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有一回,一家子到北馬遊玩,目的地之一是吉打州南邊的布秧谷(Bujang Valley)。沿途歧路多、路標稀,五口人跌跌撞撞、尋尋覓覓了一番,才找到那古老文明的遺跡。挨近歷史的表情也許莊嚴,發生在那兒的歷史文化紀事,很慚愧,誰也沒搞懂多少。因為,用我們家老大策棟的話來說,馬來西亞的旅遊業,十分需要遊客的主動性。
可不是?馬來西亞的觀光景點,賣的都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原產品。風景也好,陳設物也罷,就像密碼般高深莫測,默默擺在那兒,你自己慢慢地看,用心推敲吧;沒人會來破壞你的雅興。
愛看不愛看,主動權也在你;關於這一點,我們最民主。看得不明白、傷腦筋;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那正好考驗你終身學習的決心,十年寒窗也要搞個水落石出吧。
當然,凡事有權利也有義務;遊客對於某景點,就算看得不對胃口,也沒人幫得上忙。
例如,對於某塊出土文物,說明卡上非常節儉地只寫著一行字:“公元十 一世紀興都教的聖牛雕像。”遊客想知道,在一千年前,興都教怎麽渡過印度洋,來到馬來半島的吉打?之前與之後,這塊土地又發生了什麽事?
誰答得上來呢?整間博物館就只有一位外勞守衛。他很友善,可是,他就只能告訴你 :“你不是認識字嗎?那上面有寫 ――”這是何其神奇的密碼,一行文字,就道盡千年;層層揭開一個久遠王朝的神秘面紗?
去年,南洋商報召開一項座談會,我提到參觀布秧谷的經驗。主持座談的某電視主播回應說,他也有過類似的經驗。有一年,他和朋友到浪礁嶼去遊玩。在馬哈迪醫生展覽館裏,擺放了各國領袖所送的種種紀念品,琳瑯滿目,不乏叫人感到稀奇有趣的物件。
令人生氣的是,當你湊上前去,想仔細地看個清楚時,卻發現說明板禪機無限、正待解碼地,只寫著“一種非洲樂器”或“一種中國樂器”。連個名稱都沒有,就別說豐富遊客見聞的圖文介紹。更莫奢想有技藝精深的導覽員,現場發表激動人心、帶出想象的詮釋。
馬來西亞的天然資源豐富,我們因而被寵壞了。當橡膠從樹上割下來,錫 米從地下挖出來,就賣得出去。在替代品稀缺的年代,這麽簡單的勞作,給國家創造了無數財富。
大家於是以為,經營地方品牌,不外也是割膠、采礦的一種;售賣原產品而已 ―― 高山、海島、森林、河谷……,開一條公路,建一點度假屋,有地方掛塊招牌,便開始營生了。像邀人參觀擺設品那樣地廣告:“來‘看’ 我們的熱帶雨林!”“來‘看’ 我們的赤道珊瑚!”樂不透?抓兩只人猿來陪你拍照,好讓你回家後示人。
看,當然是樂事;旅遊,卻不完全是“看世界”。更多時候,是看、聽、觸、聞與味諸元素,累積、發酵出來的“感受”。小時候聽過的許多故事,不管經過了多少年,我們仍然記憶猶新,只因為那深刻的或熱切的體會,曾打動我們的心。有機會,大家都願意重溫那些故事。
當世界上的許多酒店、快餐店、飛機場、購物中心、主題樂園、休閑設置,變得越來越相似,太多的地方讓人們走過一次,就沒想再回頭。地方經營者不知道,他們不是沒“看頭”,而是缺乏讓人念念不忘的故事。更確切地說,他們沒法將屬於本身的獨特故事,說得讓遊客或顧客念念不忘、頻頻回首。
故事,讓我們在精神上富足;文化創意經濟在全球勃興的年代,故事更是創造財富的珍貴資源。
(收藏自 11-5-2006 《南洋商報》經濟版<創意經濟>專欄 / 照片收藏自Bujang Valley Museum )
Comment
團結部長:探索布秧谷歷史,馬中辦義淨國際大會
(布城16日訊)配合馬中建交50周年,馬來西亞將與中國主辦「義淨國際大會」。
團結部長拿督艾倫達干說,這是馬中建交50周年之際,我國與中國政府開展的吉打布秧谷(Lembah Bujang )歷史項目。
落實7項議程
「布秧谷具有其歷史意義,值得我們去研究和探索。」
他今日在部門集會上發表2024年新年獻詞時,公布團結部今年將落實的7項議程。
這些分別為加強社區睦鄰計劃(KRT )、欣賞國家原則、培養對國家遺產和文化的興趣、推動國家數字議程、加強印裔社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大馬為志願者樞紐,以及增進不同宗教間的和諧。
