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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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替每一位曾站在一座紀念碑、一幅畫作,或一隻獵鷹面前,卻強迫自己非得有所感受的旅人發聲。愛默生(Emerson)與珀西(Percy)幫助我們理解,這樣的要求其實並不合理:成為一名觀光客,意味著你早已決定,真正重要的並不是自己的感受。一段經驗是否真正具有某種「X」的本質,恰恰不是身為非 X 者的你所能裁斷的。
類似的論點也適用於觀光客想要向浩瀚人海致敬的衝動。珀西與愛默生關注的是美學層面,指出旅行者其實很難真正獲得自己所追求的感官體驗;而佩索亞(Pessoa)與切斯特頓(Chesterton)則關心倫理層面,探討旅行者為何無法真正與他人建立連結。
我在巴黎漫遊時,總是凝視著街上的人,仔細端詳他們的穿著、舉止與彼此互動。我試圖從周遭的法國人身上,看見所謂的「法國性」。然而,這並不是結交朋友的方法。
佩索亞曾說,他只認識一位「真正有靈魂的旅行者」:那是一名辦公室小弟,沉迷於蒐集旅遊手冊、從報紙上剪下地圖,並熟記各個遙遠目的地之間的火車時刻表。這名少年能夠詳述世界各地的航線,卻從未離開過里斯本。切斯特頓同樣欣賞這樣足不出戶的旅行者。他寫道,在那位「漫不經心的觀光客」身上,有一種「令人感動,甚至帶著悲劇色彩」的意味——其實,他大可待在家裡,在漢普斯特德(Hampstead)或瑟比頓(Surbiton)就能熱愛拉普蘭人、擁抱中國人、把巴塔哥尼亞人摟進自己的心裡;偏偏,他卻受到一股盲目而近乎自我毀滅的衝動驅使,非得親自跑去看看他們究竟長什麼模樣。
問題不在於異地本身,也不在於一個人想去看看那些地方;真正的問題在於,旅行具有一種使人去人性化的效果,迫使旅行者置身於人群之中,卻只能以旁觀者的身分與他人建立關係。切斯特頓認為,以正確的方式去愛遙遠的人——也就是隔著距離去愛——反而能夠成就一種更普遍的人類連結。當住在漢普斯特德的那個人,在抽象層面上想到外國人,「想到他們勞動、愛自己的孩子,並終將死去」,那麼,他其實正把握住了關於他們最根本的真實。「他在家中所感受到的人類紐帶,並不是幻覺,」切斯特頓寫道,「那反而是一種內在的真實。」旅行,反而阻礙了我們去感受那些我們跋涉千里、只為靠近的人所真正存在的生命。
關於觀光旅遊,最重要的一個事實就是:我們早已知道自己回來時會是什麼樣的人。
度假並不像移民到另一個國家、進入一所大學就讀、開始一份新工作,或墜入愛河。我們投入那些人生歷程時,懷著的是一種忐忑不安,就像走進一條隧道,不知道當自己走出來時,將會變成怎樣的人。
然而,旅行者出發時卻深信,自己回來後仍會擁有相同的基本興趣、政治信念,以及生活方式。旅行就像一枚迴力鏢——它終究會把你送回最初出發的地方。
(續上)如果你認為這並不適用於你——認為你自己的旅行充滿魔力且意義深遠,能夠深化你的價值觀、拓展你的視野、使你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等等——那麼請注意,這種現象並不能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加以評估。佩索亞(Pessoa)、切斯特頓(Chesterton)、珀西(Percy)和愛默生(Emerson)都明白,旅行者會告訴自己他們已經改變了,但你不能依靠內省來察覺一種自我欺騙。因此,不妨把你的思緒轉向那些即將踏上夏日冒險旅程的朋友。你預期他們回來時會處於什麼樣的狀態?他們或許會談論自己的旅行,彷彿那是一場帶來蛻變的「一生一次」的經歷,但你是否能從他們的行為、信念或道德判斷中察覺出任何不同?他們真的會有任何改變嗎?
