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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省曾提到食用， 显然设想冰片作为各种中药方的配伍成分，内服可以防止痔疮或其他热毒。他还把彭亨依靠明朝贸易得利，结论为《皇明祖训》的庇佑，说：“祖训有之：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圣主之谟言也，乃复列不征诸夷国名示诸将来。而眇尔彭亨，亦得载著金匮，何其华荣也。”③

如果根据茅元仪编写的《武备志》，《武备志》卷237的“海外诸国考”提及彭亨，却是说“其俗上下亲狎，无寇盗。男女椎髻，好佛诵经”；④这显然和费信和黄省曾的说法互相出入了，反而较能一致于马来亚东海岸许多沿岸暹罗村的地方记忆。

上两世纪， 从柬暹一直到马来亚东面沿海，各处分布南传佛教村落。这其中有些村落，至今还存在。《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作为古代军事百科全书，主要是收辑前人文字整理而成。而说到《武备志》影响深远，最为人所知内容还是其卷240收录了《郑和航海图》。

依照《航海图》的内容，可知远洋舰队如何使用牵星术、罗盘，结合沿线地标制定的针路、航线和航程计算，由此确可明白舰队大船当年经过彭亨，是直接经过石礁和苧麻山两处岛屿东面，继续南下；这样也能解释何以费信多次随船都不曾停驻在彭亨。可是单看《航海图》绘画地理分布，苧麻岛位置正好挡在石礁东边，石礁则是隔海遥对着西边的“彭坑港”，可见对泛称“洋船”沿海帆船而言，这两个外岛确保了彭亨避风港的优势。


⑤何况《武备志》也 ① 同上注。

 ② 同上注，第49页。 ③ 同上注。 ④【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37，收录在《四庫禁燬書叢刊》编纂委员会：《四庫 禁燬書叢刊》子部第26冊，第626页。

⑤ 同上注，第659页。 引用前人说法，重点说此处也有几种经贸输出产品：海盐、椰酒、 冰脑、诸种香料、花锡。①


阅读《星槎概览》和《武备志》，两书作者以时间相隔二百年，各自描述了廻然不同的彭亨信仰文化概况，有着不同的印象解说，由此对照张燮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的《东西洋考》，以及较后成书的《皇明象胥录》和《皇明世法录》，可知这几本的编撰者都是参考过《武备志》的资料来源，可是又有参考抄录《星槎概览》，所以他们才会在内容中结合着两种说法。

其中 《东西洋考》虽说比《武备志》早了几年成书，但作者遍览群书， 可能是采用与《武备志》同源的更早材料。 张燮撰写《东西洋考》的优势，在于他的生活经历。他本来就 在福建龙溪出生成长，而且为了侍奉父亲，一生无意于仕进，长期 生活在石码镇，本居住在明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前线；所以他说要居家潜心著述，也意味着可以随时直接访问各国海商、舟师、水手、 船户。当年张燮接受海澄知县和漳州府司理萧基、督饷别驾王起宗委托，撰写《东西洋考》为漳州对外贸易通商指南，他在记录彭亨风俗的时候，可能有注意过《武备志》也在引用的材料，并且对照 了漳州当地民众长期交流彭亨的记忆，因此他在行文中是使用了带 有判断意味的“俗渐好怪”四字，回顾当地民风说：“古称上下亲 狎，民无寇盗，好佛诵经，而久乃寝漓也。

俗渐好怪，刻香木为人 像，杀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②同时，他的文字也可能注意 地方装饰的演变，不是跟随费信延续的汪大渊记载，以为只是女子 采用金圈绑头髻，而是改写细节：“富者头著金圈数枚，贫人则五色烧珠为圈束之。”③ 不过，《东西洋考》书写彭亨的社会实相，比前人清楚详细， 主要还是指出那时在彭亨当地出现奴隶买卖，和出现杀人祭祀之俗，都是源于来自婆罗洲的部落海盗，在海上虏掠生人，带到彭亨 贩卖。

①同上注，第626页。

②【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页。

③同上注。


而张燮的文字，也充分让人能够感受彭亨当地权贵的立场， 肯定牵涉着贩卖奴隶的利益，因此他们方才“每为毛思贼逋逃主，买所掠人，导致远近苦之。”①

 而张燮《东西洋考》的注解也很清楚：“毛思贼者，婆罗属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卖之，代作昆仑奴。不如指者，则杀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②这些在海上被绑 架的可怜人，有些会被华人客商买走，变成华人帆船或家中的“昆仑奴”来源。而所谓彭亨的杀人祭祀风气泛滥，也是源于部落海盗有此信俗，他们会把自己不满意的俘虏，当成献祭供品。