在第3 項議程「培養對國家遺產和文化的興趣」中,團結部同意大馬博物館局落實數個項目,包括國際博物館節、博物館過夜活動和義淨國際大會。
義淨曾訪布秧谷
據資料記載,吉打布秧谷是東南亞最古老的文明,歷史可追溯至公元2至3世紀,比公元12世紀的柬埔寨吳哥窟和公元9 世紀的印尼婆羅浮屠更為悠久。
公元7世紀,唐朝的義淨法師到過布秧谷,其文獻證明發掘出土的古熔爐及冶鉄技術,在當時已相當發達。
儘管已被認證為東南亞的最古老文明,布秧谷也曾在2013年計劃申遺,惟10年過去了,大馬國家文化遺產局認為,布秧谷還需要進行更多的考古研究,以支持其「突出的獨特價值」(OUV )。
另外,艾倫達干說,從今年開始,在欣賞國家原則的議程中,國會議員必須在會議開始前宣誓國家原則。
漢文化中心:終獲重視
馬來西亞漢文化中心指出,這項「義淨國際大會」既是配合馬中兩國建交50周年紀念,也是國家級慶祝活動之一。
「漢文化中心近10年推動『義淨文化』,終於獲得中馬兩國的重視,讓義淨成為新時代海絲文明互鑒第一人。」
重組部門招募更多官員
艾倫達干說,由於人手短缺,團結部正研究屬下各部門重組和改組的建議書,以提交給公共服務局儘速審核。
他指出,所有機構目前正收集相關的信息,以做進一步的討論,以確定各邦州和縣的實際人手需求。
活動框架提交內閣
「我們已申請重組團結部,這不僅是要求更多官員,也是為了應付今年計劃的重點項目。我們也規劃了部門及睦鄰地區層面的活動清單。
「在獲得所有信息和組織結構後,我們需要把活動框架提交給內閣。」
分4部分擬團結指數
政府今年將以大馬半島、沙巴、砂拉越和全國共4個部分來擬定國家團結指數研究,以了解這4個部分的具體團結指數。
艾倫達干在較後的記者會上說:「我們已有2個團結指數,通過各種數據來衡量我國的團結程度,今年會再展開一次調查。
他也提到,與和諧指數和幸福指數不同,團結指數的重要性在于衡量團結的方式。
「我們有各項指數,比如和諧指數和幸福指數,相對之下團結指數相當複雜,必須要有統計分析。抽樣數據的收集方面,也需要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 (2024年01月17日南洋商報)
大馬佛教二千年(上篇):拼湊史實·追尋法跡
在我國,佛教一直被當成華人信仰的宗教,只有二、三百年的歷史。然而,如果能深入研究,就會發現佛陀的法跡,在很早之前就已經來過了,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公元初,也就是擁有近二千年的歷史。在考古學方面,其成果遠比文獻學來得豐碩,無論是吉打的布秧河谷,或是吉蘭丹的瓜拉柏迪斯,出土文物之豐富,包括了青銅及陶土佛像,證實了佛教在我國的悠久歷史。
《普門》雜誌月前走訪了官方、法師、學者及教界人士,整理了有關“大馬佛教二千年”的主題,從中拼湊較完整的大馬佛教歷史。
印度商旅:佛教信仰之始
要從“大馬佛教二千年”解題,面對兩大區塊,即是年代的考證,以及佛教信仰的證明。
先說年代。吉打布秧河谷的最古老的出土文物為公元四世紀,以出土的年份為準,當地的歷史可以再往前推算。而根據國大的馬來學者阿力諾博士的說法,一般學者相信,位於泰南和半島北部的狼牙修,其年代應該始於公元100年,距今將近2000年歷史。
倘若要在往上追溯,根據陳秋平博士在其著作《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的引證,早在公元前6、7世紀之前,印度史詩《羅摩正傳》就曾提及馬來黃金半島;學者Brian Harrison認為,早在公元 一世紀,就有印度人定居東南亞;學者Coedes 則認為,公元一世紀之後,是東南亞印度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
據錫蘭國史《大史》(Mahavamsa)記載,阿育王孔雀王朝君主(約公元前304年至前232年)派遣兒子摩曬陀長老去斯裏蘭卡傳播佛教,也曾派遣須那尊者(Ven. Sona Thera)和烏多羅尊者(Ven. Uttara Thera)到黃金半島弘法。不過,在阿育王石柱的記錄,上並沒有派遺黃金半島這一段,因此埋伏了爭議。
雖沒有明確的年代記錄,不過,學術界相信,在公元一世紀,馬來半島就有燦爛的文明,而且深受印度文明的影響。
來者,梵天或佛陀?