旅行很有趣,所以我們喜歡它並不神秘。真正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我們會賦予旅行如此巨大的意義,甚至為它披上一層美德的光環。如果假期只不過是在追求一種「不變的變化」,是一種擁抱虛無的行為,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堅持它具有意義?
人們不得不承認,也許「什麼都不做」並沒有那麼容易——而這正為這個謎題提供了一種解答。試想一下:如果你發現自己此後再也無法旅行,你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你並沒有計畫進行重大的生活轉變,那麼這個前景會以一種令人恐懼的方式籠罩著你:「越來越多地重複這些事情,然後我死去。」旅行將這片漫長的時間切割開來,分成「旅程之前發生的那一段」與「旅程之後發生的那一段」,使我們暫時看不見必然走向毀滅的事實。而且,它以最巧妙的方式做到這一點:讓你提前品嚐那種狀態。
你不喜歡思考這個事實:有一天,你將什麼也不做,也不再成為任何人。你只會允許自己預先體驗這種感受,前提是你能把它偽裝成一個關於自己正在做許多令人興奮且具有啟發性之事的故事:你正在體驗人生、你正在與他人連結、你正在被改變,而你還擁有紀念品和照片作為證明。
(The Case Against Travel:It turns us into the worst version of ourselves while convincing us that we’re at our best by Agnes Callard,June 24, 2023,The New Yorker)
[愛墾研創』意義的重構:文旅3.0時代的空間轉向與情緒景觀
在2026年的今天,當我們談論「旅遊」時,腦海中浮現的不再僅僅是地標建築前的快門定格,或是導遊旗幟下的魚貫而入。旅遊,這項人類古老的空間實踐,正經歷著一場名為「文旅3.0」的深刻範式轉移。如果說1.0時代是「看山是山」的觀光資源開發,2.0時代是「山水之間」的度假休閒業態,那麼文旅3.0則是一場關於情緒價值、數字孿生與文化主體性的全面重構。
這不只是一次技術升級,更是一次集體心理的「意義補全」。
一、從「景觀社會」到「情緒場域」
文旅3.0的首要特徵,在於從「空間的視覺消費」轉向「心靈的深度共鳴」。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中曾批判人類生活被表象所遮蔽,但在2026年,文旅產業正試圖撕開這層表象。
隨著全球步入後物質時代,旅遊者的核心訴求已從「我到過這裡」演變為「我在這裡成為了誰」。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網紅牆,而是具備「治癒力」與「敘事感」的情緒場域。例如,近期興起的「低分景區逆襲」現象,遊客不再追求昂貴的人造奇觀,轉而投向那些能提供「具身性」體驗的偏遠古村落或城郊荒野。這種轉向背後,是現代人對過度數字化生活的反撥,他們在尋求一種「現實的觸感」。
文旅3.0的核心生產力,本質上是情緒生產力。景區不再是静态的背景板,而是具備情感交互能力的生命體。透過AI情感計算與場景設計,旅遊空間開始與遊客的個體生命史產生連結,提供一種「精準的情緒按摩」。
二、數字孿生與虛實共生的「在地感」
2026年,AI與元宇宙技術不再是噱頭,而是文旅產業的底層邏輯。然而,與早期推崇的完全虛擬化不同,文旅3.0強調的是「增強現實下的在地性」(Augmented Locality)。
藉由穿戴式設備的普及與低延遲網絡的覆蓋,現在的遊客在遊覽西安大唐不夜城或台南安平古堡時,能即時看見疊加在歷史遺跡上的時空倒影。你看到的不是殘磚敗瓦,而是正在進行中的歷史慶典。這種「虛實共生」解決了傳統文旅中「歷史不可見」的痛點。