根据张燮试图整理的文字表述，或能厘清明朝史料辗转抄录的所谓“杀生人血以祭”，解决其内容相对于马来西亚本土历史认知的疑惑。要知道，费信跟随郑和下南洋，他那时所见的彭亨王国， 还属城邦形态的国家，在接受着古印度教信俗。可是在费信回程以后的不多年，到15世纪中叶，彭亨尊号Maharaja Dewa Sura 的“大王”，已经被俘虏至满剌加，又成了满剌加苏丹的岳父，后来是他的外孙1470年开始新的彭亨王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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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亨王国尊奉满剌加王朝正朔，国君和大臣也如满剌加追随清真信仰，当然亦不可能用人血祭祀其他神明。黄省曾把杀人祭祀归咎于王室，并不正确。而张燮记载时，是这个王国传承至最后一任的年代。元代《岛夷志略》便已经记述过马来亚东海岸血祭之俗，张燮联系着海上少数族群部落去说是“夷”俗，这反而是早期民族志学者常会接触的内容。

 《皇明象胥录》成书于崇祯二年（1629年），时间稍后于《武 备志》，作者茅瑞徵是茅元仪的堂兄，曾在天启元年（1621）担任过兵部职方主事，后升郎中。茅元仪原来也曾是兵部官员的属僚， 他们堂兄弟两人较有机会阅读更多朝廷内藏文献，是肯定的。《皇明象胥录》关于彭亨的记载，绝大部分雷同《东西洋考》，谈及彭 亨的信俗，即说当地人是“诵梵经”，又说杀人祭祀的原因“盖渐 于夷风矣”。④

 ① 同上注，第78页。

② 同上注。

③ Sejarah Kesultanan Pahang, Portal Dirajia Pahang ，http://www.dirajapahang.my/portal diraja/?page_id=115

④【明】茅瑞徵： 《皇明象胥录》卷4，收录在《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0冊，第616页。


至于《皇明世法录》，作者陈仁锡，本是天启二年 （1622年）探花，抗命魏忠贤被贬，至崇祯朝重新被用，《皇明世 法录》成书时，作者已经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书中也是沿用上述 《皇明象胥录》同样的表述，兼有“诵梵经”和“盖渐于夷风矣” 两种表述。 茅瑞徵的《皇明象胥录》虽然不像张燮那般描述详细，甚至能列出奴隶买卖的定价，但《皇明象胥录》其实也有相应的记载： “有婆罗属夷曰毛思贼，每掠人口海上，买彭亨充昆仑奴云。”①

平心而论，在那时的客观环境，很难想象没有华人海商参与买卖奴隶。不管这些海商买卖奴隶，是为了同情被拐卖者、须要劳动力、 或者要找人服侍生活，这类掳掠人口贩卖的勾当应该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否则唐宋元明从官方文书到民间章回小说也不会常见“昆仑奴”一词。

当下，随着几个世纪过去，那些在南海海上被虏被卖的各族部落民，因此落户在华东南土地的，如果有后代，很多可能早就不叫 “蕃婆”“蕃仔”，更不再是古代“昆仑奴”的替代，他们已经成 为闽粤家庭供奉的历代祖妣之一。②

四、14至17世纪屡次毁于战火的海港王城

以上述历朝中文材料佐证，尤其是以明朝《东西洋考》为据， 对比 Linehan 笔下引用的荷人材料，确可以肯定彭亨当地华人的社区，自古便已经存在，至今不会少过五百年历史。北根王城的老城区，在上世纪便有旧北根（“旧城区”）和新北根（“新城区”） 之分，这也是当地居民生活的熟悉概念。张燮《东西洋考》成书于 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他在书中提到 16-17 世纪的彭亨，叙述说明人眼中的王城北根印象，是说道“其城以木围之，方广可数里”。③


①同上注，第616-617页。

 ② Winstedt. R. O,1932. A History of Joh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10(3),pp.66-68.