第二個要研討的區塊:佛教信仰。馬來文明深受印度文明之影響,無論是在習俗、語言、文化、社會結構方面,至今仍保有不少印度文明的痕跡。對馬來古文明有進行深入研究的鄭文泉博士就舉證了許多日常馬來用語,實是從梵語演化而來。
然而,在眾多史前的出土文物之中,印度教與佛教摻合,究竟當時的馬來古國,以信仰佛教或印度教為主?對於這一點,大馬考古協會會長拿督聶哈山、鄭文泉和陳秋平都各有主張。
聶哈山表示,最初在馬來半島盛行的應該是佛教。他認為,印度教有嚴格的種性階級之分,這種社會結構,不容易在其他地區廣傳。
聶哈山的說法獲得阿力諾的支持,他指出,馬來群島出土刻有古梵文的文物,若在印尼,多數可能屬於印度教,在馬來半島,較可能是佛教。
鄭文泉則傾向於印度教為信仰主流,但不排斥佛教,這是因為印度教留在東南亞的遺跡太多了。
“以室裏佛逝(Srivijaya)來說,這個王朝的名字就屬於印度教的。不過,它至少有三個時期非常支持佛教,即是義凈大師南來時期、興建婆羅浮屠時期,以及阿底峽尊者南來時期。”
陳秋平則認為,傳入馬來半島的極可能時是“Siva-Buddhism”,雖於印度佛教後期,印度教和佛教摻雜不分的一種形態。他指出,印度佛教與東南亞佛教的關系緊密,印度盛行的佛教形態,都會直接傳入並影響東南亞佛教。“至於傳入後,與環境結合後起了什麼樣的變化,最後形成怎麼樣的形態,目前我們不知道。”
陳秋平表示,12、13世紀之後,阿拉伯商旅崛起,回教傳入馬來半島,隨著回教馬來王朝,如馬六甲王朝的崛起,佛教在短時間內迅速被取代。
他推測,最初傳入的佛教教義不純正,乃至後期可能出現腐敗的現象,喪失了其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導致佛教迅速末落。
消失了的佛教古國
狼牙修(Langkasuka) 北大年 (Pattani)
狼牙修是古代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之一,大約建國於一、二世紀,於15世紀滅亡。在其最輝煌時期,狼牙修領土包括今天的吉打、吉蘭丹,甚至還占領了泰國南部。以吉打城(亞羅士打)為貿易港,中印交通頻密。
狼牙修的居民以吉蔑人(即高棉人的一種)為主,而統治階級是印度人。狼牙修開始是盛行佛教,使用南印度的文字。
阿力諾認為,北大年(Pattani)就是狼牙修,依時代不同有過不同的名字。這個國家的中心、首都經常更換,偶爾在吉打,有時候移到北大年。12世紀起信仰回教,1902年被泰國吞並,至今泰南仍設有北大年府。
羯茶(Kedah)
公元7世紀,唐代義凈法師經過此處,稱之為“羯茶”,“羯茶”即為吉打的諧音。一般認為現今布秧河谷(Lembah Bujang)遺址,即屬於此王國。
1804年,一名駐檳城英籍警宮James Low在馬來半島陸續發現梵文石碑及佛寺遺址,
他在吉打Bukit Meriam發現大約刻於4世紀的碑銘,以古Pallava字母(梵文的一種)刻上佛教經文:“造業由於無知,有業必須輪回,有知即可無業,無業使免輪回”。另Quaritch Wales也曾在布央河流域(Sungai Bujang)附近發現一樣刻有古Pallava字母的碑銘。刻成年份大約公元6世紀。經文說明大乘佛教中道(Madyamika)的思想。
盤盤(Pan Pan)
盤盤國(公元3世紀──7世紀),是一個印度化的小國,後為室利佛逝所統一。南北朝及唐朝時期皆有遺使到中國。
《舊唐書》記載,盤盤國與狼牙修國為鄰,皆學梵文,甚敬佛法。
《新唐書》則記載,盤盤國有佛寺,僧尼不忌葷,但不飲酒。
盤盤國的確實地點,或在泰南蘇叻他(Surat Thani)或洛坤(Ligor)一帶。
赤土 (Tanah Merah)
赤土國,見於《隋書》,位於狼牙修以南,確實地點有說是位於泰南的宋卡(Songka)、北大年,也有說是吉蘭丹、彭亨一帶,於吉蘭丹河畔泥土赤色之處。
按記載,其國土地為赤色,故名赤土國。這與吉蘭丹州北部的丹那美拉(Tanah Merah)的地名是否相關,有待考究。《隋書》上說,其國都為僧祗城,又說“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點出了該國印度教和佛教摻雜的情況。
柔佛古城(Kota Gelanggi)
據載,在柔佛有一古城名Kota Gelanggi,為室利佛逝在馬來半島第一個都城,古城的遺址成謎。聶哈山曾經在柔佛北部進行考古工作,沒有太多收獲。他相信,這個古城可能是在哥打丁宜(Kota Tinggi)附近,甚至可能沈沒在新加坡水域之下。學術界認為,如果真的發現此城,其考古發現將會非常豐碩。
室利佛逝(Srivijaya)
發源地在現代蘇門答臘島上的巨港(Palembang)附近,是東南亞印度化古國之一,於13世紀滅亡。室利佛逝王朝的全盛時期,其勢力範圍涵蓋整個馬來半島,直到泰國南部。