更重要的是,AI驅動的「數字原住民」——即那些植入歷史數據與性格算法的NPC(非玩家角色)——賦予了景區真正的靈魂。遊客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劇情的一環。文旅3.0將整個目的地化作一場巨大的「沉浸式開放世界遊戲」,旅遊的本質在這種高度參與中,從單向的文化灌輸轉變為雙向的價值共創。
三、文化IP的解構與主體性回歸
在1.0和2.0時代,文化IP往往是僵化的符號,如同一張薄弱的貼紙粘貼在商業項目上。但在3.0時代,IP是動態的、流動的,且植根於當地的生活方式之中。
文旅3.0追求的是「文化的主體性」。這意味著不再是為了迎合遊客而「展演」文化,而是讓文化在當地的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長。景德鎮的陶瓷文化、大理的慢生活、或是潮汕的英歌舞,這些IP之所以在2026年依然煥發強大生命力,是因為它們不再是景區裡的表演項目,而是當地居民認同的生活方式。
當遊客走進這些場域,他們消費的不是一個產品,而是一種「真實性」。3.0時代的文旅策劃者明白,最頂級的IP是「人」。非遺繼承人、在地手作人、甚至是一個有故事的小店老闆,他們共同構成了文旅空間的文化骨架。這種去中心化的文化傳播,打破了以往由權威定義的美學,讓「微文化」和「亞文化」成為吸引年輕一代的核心動能。
四、產業邊界的消融:生活方式的整體交付
文旅3.0最顯著的商業特徵是「邊界消失」。旅遊不再是一個獨立的行業,而是一場跨界融合的社會運動。
文旅+康養:旅遊不再是消耗體力的奔波,而是生理與心理的修復(Healing)。2026年的度假酒店已演變為綜合性的生命養護中心。
文旅+研學:知性好奇心取代了盲目跟風。人們為了學習一種古老的手藝、了解一個生態系統而跨越城市,旅遊成了「移動的實驗室」。
文旅+商業:購物中心景區化,景區生活化。當下的「微度假」模式,讓旅遊發生在下班後的兩小時,發生在街角的策展空間裡。
這種融合意味著文旅產業已從「供應鏈競爭」轉向「生態位競爭」。一個成功的目的地,必須提供涵蓋食、宿、行、遊、購、娛,乃至精神升華的整體交付方案。
五、結語:回歸「人」的本質
回望文旅的進化史,我們發現這是一條從「物」回歸到「人」的路徑。1.0看風景(物),2.0看業態(事),3.0看情緒與靈魂(人)。
文旅3.0不是技術的炫技場,而是文化的歸宿地。在AI高度發達的2026年,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渴望真實的連結、深度的共情以及靈性的覺醒。旅遊,正是人類用身體丈量世界、用靈魂感悟生命的最後堡壘。
當我們定義文旅3.0時,我們定義的不僅是一種產業模型,更是一種全新的文明交往方式。它讓我們在數字化的荒原中,找到了一片棲息心靈的文化綠洲。在這裡,每一個人既是觀眾,也是演員;既是過客,也是归人。
墾友們想了解更多關於「文旅3.0」的落地案例,或是探討特定城市如何進行轉型?
[愛墾研創·陳楨]身心靈文創:教育的可能性~~在當代文創教育的語境中,「身心靈」話語早已不只是個人修養的範疇,而是逐漸滲入創意教學、藝術實踐乃至文化產業的核心方法論。許多課程強調直覺、感受、願景與「顯化」能力,鼓勵學習者透過內在調頻與意圖設定,將理想的創作成果或人生狀態「吸引」到現實之中。這樣的教學模式,表面上解放了傳統教育對理性與技術的過度依賴,實際上卻多半仍停留在一種「可能性」的運作邏輯之內。
所謂「可能性場」(Field of Possibilities),在這裡往往被理解為一個蘊含各種潛在結果的場域,而創作者的任務,是透過內在狀態的調整,選擇並實現其中較為理想的選項。這種思維在文創教育中具備一定吸引力:它賦予學生一種即時的能動感,使創作不再只是技術訓練的累積,而是一種可以「對齊」與「召喚」的過程。然而,其潛在限制也同樣明顯——創造性被默默地框限在既有文化想像之中。學生被鼓勵去「實現夢想」,卻較少被引導去質疑「夢想本身是如何形成的」。
