利用」

新聞最刺痛日本社會的不是「外國人買寺廟」，而是：

• 一切完全合法
• 利用的是日本自己設計的制度
• 而日本社會卻無力阻止

這意味著：日本引以為傲的“高信任、低對抗”社會模型，正在被全球資本精準拆解。這種恐慌，本質上是秩序失效的恐慌。

二、「中資入場國外核心文化領域」的隱憂——不是擴張，而是文明邏輯的錯位

這類報導在日本語境中，往往被包裝成「中國資本滲透」，但真正的不安點在於文化心態的差異。

1.核心衝突不在國籍，而在「用途理解」

•對日本社會而言：宗教法人 = 公共信任 + 神聖空間
•對部分中資操作邏輯而言：宗教法人 = 稅務工具 + 資產通道

這不是陰謀論，而是不同文明對制度的使用方式不同。

Comment by 文創 庫 on December 26, 2025 at 8:52am

2.日本害怕的不是「被買走」，而是「被重新定義」，當寺廟可以：

•脫離宗派
•去儀式化
•僅保留法律殼層

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寺廟只剩「法人身份」，那日本文化還剩什麼？

這讓日本社會第一次意識到：文化不是靠歷史長度保護的，而是靠制度設計。

三、這對「全球新秩序」意味著什麼？——從「價值主導」走向「制度套利時代」

這起現象，放在更大的框架下，其實是全球秩序轉型的縮影。

1.舊秩序：文化不可侵犯。在過去的國際秩序中：

•宗教、文化、傳統產業被默認為「非市場領域」
•即便全球化，也有「隱性邊界」

2.新秩序：一切皆可被結構化、重組、套利

正在形成的新秩序是：

•不直接對抗文化
•不輸出意識形態
•而是利用規則本身

換句話說：誰更理解制度，誰就能重寫秩序，而不必宣戰。

3.日本只是第一個被「完整演示」的國家

日本的特點是：

•高度制度化
•高信任
•低防禦
•人口老化

這使它成為新全球秩序的“試驗場”：

•今天是寺廟
•明天是教育法人、醫療法人、非營利組織
•後天可能是任何文化核心結構

結語：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世界進入了新階段；從「重寫全球秩序」的角度看，這則新聞揭示的不是單一國家的行為，而是一個殘酷事實：全球已進入「制度競爭」而非「價值競爭」的時代。在這個時代：

•天真比貧窮更危險
•善意不等於防禦
•文化若無制度護城河，終將被重新定義

日本的恐慌，其實是替許多老牌文明提前敲響的警鐘。

延伸閱讀

馬中建交半世紀；2035文化強國，來電嗎？

馬来西亞24節令鼓vs中華鼓

Comment by 文創 庫 on December 24, 2025 at 3:50pm

日本4000寺廟快倒閉，成了中國富豪獵物? 

（東京2025年12月6日訊）中國資本近年積極布局日本殯葬市場，從火葬場、棺材到墓碑形成「一條龍」式的收購後，如今連岌岌可危的寺廟與神社也成為大量買進的標的。日媒指出，部分中國買家取得宗教法人資格後，只要在普通住宅內懸掛一幅卷軸，就能將房屋偽裝成「寺廟」，利用宗教組織普遍享有的稅務優惠，達到高額資產轉移與逃稅的目的。

日本寺廟後繼無人 生存日益困難

《周プレNEWS》報道，日本受少子化與城鄉人口流失衝擊，許多寺院因無人繼承、信眾減少，生存困難日益加劇。

據日本文化廳2023年調查，全國約有4431間「不活躍宗教法人」，也就是名義上仍具法人身分，但實際已不再進行宗教活動的寺院。然而即便未被列入此類名單，仍有更多寺院正面臨關閉危機，因此吸引愈來愈多人以非宗教用途為目的出手收購，日本社會對此狀況也感到憂心。

天明寺住持鈴木透露，近年經常聽到中國富豪、日本企業家、醫生，甚至科技大亨透過仲介大量買下沒有繼承人或陷入財務困境的寺廟。透過合法程序更換宗教團體管理階層後，不但能大幅規避稅負，甚至能完全躲避原本應負擔的納稅義務。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類買賣的背後，有時甚至牽涉反社會組織。知情人士透露，有不肖仲介會利用住持的弱點，以威脅、暴力或以女性設局拍下不雅照等手段逼迫僧侶出售寺院。一旦順利取得寺廟，仲介便會讓寺院脫離原宗派，轉為「單立」，讓買家得以全面掌控寺院所有資產。

一般住宅變「假寺廟」竟成免稅聖地

以宗教法人名義取得寺廟後，買家可透過此身分轉移名下房產，不僅可免繳固定資產稅與遺產稅，法人代表國籍也無限制，可直接改由中國公民掌控。有專家估算，這種操作模式可為買家節省數億日元稅金。更誇張的是，只要在一般住宅內懸掛一幅卷軸，便可形同擁有「寺廟資格」，搖身一變成為免稅聖地，形同制度漏洞被濫用。