室利佛逝崇佛,據知,在公元9世紀,該國國王巴拉提婆曾貢獻一筆捐贈給那爛陀大學。該地佛教興盛,除了曾在7世紀接待過中國僧人義凈法師,在公元11世紀初,接待將佛教傳入西藏的阿提峽尊者,他當時定居Palembang,向密宗大師Dharmakirti學密法。
義凈大師認為這裏是個很好學佛的地方,因此建議:“如果有僧人想到西方學佛法,可考慮留在這裏一兩年,學習梵文。”這是室利佛逝作為大乘佛教學習中心的重要證據。
公元11世紀初,室利佛逝遭到印度朱羅王朝的侵襲,國勢漸衰。
佛教考古場之:瓜拉柏迪斯佛牌山
20年前,距離吉蘭丹話望生25公里的瓜拉柏迪斯(Kuala Betis)的深山叢林裏一座石灰巖洞被發現無數的佛牌,它們帶有印度原始佛教的風格,手工精美,塑像生動,因而被猜測是出土文物。
“佛牌山”的名字因此不脛而走,當地居民蜂湧而至,大家都來挖佛牌。出土的佛牌都是成疊成疊的,取之不盡。一些民眾甚至用鋤頭來挖,可惜的是這一鋤下去,珍貴文物都碎裂了。
後來經媒體報導,國家博物館派人來封鎖現場,並展開大規模的挖掘。但在這之前,已經有不少佛牌流入民間了。
瑪晶瑪浪坐佛寺住持曇鐵法師表示,佛牌山的年代久遠,已無法考,有一說法,與室利佛逝王國有關。當地出土了制做佛牌的木模,以及雕鑿的工具,證實是一個制造廠。
“佛牌在這裏制造後,再運到泰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各國。後來基於不明的原因,可能是僧人遷走了,就把成千上萬的佛牌掩埋在此處。”
文物流失,是國家人民的損失;歷史重現,才是全民的福祉。
無論如何,他期待政府及民間有更多的相關研究,讓佛牌山的歷史不再蒙塵。
●綜合整理(資料提供:《普門》雜誌)
(收藏自 16.6.2011 南洋商報)
大馬佛教二千年(下篇): 吉打布秧河谷我國考古界的佛教聖地
上期的報道,從中拼湊較完整的大馬佛教歷史。然而,在我們腳下的國土,還有多少未知的佛教寶藏等待著挖掘?位於吉打的布秧谷遺址,其出土的文物之豐富,使其成為我國考古界的佛教聖地。
布秧河谷出土的陵廟(Candi)和佛像,在國內已經廣為人知,但是,這個地方留下的最大謎團,就是沒有出現在馬來歷史文獻之中。
從事布秧谷考古工作超過40年的拿督聶哈山表示,根據唐朝義凈大師的記載,稱當地名為“羯茶”,印度文獻裏則稱為“Kadaha”,而有關馬來文獻沒有吉打王朝的記錄。
“《吉打紀年》(Hikayat Merong Mahawangsa)是一本集合模糊片斷,甚至杜撰故事的書,主要收集吉打的故事,但也只提及了有一名國王建了一座城堡,名之為狼牙修,沒有提到布秧河谷。”
於是,考古學家唯有寄望於出土文物,出土的碎磁皿,可追溯至唐代,證明此處過去是一個繁忙的商港,而出土的佛像和陵廟,更證實了佛教曾經盛行。
“布秧河谷最早出土的陵廟是在瑪士河(Sungai Mas),約建於公元5 世紀。我相信這段歷史是由南到北,再到傌莫河,所發現的陵廟建於公元世紀11。”
由於布秧河谷的出土文物,摻雜了佛教和印度教,歷來許多學者皆無法判定所信仰的宗教是否以佛教為主。聶哈山以東南亞各國,從緬甸、泰國、印尼的情況來看,他相信我國的情況一樣,佛教先傳入為主要的宗教,印度教在後來才崛起。
法的足跡來過這裏
回歸那久遠的時代,國家博物館北區主任祖基菲裏表示,布秧河谷的歷史介於公元4世紀至14世紀,但是,依據中國人的記載,早在公元前3世紀,便有中國人南來布秧河谷。
這塊土地出土的文物不計其數,祖基菲裏表示,當局鑒定有80處遺址,目前在挖掘的只有十多個。“大部份的陵廟都沿河而建,只是為了便於得到食物和水的供應。”
吉打文史工作者鐘錫金在其著作《吉打二千年》提到,布秧河谷的“Bujang” 源自於梵文“Blmjanga”,意即為龍。他形容布秧河谷是馬來半島一個重要的商港,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的交通樞紐。這本書也確實記載,義凈大師往來室利佛室和印度之間,於公元671年曾到達吉打。這段史跡給本地佛教徒很大的鼓舞。
位於亞羅士打的吉打佛學院,主席林心元向表示,布秧河谷歷史沒有受到重視,因此大部份國人,包括佛教徒都不了解。“早期,義凈法師到印度留學,又到室利佛室譯經,吉打就做為他中途逗留的點站。我希望,佛教團體在這方面多做推動,帶領參訪團參歡遺址,讓更多的佛教徒了解我們的歷史。”
大馬佛教歷史研究未來路
歷史的契機和文化的探尋,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因緣。
馬來學者阿力諾希望從中國古籍和佛教記載中,探尋馬來民族早年文獻的任何訊息;傅金禧卻致力把中文佛典,翻譯成馬來文。在文化和歷史的路上,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兩個完全不同的目標。