在此脈絡下,引入德勒茲的「虛擬」與「平面」概念,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轉向契機。正如前述討論所指出:「可能性場」與德勒茲的「平面」的交集,在於它們都試圖描述一個先於具體存在的生成場域;但德勒茲將其深化為「虛擬的內在性結構」,而非一組等待實現的可能選項。這一差異,對文創教育具有關鍵啟示。
首先,德勒茲的「虛擬」並不是尚未實現的「作品藍圖」,而是一種差異與關係的生成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創作並非從一個清晰的目標出發,而是從多重力量的交織中逐步浮現。若將此觀點引入教學,意味著創作過程不再被視為「從想法到成品」的線性實現,而是一種開放的生成實驗。學生不只是執行既有概念,而是在與材料、情境與他者的互動中,讓新的可能性自行湧現。
其次,「平面」作為一種內在性結構,打破了傳統教育中主體與客體的明確區分。在許多身心靈導向的課程中,仍隱含一個穩定的「自我」,負責設定目標並調動資源以實現之。然而,在德勒茲的框架中,「自我」本身也是生成過程的一部分。這對文創教育的意義在於:教學不應只強化學生的表達能力,更應創造條件,使其既有的感知與認同被重新組裝。換言之,教育的任務不只是培養創作者,而是讓「成為創作者」這件事本身保持開放。
再者,當前文創教育常以「產出導向」為核心評價標準,即便披上身心靈的語彙,最終仍回到市場可見性與成果展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性場」很容易被工具化為一種提升效率的心理技術。然而,若採取「虛擬化」的視角,評價標準本身也需要被重新思考。創作的價值,不僅在於最終作品是否成功,更在於其是否開啟了新的感知方式、關係形式或問題意識。這種價值難以量化,卻正是文化創新的核心所在。
陳明發博士的「情藝歆喚文創」若作為一種教學實踐,可以被理解為連結這兩種邏輯的過渡場域。一方面,它延續了身心靈強調感受與內在經驗的(詩性)特質;另一方面,它也有潛力超越單純的「願望實現」,轉向對生成過程的關注。關鍵在於,課程設計是否只是引導學生描繪理想圖像,還是進一步鬆動這些圖像的來源與結構,使其進入更開放的創作狀態。
在此意義上,量子力學的隱喻若要在文創教育中發揮正面作用,也需從「結果可控」的想像,轉向「過程不確定」的理解。量子世界的啟示,不在於證明意識可以主宰現實,而在於揭示實在本身的非穩定性。這種非穩定性,與德勒茲所說的「虛擬」形成某種呼應:世界並非由固定形式構成,而是不斷處於生成之中。教育若能讓學生經驗這一點,創造力便不再只是技巧,而是一種對開放性的承受能力。
總結而言,當前文創教育中的身心靈取向,多半仍運作於「可能性」的框架之中,強調選擇與實現既有選項。而德勒茲的思想,則提示我們走向「虛擬化」的實踐——不是從場中挑選未來,而是介入場本身,使新的差異得以生成。這一轉向,意味著教育從「培養達成目標的能力」,轉變為「維持生成開放性的條件」。在這樣的教育場域中,創作不再只是通往成果的手段,而是一種持續展開的存在方式。
[愛墾·嫣然] 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
在當代文創語境中,「體驗」幾乎已成為一種預設前提:展覽必須可理解、可參與、可拍照、可分享,甚至可被即時消費與再生產。無論是沉浸式展覽、互動裝置,還是地方文化節慶,其核心往往仍圍繞著一個隱而不宣的中心——人。觀眾被設計為感官與意義的接收者,而物,無論是器物、材料或環境,則多半被視為承載訊息的媒介。
在這樣的框架下,引入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不只是方法的更新,而是一種近乎顛覆性的轉向: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創活動是否可能不再以人為中心,而讓「物」本身成為敘事的主體。