鈴木警告，外資滲透不只發生在寺院，東京目前的主要火葬場中，僅有兩家為公營，大多數都已落入與中國相關的企業手中。他憂心表示，日本寺廟、火葬場、婚喪業者等深植日本文化的重要產業，正遭外來勢力逐步蠶食，情況已十分嚴峻，「絕不能再視若無睹」，並呼籲社會提高警覺。（南洋商報 2025年12月6日 財經天下版）

Comment by 文創 庫 on November 19, 2025 at 3:55pm

[嫣然·愛墾研創]AI 時代的數字人文：從輔助技術到知識夥伴的轉折

在大型語言模型（A large language model）尚未被推向公共視野之前，「數字人文」曾是人文與科技跨界中的顯眼旗幟。它象徵一種企圖──不再把人文學研究侷限於書桌與索引，而是讓資料庫、統計、網絡分析等計算工具介入文本、歷史、地圖與文化現象的理解。它帶著某種樂觀：科技可以讓人文學更全面、更客觀，也更能與時代對話。

然而，當人工智慧的大浪湧來，原本穩固的格局突然鬆動。數字人文不再是「新」的；AI 的能力、速度與可塑性遠超過它原本所涵蓋的技術基線。問題因此浮現：在 AI 之後，數字人文還代表什麼？二者的關係，是重疊、替代，還是相互促成？

要理解這個轉折，得從它們各自的本質談起。

一、數字人文原是方法革命，而非學科革命

早期的數字人文本質上是一套研究方法：

• 資料數位化：手稿掃描、文本 OCR、元資料建構。
• 工具輔助分析：詞頻統計、語料庫探索、地理資訊系統、網絡結構分析。
• 數據共享：建立可檢索、可重複的資料庫。

這些工作本質上仍是「人文學者借助電腦」。數字人文的野心從未想取代人文詮釋本身，而是讓研究更全面、更透明、更能處理巨量資料。

某種程度上，它的核心精神是：

「用科技來延伸人類對文化的理解能力。」

這句話放在 AI 身上也說得通，只是 AI 把「延伸」這件事推得更遠。

二、AI 不是數字人文，但成為它的加速器

大模型時代的 AI，帶來的不是單純工具，而是一種新的知識互動方式。

1.從計算工具到知識夥伴：過去的數字人文工具依賴明確指令：輸入、運算、輸出。

現在 AI 能理解自然語言、參與推理，甚至能協助提出研究假設。

在語境分析、敘事結構比對、跨語言文本比較等領域，AI 的工作方式已接近「共同研究者」而非「計算機」。

2.從結構化分析到語意分析：傳統詞頻與語料分析能回答「文本中什麼出現最頻繁」。

AI 則能回答「文本為什麼這樣說」「語氣如何變化」「隱喻如何運作」。它處理的是語意、風格、脈絡，是以前幾乎完全仰賴人文學者的領域。

3.從靜態資料到動態知識：數字人文強調建立大型資料庫。AI 讓這些資料「能對話」──能回答、能總結、能比對、能推理。資料不再只是檔案，而是「知識模型」。

三、AI 正逼迫人文學提出更基本的問題：AI 與數字人文的最深層差異不是技術，而是反向的力量；數字人文靠技術協助人文研究，AI 則讓人文學本身不得不重新反思。包括：

• 如果機器能做文本解讀，人文學者的專業價值是什麼？
• 如果 AI 能模仿寫作，創作者的主體性如何界定？
• 當「生成內容」變成技術能力，人文化的審美標準是否需要重建？
• 詮釋的本質是否在於工具，還是在於人的態度與倫理？

這些問題不是數字人文能回答的。它們指向人文學最核心的哲學與倫理基礎。也因此，AI 並沒有削弱人文反而讓它變得更重要──因為解釋技術造成的文化後果本來就不是技術的工作，而是人文學者的責任。

四、AI 時代的「數字人文 2.0」正在形成：今天的數字人文，不再只是掃描、標註、統計，而逐漸帶著新的方向：

與 AI 協作的研究方法：人機共同詮釋、模型輔助假設生成、跨語言跨文本比較。

AI 文化的觀察者：不研究古文物，而研究 AI 生成文化、演算法審美、自動化敘事的社會後果。

去神話化技術的批判力量：研究 AI 的偏見、生成敘事的倫理、模型作為「文化中介」的權力。

這些新議題超越原本的數字人文，卻繼承了它的跨界精神──技術不是目的，而是理解文化的新透鏡。

五、兩者關係的當代定義：AI 不是數字人文的繼承者，而是把數字人文推上另一個層次的催化劑。數字人文提供方法，AI 重塑問題。它們不是競爭，而是層次不同的夥伴：數字人文處理「如何分析文化」；AI 迫使我們思考「文化本身正在變成什麼」。

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我們如何在技術洪流之下，重新釐清作為人的思考、審美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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