阿力諾的正職是在工藝大學數學系任教。會走上探尋歷史之路,實在是出自於對馬來文化及歷史的熱愛。
傅金禧的情況卻截然不同。1987年,他在華卡峇魯佛教會活動。當時,華人新村的子弟,有不少放棄了原有的信仰,改信其他宗教。“華人新村以耕種為主,受的是馬來文教育。泰裔法師過來弘法,講的是泰語,他們根本聽不懂。”
當時在佛教會駐錫的曇彭法師,深覺佛教應該在這一方面耕耘,就集合了一批青年,將《四聖諦》、《八正道》、《本生經》、《法句經》譯成馬來文,供不諳中文的華裔子弟閱讀。
二十多年來,傅金禧沒有放下翻譯的使命。近期,他把《大智度論》有關“布施”、“持戒”的部份翻譯完畢,並放上網供人查閱。
歷史等待有心人
有關大馬佛教歷史的研究,鄭文泉博士表示,在考古方面較有成果,因為出土文物眾多。在文獻方面,馬來文獻的數量不多,即是有對非回教文獻在做整理,也多著重於印度教的研究。“印度教的兩大史詩,在馬來世界的影響力很大,這方面的文本太多了,明顯好找,很多人都集中在做這個。”
大馬佛教歷史,期待著有心人。陳秋平博士是有心人之一,他的學術研究,就是以大馬佛教為重心。除了著作《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他的博士論文,題為《獨立後的西馬來西亞佛教研究》,他笑稱,若本身能再有一部有關大馬早期佛教的論著,則可組成一本通史。
“大馬佛教界,對本土佛教史的了解太少。我們的佛教學者及講師,可能可以滔滔不絕講述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但未必能夠清楚闡述大馬佛教史。”近來各個源自海外的佛教團體在本土大放異彩,陳秋平也點出:“認同點在哪裏,關懷點就會在哪裏。”
陳秋平認為,對大馬佛教徒而言,研究本土佛教史是重要的,從宗教認同和歷史觀的角度來看,是極有意義的。為此,他倡議大馬佛教界成立一個大馬佛教資料及研究中心。
“對歷史的了解,可以提升對佛教的信心。佛教在本土延續如此之久,它不是一般的宗教,或短時期的宗教。”他說,認識本地佛教史,可以向許多大德學習,如竺摩長老、達摩難陀長老。而從過去本土佛教從興盛走向腐敗,再被取代的歷史,也提醒佛教徒要扮演好本身的角色。
大馬佛教擁有多元形態,陳秋平認為,不能夠只以華人的角度來看待佛教,則會以偏概全。不同源流的佛教,在大馬都有其發展,他最後補充:“如果不是大馬的學術環境不理想,說到研究佛教,大馬的發展空間比哪裏都好。”
通過圖片,了解佛教歷史
馬來西亞古代的佛教歷史,是一頁極其輝煌的篇章。因為它涵蓋了曾經是本區域強盛與繁榮的兩大佛教古國——狼牙修與室利佛室王朝。
馬佛教總會是一個本土寺廟佛團的全國性領導機構,雖然是以十七 世紀及十九世紀末兩次中 國 移 民人口增多而興盛起來的漢傳大乘佛教團體為核心,但追本溯源尋找與認識本土佛教這一頁輝煌的歷史篇章,不但有助擴大歷史價值的視角,也是一項深具意義的探索工作。
2008年的衛塞節,馬佛總雪隆分會獲從事田野研究工作的周澤南先生提供一組拍攝於吉打州狼牙修王朝遺跡公園與博物館展出文物的照片,於是,便在衛塞節慶典活動時,舉辦“馬來西亞最早佛教古國圖片展”,希望借圖片展出能夠讓更多人對我國佛教的歷史與大量形同國寶級的狼牙修古國遺跡文物留下印象。
該項圖片展吸引了信眾前來觀賞,提供了一個難能可貴的平臺讓信眾通過圖片回首佛教在本土的歷史遺跡。(收藏自 23.6.2011 南洋商報)
安煥然‧小學歷史,印度文化不見了
若稍微涉獵東南亞古代史,應知道在島嶼東南亞尚未伊斯蘭化以前,古代東南亞實是深受印度化影響的地區。即使是在15世紀馬六甲王朝創建以前的古代馬來王朝,其文化型態亦大致如此。其中頗具代表性的即有吉打布秧谷遺址的歷史證物。
1981年再版,由大馬出版供應社編輯的小學五年級《歷史課本》之頁38-40〈十三、布秧谷貿易及宗教的中心〉,分“地理位置”、“發現古跡”、“貿易中心”和“宗教中心”等四標題,以大篇幅撰述吉打布秧谷歷史。課文提及布秧谷的發現:“公元1938年,考古學家在這寂寂無聞的盆地中發掘出多座具有濃厚印度文化色彩的陵墓及寺廟,從發掘出來的文物中,考古學家認為大約在第6世紀到14世紀之間,這靜靜的布秧谷是一個商業繁榮及文化發達的地方。”
(布秧谷,Source: says.com)
在“貿易中心”一節,課本如此詳盡的敘述著:“在布秧谷的布秧河畔,考古學家也發現了一個碼頭的遺址。他們在這裡掘出中國宋、元兩朝的瓷器碎片,也掘出印度、波斯和爪哇等地的瑪瑙、陶器和玻璃器皿,這些物件的發現,證明布秧碼頭在馬六甲王朝未建立前曾經是馬來半島的一個主要貿易中心,據說當時在布秧谷,印度商人以瑪瑙、珍珠、棉布及玻璃器皿等物品與中國商人交換陶瓷器、絲綢等物,而本地產品如錫及香料等物,也是印、中商人所樂於交換的。”