OOO 的核心主張在於,世界由各種「物」構成,而這些物並不依賴人類的感知或理解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每一個物都具有某種「撤退性」(withdrawal):它永遠不會完全向其他存在(包括人類)敞開自身。這一點對文化策展具有深遠意義。因為傳統展覽往往假設,只要提供足夠的資訊與脈絡,觀眾就能「理解」展品;但在 OOO 的視角中,這種完全理解本身就是一種幻覺。物始終保留其不可化約、不可窮盡的一面。
若將這樣的哲學觀引入馬來西亞的在地文化策展,其潛力尤為突出。馬來西亞本身即是一個由多重文化、語言與生態層次交織而成的空間:熱帶雨林的濕度、城市基礎設施的金屬結構、宗教儀式中的聲音與氣味、以及日常生活中塑膠與電子廢棄物的累積,這些都不僅是「文化背景」,更是彼此作用的物之網絡。傳統文創活動或許會將這些元素轉譯為符號或故事,例如強調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或再現地方歷史的敘事;然而,OOO 式策展則會嘗試讓這些「物」本身發聲,而非僅僅成為人類敘事的材料。
具體而言,一個以 OOO 為基礎的在地策展,可能不再以「展示文化」為目標,而是創造一個讓物之間互動的場域。例如,在一個模擬熱帶環境的展場中,濕度不只是背景條件,而會實際影響金屬的氧化、聲音的傳播,甚至觀眾的行動方式;植物不只是裝飾,而是會隨光線與水分變化而改變空間節奏;聲音裝置不回應觀眾操作,而是根據環境數據自動生成。於是,觀眾不再是控制一切的主體,而只是眾多物件之一,其存在同樣被其他物所影響與限制。
這樣的策展策略,也與 Timothy Morton 所提出的「超物件」(hyperobject)概念產生呼應。在馬來西亞的語境中,氣候變遷、海洋污染或城市熱島效應,都可被視為典型的超物件:它們跨越巨大時間與空間尺度,無法被完整感知,卻無時無刻不在影響日常生活。OOO 策展可以透過「不完整顯現」的方式,讓觀眾經驗這種難以掌握的存在。例如,展場中的溫度可能緩慢上升,氣味逐漸改變,但沒有明確說明其原因;觀眾只能感受到某種變化正在發生,卻無法將其還原為單一事件。這種經驗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一種存在狀態的觸發。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去人類中心的策展並不意味著排除人,而是重新定位人。人不再是意義的唯一來源,而是參與於一個更大網絡之中的節點。這與海德格爾所說的「在世存在」形成一種微妙的延續與偏移:人始終已在世界之中,但這個「世界」不再是穩定且可理解的整體,而是一個由無數彼此部分遮蔽的物所構成的開放場域。在這樣的情境中,觀眾的「迷失」不再是策展的失敗,而恰恰是其成功之處——因為它揭示了人類認知的限制。
然而,OOO 在文創實踐中也面臨現實挑戰。首先是可讀性問題:當展覽刻意降低解說與敘事時,觀眾可能感到困惑甚至疏離。其次是制度問題:多數文化機構仍以觀眾滿意度、教育功能或商業效益為評估標準,而 OOO 式策展往往難以直接對應這些指標。因此,實務上的關鍵或許在於「節制的去中心化」——在不完全放棄觀眾導向的前提下,引入物之自主性與不透明性。例如,可以在展場外圍提供有限的背景資訊,而在核心區域保留不解釋的空間;或在展覽結尾設置反思區,讓觀眾將自身經驗重新組織。
從更廣的文化視角來看,OOO 的引入也可能對「在地性」本身提出質疑。過去,「在地文化」常被理解為可被保存、展示與傳承的內容;但若從物導向觀點出發,在地性不再只是人類歷史與認同的產物,而是由氣候、地質、材料、技術與生物等多重因素共同構成的動態關係網。這意味著,策展不再只是再現既有文化,而是介入並重組這些關係,使其以新的方式顯現。