在“宗教中心”一節更是明確指說:“布秧谷的商業繁盛及土地肥沃吸引了許多印度商人在此定居,於是他們也把他們所信奉的興都教和佛教傳播到此地來。他們在這裡建築了許多寺廟,本地的王侯及居民受了這班印度移民的影響,也紛紛信奉興都教及佛教,甚至連他們的生活習慣,也深深地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尤其是王族受影響更深,連他們的稱號及慶典都模倣興都教。這麼一來布秧谷不但是馬來半島的貿易中心,也成為興都教及佛教在東方的傳播中心。”
古代馬來王朝之受印度化影響,這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即使是現今使用的國中初一歷史課本,其第三章〈東南亞地區的早期王朝〉,也認可這一史實。其頁39,談及老吉打王朝,指說根據唐代渡海高僧義淨的記述,老吉打當時被稱為羯茶(Cheh-Cha),成立於公元5世紀。布秧谷印度宗教陵墓(Candi)遺跡的證明,這個王朝曾受佛教和興都教的影響。在頁40更附有受印度化影響的興都教―佛教文化遺址的Candi照片。
然而,在今年小學四年級開始使用的歷史課本,雖也以大篇幅在單元七中講述〈早期馬來王朝〉,並列有赤土、老吉打、山都望、剛迦王國、淡馬錫和木歪等馬來半島和東馬來西亞的古國,認為那是“我國的文化遺產”。但其前言僅是如此敘述:“在馬六甲王朝成立之前,有幾個早期馬來王朝已經存在。這些坐落在海邊的早期馬來王朝被稱為海事王國。這些王朝成立於不同的時期,是當時繁榮的貿易中心。”(中文版頁84)提及“早期馬來王朝的特點”,言“早期馬來王朝成為中國和印度商人的落腳地,他們也收集本地產品作為買賣。此外,這些馬來王朝也成為宗教發展中心。”(頁89)但卻隻字不提是甚麼宗教的發展中心。
即使是談及老吉打王朝一段,全文僅如此敘述:“坐落在布秧河流域的老吉打王朝存在於公元5世紀。日萊峰成為外來商船停泊在老吉打的主要指標。老吉打出產稻米,這是當時主要的商品。”
唉!好好一個遺產豐富的文化古國,山、河、商船和稻米都提到了,卻隻字不提興都教和佛教。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行文中,竟把真正的文化核心部份給完全抽除,印度文化不見了。(收藏自 8.6.2014 星洲日報/邊緣評論‧作者:安煥然‧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杜忠全‧不要沒有靈魂的世遺
喬治市入遺至今5年了,由於世遺效應,近幾年來,城市觀覽蔚為風潮。過去住商合一的喬治市,如今還得加上旅遊這一項,才是完整的城市面貌了。
入遺之初,人們的粗略認知,大概以為是喬治市近5000個單位的戰前舊建築,才構成申遺與最終入遺的資格的。入遺之後,最直接的市場效應,當然是舊房子的價值應聲飆漲,原本斑駁腐朽不甚起眼的戰前舊街屋,此後成了房產炒作的金蛋了。
這之外,一些因應外來遊客的消費習慣而出現的投資項目,如情調咖啡座、個性小商舖、城區民宿等等,也相繼出現,成為入遺後舊城區的新景觀。這些一般是本地年輕人結合新形勢來實現理想,讓這些本該外遷謀生的新世代留守本城,另也為入夜後不見人跡的舊街區注入人氣。喬治市入遺與本土年輕人創業的機遇相結合,大家都樂見其成。
然而,外來商團瞄準喬治市的入遺效應,大舉收購舊房子來改裝成所謂的古跡酒店,讓原本在相關街區營生了幾代人的商業租戶不得不撤出,甚至就此結束營業了。這現象就不得不讓人深思:我們追求的是這樣的世遺嗎?
入遺逾5年了,現在應已越來越多人瞭解,喬治市的入遺不只是舊建築,更包括了建築裡外不同族群的生活與營生形態及文化傳承,而後者其實是更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兩相結合,才是世遺喬治市的整體價值。喬治市的世遺區說大不大,但絕對不小,涵蓋了近百條大小街巷和幾千個單位的住商單位。在這世遺核心與緩衝區之內,不同的街區各具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特色,反映了喬治市商民聚落發展之歷史脈絡與完整形態。
更甚的是,由於特定的城市發展背景,多數在舊城區居住和經商了幾代人的商民,他們往往只是租戶而非業主。如今舊房子的產業價值飆升,於業主而言,當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對許多在城裡堅守了幾代人的商民而言,其經濟壓力與不確定的前景,就不言自明瞭。在商言商,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按此情勢發展下去,喬治市的文化生態,很快就會徹底改變了!
5年來,商民大致已認識了入遺的好處,外來財團也體會得入遺所帶來的龐大商機了。在這節骨眼上,眼下是否該深化世遺教育,讓各方進一步來瞭解,作為世遺城市的喬治市,其核心價值究竟何在?或者說,除了作為軀殼的滿城舊房子,世遺喬治市的靈魂,到底在哪?如果只為了配合眼前旅遊經濟的利益,而逐步侵蝕了城市的靈魂,讓原本住商合一而生活氣息濃厚的喬治市,在若干年後變成只有遊客沒有居民聲息的旅遊景點,這樣的結果,恐怕絕非喬治市申遺的初衷。
喬治市入遺之後引來了各方遊客,旅遊經濟益形重要。但是,如果毫無節制地發展旅遊經濟,而不考慮到作為世遺城市的核心價值,進而改變了城市的原生態,將來不但找不回昔日的喬治市,也要失去世遺光環的。入遺5年之後,在還沒變得難以收拾以前,也在還來得及進行補救措施之前,深切寄望2014年即將通過憲報頒佈的〈喬治市特別區域藍圖〉,能為入遺以來的亂象找到有效的防護方針。
無論如何,我們不要沒有靈魂的世遺。( 收藏自 2013-12-30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杜忠全)
星洲日報:林冠英~檳城設華人廟宇委會
(檳城9日訊)檳州首席部長林冠英宣佈,檳州行政議會已同意成立由他主導的“檳州華人廟宇基金會行政議員委員會”,5位華裔行政議員是成員,他們是曹觀友、章瑛、羅興強、林峰成及彭文寶。
他今日發表文告,闡明委員會成立的3個宗旨。
“第一,捍衛聯邦憲法11條文賦予的宗教自由,即每個人都有權利在華人神廟進行宗教膜拜。
“第二,推廣檳城華人神廟的成長與發展。
“第三,與特定的宗教機構,結構性地組織華人神廟,在不影響華人神廟現有的管理及操作上,向他們傳遞有關當局的意見。”
林冠英說,檳州政府非常擔心,巫統領袖正在玩弄宗教及种族仇恨,要求即刻拆除位於木蔻山的非法媽祖神像。
“對於巫統迫不及待地要求當局馬上拆除,州政府採取的政策是在適當的時候執法。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全面進行調查,不但要顧及宗教敏感,也要顧及當時的歷史記錄及居民。”
他說,更讓人擔心的是,一些華文媒体的記者也用同樣的立場與巫統一唱一和,要我們以极端的方式,儘快拆除媽祖神像。當我們在2013年12月24日執法時,很多居住在檳城以外地區的人民以為州政府無法容忍宗教自由,他們不知道木蔻山是無人居住的地方。
“為了確保公眾不掉入巫統的极端陷阱,進一步影響華人神廟的宗教自由,檳州政府決定採取積极行動處理華人神廟事務。”(收藏自2014-01-10星洲日報)
星洲日報:林冠英~盼“拆廟”不會成“風潮”
(檳城1日訊)檳州首席部長林冠英說,巫統議員在州議會中質問州政府為何沒採取行動對付侵佔政府地的媽祖神壇負責人,如今州政府採取行動了,巫統的盟友民政黨則批評州政府,顯示國陣再次玩“雙面遊戲”。
執法員於2013年12月24日到木蔻山拆除侵佔政府地的媽祖神壇,檳州民政黨昨日以“木蔻山古蹟”遭摧毀為由,批評州政府監督不當。
林冠英今早在檳州第一副首長莫哈末拉昔、行政議員阿都馬烈和政治秘書黃偉益國會議員陪同下召開新聞發佈會發表上述談話。
林冠英坦言擔心拆除木蔻山媽祖神壇的行動,將成為一個先例,他希望“拆廟”不會是接下來一整年的“風潮”;也希望媒體記者瞭解不是每所神廟的非法結構都會被拆除,而需以個案方式來處理。
“有一些廟宇是合法的,但附有非法建築結構,我們就要拆嗎?”他反問在場的記者。
他強調,木蔻山媽祖廟四周沒有人居住。
交代執法員“禮貌”執法
林冠英說,執法員於2013年12月24日低調展開行動,是因為涉及宗教敏感課題,也要顧及信徒的感受。
他在新聞發佈會上分發當天執法員採取行動時的照片給記者,他說,他已交待執法單位以“有禮貌的方式”執法,他相信執法員也做到了這一點。
將查古蹟是否被破壞
他說,神壇負責人也受通知到場收拾,取回神像及其他物品,照片顯示負責人王守添本人也在場。
檳州民政黨秘書胡棟強和委員陳嘉亮昨日指在執法行動中,有古蹟被破壞,林冠英受詢時說,據土地局的報告,當中並沒涉及古蹟建築物。
他說,州政府願意面對批評,也會調查是否真的涉及古蹟建築物,待土地局的詳細報告出爐後若證明有古蹟建築物,州政府會修復。