總結而言,將 OOO 應用於馬來西亞在地文化的文創活動,不只是形式上的創新,而是一種深層的認識論與本體論轉向。它挑戰了「文化是為人而存在」的基本假設,並提出一種更為開放且不穩定的視野:在這個視野中,人不再居於中心,物也不再沉默,文化不再是可被完全掌握的對象,而是一場持續發生、永遠無法被完全說明的關係事件。
[愛墾研創]文創作為催化力量——在競爭力停滯結構中,重新理解馬來西亞文化政策的角色
(對照 UNESCO《Cultur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MondiaCULT 2025》)
前言:當「有條件的國家」無法完成轉化
馬來西亞並非一個資源匱乏、制度缺席或人才不足的國家。相反,過去二十年間,它同時具備了:
然而,國家競爭力卻長期停留在「中段均衡」狀態:製造與服務能存活,卻難以躍升;產值能維持,卻難以累積制度信任與品牌價值。
這種現象,並非單純的經濟政策失誤,而是一種「轉化失靈」——資源存在,卻無法被轉譯為長期韌性與高附加值結構。
在此情境下,文化與創意產業(CCIs)若仍被視為「補充性部門」,其政策潛力將被嚴重低估。
一、MondiaCULT 2025:文化不再是工具,而是發展的結構維度
UNESCO 在《Cultur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中提出的關鍵轉向,是將文化從「支撐發展的手段」,提升為永續發展本身的基礎條件。這一轉向體現在三個層面:
文化成為永續發展的第四支柱: 若沒有文化所提供的意義系統、價值共識與創造力來源,經濟、社會與環境政策將失去內在黏著力。
文化治理的重心,從產值衡量轉向結構不平等: 報告明確指出:文化雖被高度讚頌,卻在預算、制度保障與創意勞動條件上長期被邊緣化。
文化不再只是「服務於」其他政策,而是人類福祉的目的本身: 這是一種近乎「詩性政治」的主張——真正的和平與永續,始於人心中的想像能力。
這套觀點,為重新理解馬來西亞文創政策,提供了一個超越部門分工的理論支點。
二、從優先領域看文化的「治理位置」
若對照 MondiaCULT 所提出的文化政策優先領域(如你提供的圖表),可以清楚看到文化的角色已發生根本變化:
包容與公平的文化參與:文化被視為修補社會斷裂、重建信任的場域
數位技術與創新:文化既是技術應用的實驗場,也必須防範平台壟斷與創作者剝削
文化教育與能力培養:重點不在技藝,而在創造性理解與價值轉譯能力
文化與永續經濟:文化生態被視為長期產業韌性的關鍵
文化與氣候行動、危機中的文化保護:文化是社會在不確定性中維持連續性的機制
這些領域指向一個共同結論:文化已被放置在「治理結構」之中,而非裝飾於其外。
三、在馬來西亞條件下,文創的三種「催化功能」
在結構受限、改革成本高昂的現實下,文創的價值不在於「取代」其他部門,而在於催化轉化發生。
馬來西亞的產業困境,不是「沒有產業」,而是長期卡在價值鏈中段。
文創真正能介入的,不是製造本身,而是:產品設計與品牌敘事;使用者體驗與服務整合;在地文化元素的策略性轉譯。這些元素單獨看似微小,卻正是從「成本競爭」轉向「價值競爭」的關鍵。
沒有文創介入,產業只能比價格;有文創介入,產業才可能比意義。
文創無法也不應取代法治、反貪或行政改革,但它可以在制度縫隙中:
建立小尺度、可運作的合作信任
透過文化平台實驗跨族群、跨專業的協作
將抽象政策目標轉譯為可參與的公共敘事
在制度高度不確定的環境裡,信任往往不是被「宣布」,而是被「實作」出來的。
人才流動本身不是問題;無法回流、無法轉化才是問題。
文創能提供的,是一種「非典型承載空間」,讓以下群體得以在本地形成生態:跨界創作者;研究型設計與內容工作者;無法被傳統企業吸納的高技能文化勞動者。透過創意聚落、文化平台與知識網絡,這些人才不必完全「留下」,卻能與本地持續發生連結。
四、從「被動補位」到「策略介入」的文化政策
若文創仍被鎖定在文化部門,其影響力將註定有限。真正有效的文化政策,必須具備跨部門介入能力:
與產業政策對接:補助與產業升級、品牌化目標掛鉤
與教育體系連動:從創意技能轉向創造性理解與真實需求
與地方治理結合:文化成為地方經濟與社區再生的工具,而非象徵工程
這意味著:文化政策必須被視為發展政策的一部分,而非象徵性附屬。
結語:文創的力量,在於讓「轉化真正發生」
馬來西亞的核心困境,不在於缺乏文化資源,而在於缺乏將文化轉化為制度韌性與產業價值的能力。MondiaCULT 2025 所揭示的,不是一套浪漫的文化理想,而是一個冷靜而深刻的判斷:沒有文化作為催化條件,結構轉型幾乎不會發生。在競爭力停滯的結構中,文創的歷史角色,不是點綴成長敘事,而是啟動轉化反應。而這,正是當前馬來西亞最迫切需要的力量。
[愛墾研創]文創作為催化力量——在競爭力停滯中重新定位馬來西亞的文化行動
長期以來,馬來西亞被視為東南亞最具發展潛力的國家之一。然而,現實卻顯示,其經濟與產業結構逐漸陷入一種「不上不下」的狀態:既未能完成向高附加值經濟的躍升,也逐步喪失在中低端製造領域的成本優勢。這種競爭力停滯,並非單一政策錯誤所致,而是治理、產業與社會動能之間長期錯配的結果。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與創意產業(文創)常被寄予厚望,甚至被期待成為替代性的經濟引擎。然而,若將文創理解為「救援方案」,極容易讓文化政策淪為象徵性裝飾。更有建設性的理解,應是將文創視為一種催化力量:它本身不主導轉型,但能促成轉型發生。
這一理解,與〈文化:通往永續未來的核心力量〉所反映的Mondiacult 2025共識高度契合。該框架強調,文化的價值不在於短期產值,而在於其對治理品質、社會信任與跨部門協作的長期支撐能力。換言之,文化不是經濟部門的替代者,而是整體發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橫向條件。
對馬來西亞而言,文創的第一項催化功能,在於推動產業升級而非取代產業。長期以來,馬來西亞製造業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但多停留在組裝與中游製程,缺乏設計、品牌與系統整合能力。文創的介入空間,正存在於這個價值鏈瓶頸之中:產品設計、使用者體驗、品牌敘事與文化差異化,皆能為既有產業創造「非成本型」競爭優勢。這些因素不會單獨形成新產業,卻能顯著放大產業附加值,改變競爭邏輯。
其次,文創能在制度信任不足的情況下,發揮社會層面的穩定與連結功能。馬來西亞面臨的制度問題,並非完全失靈,而是缺乏長期一致性與可預期性。文創無法修補制度缺陷,但可以在地方與社群層級建立小尺度、可運作的合作機制。透過文化平台、創意社群與跨族群協作計畫,抽象的政策目標得以轉化為具體可參與的公共實踐,為制度改革創造社會吸收的條件。
第三,文創在人才議題上的作用,不是阻止流動,而是創造轉化與回流的可能性。高技能人才外流,反映的是本地產業與制度無法吸納其能力。文創所能提供的,是一種介於市場與制度之間的承載空間,讓設計師、內容創作者與跨界研究者能在本地形成可持續的專業生態。這種生態規模或許有限,卻能防止人才結構性斷裂,為未來轉型保留彈性。
然而,強調文創的催化功能,也必須保持批判清醒。文創無法取代工業與科技政策,文化敘事不能替代制度改革,民間創意平台更不可能承擔國家治理責任。若忽視這些限制,文創將從促進轉型的催化劑,淪為掩蓋結構問題的修辭。
總結而言,馬來西亞當前的困境,不在於缺乏文化資源,而在於缺乏將文化轉化為制度韌性與產業價值的能力。在Mondiacult 2025所揭示的文化發展視野中,文創的真正力量,不是成為主角,而是讓轉型得以發生。它無法單獨改變結構,但沒有它,結構往往無法真正鬆動。
馬新社主席黃振威:希盟領袖必須重新認識沙巴(II)
對希盟、國陣和國盟這些來自西馬的政黨來說,如今選舉結果已然明确信號,他們必須重新審視自身策略,回到「起跑線」重新布局。
執政三年後的今天,希盟領導層更應該誠實地反思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首相安華領導一個擁有18個盟黨的團結政府,處處受制,各方拉扯。然而,人民對一名改革派領導人的期望極高,很多人已經沒有耐心長時間聆聽坦白與解釋,他們要的是見實話與實際的改革成果。一些部長職長與副部長甚至不願回覆媒體的簡訊或來電,更難論回應普通民眾的訴求。
當過去被視為「定存票倉」的華裔、印裔與沙巴選民開始流失,這是一個嚴重的警訊。
這些選民當中,不乏當年曾參與「烈火莫熄」改革運動的支持者。他們如今感到憤怒、淚竭與失望。
沙巴選舉的結果,無疑是一記響亮的警鐘。不理想的選民,尤其是那些曾助你送上台執政的人,視為理所當然。
馬新社主席黃振威:希盟領袖必須重新認識沙巴(I)
沙巴選舉的結果,無疑是一記響亮的警鐘。不要把選民,尤其是那些曾把你送上台執政的人,視為理所當然。
在第17屆沙巴州選進入最後階段前,跡象已相當明顯。
民主行動黨在丹絨亞路一個小販中心進行的政治講座,於晚上7時半開始,現場觀眾寥寥無幾,多數是黨員和工作人員,加上當晚下雨,到7時半,講座便草草結束。
在投票前的最後幾天,沙巴行動黨候選人禮貌地勸聯邦黨領袖不要前來助選。但聯邦領袖似乎並未理會,重量級政治人物還是紛紛抵達,以為他們的出現能扭轉乾坤。
但這時,我的一些媒體朋友已私下說,行動黨的公正票可能全軍覆沒。也有其他友人認為,公正黨可能稍好,至少能贏下兩席。
華裔選民的不滿其實早有跡象,他們雖然語氣客氣,但私下早已表達不滿。
問題不僅是行動黨在反貪腐議題上發聲不夠,還有地方性民生問題,如水電供應持續中斷。
許多市鎮的道路狀況糟糕,這是老問題。首相安華也曾質問泛婆羅洲大道第一階段的工程為何一再拖延,原管掘款早已下放。這項工程原定2022年竣工,如今卻仍未完工。
有人說,沙巴首席部長哈芝芝是個「好人」,但需要「更有權威」。
這次選舉中讓一些本地老將出馬,例如國陣的沙烈賽益克拉、沙盟的班迪卡阿敏,以及沙盟的阿尼法阿曼。
有些沙巴商人私下質疑,為什麼哈芝芝不能拒絕這些退休卻仍積極拋說、要求上陣的老政客。
相比之下,也有一些資深政治人物依然立於不倒,如國陣的邦莫達、沙巴公正黨的傑菲裡吉丁岸,每次州選都能夠勝出。
前首席部長沙菲宜也是如此,長期擔任國會議員和州議員,至今仍有一定影響力。沙菲益的那述也最近在再次成為新聞焦點,被評為全州最骯髒的選區之一。
儘管如此,民興黨在73個州席中贏得了25席,不僅成功鞏固固地盤,還全面攻陷原由行動黨華裔候選人贏得的城市議席。然而,25席依舊無法跨越簡單多數數門檻(至少37席),最終無法執政。
沙盟則成功爭取到巫盟、立新黨、民統黨及部分獨立議員的支持,順利取得執政所需的簡單多數。
其實,許多分析在投票前就預測到民興黨仍能拿下許多議席,但恐怕難以單獨執政。
沙巴的政治一向復雜,許多聯邦政治人物和分析員往往無法准確認握當地民情。我認識的一些提供「專業意見」的人,其實從未踏足沙巴這個我國第二大州,或頂多只是到過亞庇走馬看花。
沙巴選民中,有不少人需長途跋涉才能投票,甚至必須犧牲一天工錢。這些選民通常希望能獲得交通補貼與實用的補貼,而這種來自西馬常常被認為「不該要求的回扣」,引起不屑。但沙巴人認為,這些言論是「馬來西亞」(西馬人)對他們的傲慢與偏見,把他們誤解為容易被金錢收買的「偏遠土著」。
其實,很多人根本不不了解沙巴當地地理的廣闊與艱難,例如邦吉島就靠近菲律賓邊境。
毫無疑問,要在沙巴贏得選舉需要投入大量金錢,更令人遺憾的是,許多政治人物日後就認為是選民通過貪求「回扣」 ,甚至牟利。這些政治人物一方面刻削沙巴選民,另一方面卻打著「沙巴人的巴裡」口號招攬選票,言行不一。(2.12.2025 星洲日報言路版·新聞線上專欄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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