他說,州政府在採取行動時會作多方面考量,包括歷史、文化、風俗等,也包括古蹟價值。不過,某建築物是否屬於古蹟,很多時候是見仁見智的事,也很難考究或斷定。(收藏自2014-01-01星洲日報)
李義廉:產業發展可以與古蹟並存
吉打州某發展商在進行推土工程時竟然將布秧谷擁有歷史價值的古跡一併推倒,引起大眾嘩然。據悉遭到破壞的遺跡是在1926年被英國考古學家柯立芝威爾斯在該地所發掘的50餘座佛塔、印度廟宇、陵墓等的第11座陵墓。
吉打州務大臣慕克力得知此事後立刻頒佈停工令,勒令發展商必須馬上停止所有建築活動。然而發展商則堅稱獲得土地局批准並且該地段是該公司所購買的,是屬於私人地段為抗辯理由。
在1993年,吉打州政府批准了布秧谷發展成為國際休閒城計劃,佔地大約400公頃。
據時任州務大臣奧斯曼阿洛表示,政府規定發展單位必須要保存當地歷史古跡。
從以上看來,發展商在動工時缺乏敏感度,而批准發展商動工的有關當局必須要負上責任。根據一般的產業發展程序,發展商必須獲得推土批文後才可進行推土,該批文是由市議會工程局發出。市議會批准這項工程時肯定非常瞭解該處存在一個價值非凡的歷史遺跡,倘若批准,有關當局就必須監督發展商在動工時期不只不能毀壞古跡,甚至還必須確保古跡不會受到損壞,這是一般上的做法。倘若市議會真在批文中列出此條件,發展商則必須負上責任,如發展商完全根據批文行事,那麼市議會就必須解釋動工批文的考量標準。
從以上事件來看,國人對保護歷史古跡的意識並不高。政府沒有明顯規劃保護歷史古跡的大藍圖及策略,商家也缺乏保護歷史古跡的自發性。在國外,歷史古跡是一項能夠帶來經濟效應的國寶。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柬埔寨的安哥窟。這座歷史古城帶旺了該國的旅遊業,創造了無限商機,即使是世界強國中國也把國內的歷史古跡完好保留,如在北京的故宮,長城,天壇等。
希望類似吉打布秧谷事件不會在國內任何一個角落再度發生。我認為,只要策劃妥當全體配合,產業發展項目是可以與歷史古跡並存的。(收藏自 10.12.2013 《星洲日報》言路版)
龐宣:兩種態度,景觀不同
台灣台北郊外野柳的女王頭經過長期風化作用,頸圍每年平均縮減2至3厘米,現在只剩下126厘米,5年內恐怕隨時都會有“斷頸”危機!台北觀光處擬在明年舉行民意調查,表決女王頭該救與否。
目前有關當局採取搶救的辦法是靠納米科技,利用納米藥劑混合沙子塗滿孔洞,風乾後填補處和岩石融為一體。雖然強化了岩石,但夏天和冬天的色澤仍有差異。
但在我國的吉打布秧谷8世紀興都古廟,在今年8月被發展商夷為平地,引起當地印裔居民不滿到警局報案,要求警方介入調查。布秧谷古跡遺址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古跡,發現了大約50座古老的印度陵墓。不過,大部份的陵墓因無得到保護和照顧,已成了一片廢墟!
事件曝光後,吉打州政府的回應是,對於該廟宇被拆除一事表示遺憾。不過,在獲得發展商的同意下,州政府計劃在原址或其他地段重建該廟宇,並採用所剷 平存有價值的原料和設計,興建同等大小規模及外觀的廟宇。它還表示已向旅遊及文化部提出申請,將布秧谷遺產古跡地段發展成為國際旅遊景點區。
以上反映出兩地政府對自然景觀和歷史古跡,所持的不同態度和應對方法。台灣是愛惜、保護的積極心態。而大馬是敷衍應付的態度,反映了州政府長久以來 對歷史遺跡保護的不重視。雖說事件發生後有意將被拆毀的廟宇加以復原而重建起來,但即使重建了,新廟宇已失去原有古跡的歷史意義和價值!最叫人不敢苟同的 是,州政府仍以發展旅遊景點的經濟眼光和心態,來看待布秧谷遺產古跡,這不是保護歷史遺產應有的正確態度。
歷史古跡和自然景觀是世界遺產,人們要愛惜保護。不然,我們會失去這些珍貴的遺產!有如風化的女王頭,它也會隨著自然界的侵蝕,慢慢地消失在人們的 眼中;至於布秧谷興都古廟的人為破壞,更突顯了我國人民對保護歷史古物的無知和任意妄為,實有必要加強保護古物和自然景觀的教育。(收藏自 10.12.2013 《星洲日報》言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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