③【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页。


同一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 Matelief 上将，也曾在 1607 年到访北根，那时的旧城区已是马来望族聚居的权贵区域；而“新 城区”的形成也不迟于17世纪初，本来名称是“Kampong Cina”， 在马来文意思即“华人乡镇”，Linehan 则以英文翻译为“中国城 镇”（China Town）。①

但是，这座原来的王城，特别是其中的“华人乡镇”，却其实不可能从现存的北根面貌去追溯原来的历史景观。因为，此地在1612年曾经遭遇柔佛入侵，烽火焚城致使原来的 “Kampong Cina”在战火中烧毁。

再去回顾元明间流传的海路针簿《顺风相送》，《顺风相送》 其中的“彭坑山形水势图”，后边有一首附录“歌”，依据歌词提到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或可证明彭亨港口华人聚落的历史是可以追溯至15世纪。

“歌”主要是祝愿的诗文，以歌词唱出妻子拜神的愿望，祈求保佑丈夫平安下西洋，又描述出海人在彭亨等地的经商场面。“歌”的作词者显然是真正出过海，所以才会清楚“彭亨港口我不宿，开去见山是苎盘”，② 同时又知道彭亨港口的重要商机是沙滩有玳瑁海龟；歌词后边于是提到，出海人把玳瑁壳加工做名贵梳子：“郎去南番及西洋，娘仔后头烧好香；娘仔烧香下头拜， 好风愿送到西洋。郎去南番及彭亨，贩卜玳瑁及龟筒；好个开梳乞 娘插，怯个开梳卖别人。”③

直到现在，海龟到彭亨海滩上岸的时间，主要还是阳历4月以 后，一直到8月前是高峰期。这时候，主要在西南季候风时节的前半阶段，虽说阳历5月以后，彭亨的风季进入《云麓漫钞》所谓 “候南风则回”的适当时间，可是那时不止是追求“玳瑁”经济价值的海商，必须留在当地，其他舟子商旅也有这个时候不方便回航的理由。

因为在马来西亚东海岸的气候，在西南季候风时节，遇上中央山脉挡风挡雨，空气湿度低而风势不大，是方便交通往来的数个月，包括深入山林采集贵重香料和药物；可是在南海上的西南季候风，特别是阳历6月至9月，印支半岛到华东南各地会频繁遇上暴风和烈雨。相信很少华人帆船会放弃尽量采集装载更货物，反而乐意太早回航，去迎向华南南海与台湾海峡沿途屡屡发生的台风和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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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适合北方船舶下彭亨的东北风季，则是要等到阳历 12月以后，至隔年2月之间，风势最足，才是方便顺风相送的时刻。所以说，《顺风相送》歌词说海商舟子下西洋要依靠“好风愿送”，到达彭亨之后还想捕集“玳瑁”加工“龟筒”，期间船舶也 要入港保养维修，更要保障回航途中少遇大风大雨，都是总结现实 经验的写照。航海生活，包括海港聚落出现，华人长年累月参与多 民族共同体互相依赖生存，都可谓天道使然，源于受着季候风制约 的历史原因。

① Linehan, W., op.cit.,2.
② 向达编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7页。
③ 同上注。

帆船一入彭亨港，就得等待回航，本是一件必然的事，以《顺风相送》的内容以及其流传年代，结合现代在彭亨境内还能发现中国各朝代陶瓷，要说早在元明以前彭亨港口一带便拥有华人聚落， 便不能不是合理的事情。在“歌”的内容间，还有是唱说着“新做宝舟新又新，新打舵䌇如龙根；新做锭齿如龙爪，抛在澳港值千 金”，①应该是指停港的船维修好了以后，载着有利可图的玳瑁等产品，按照《顺风相送》所谓回针南澳等港的航线，顺着西南风一路 北上交易。

上文的“锭”字，《顺风相送》是以“舟”为旁首，笔者少年时生活在住槟榔屿闽南人渡头区，常见闽南老船夫写“船锭”两字，都是如此写法。 西人最早提到彭亨当地有“中国航船”来往邻近的北大年等地的文字记录，源自葡人的记载。正如 Linehan 引用葡人 Fernand Mandez Pinto 的报告，Pinto在 1540年率领商队赴彭亨北根都城，是为了会见葡萄牙驻马六甲将军在北根的葡商代办，双方准备合作完成在当地的生意交易以后，即启程前往北大年；可是就在某一个晚 上，当地文莱富商兼使臣，以彭亨统治者通奸其妻子，把对方刺杀，导致全市陷入混乱；葡萄牙人力抗三股趁机打砸抢的匪徒以 后，屡有伤亡，只得放弃财物，上船逃到北大年；后来葡人获得北 大年统治者应允，决定以牙还牙，便在吉兰丹河口岸公然抢劫彭亨富商的“三艘中国帆船”，并且伤害对方七十四人。②

如果只是单纯只依靠英文阅读彭亨的历史材料，要不是Linehan 提及“中国航船”，阅读者可能便没有概念南海各处港镇会有华人聚落，是很难想像彭亨在区域的“国际化”。因此更难想象，从王城事变到吉兰丹河口事件，现场都会有华人帆船，而且都牵涉在内。

①同上注。
② Linehan,  W., op.cit., pp.22-25.  

但是，根据《顺风相送》的针路图，以及根据“歌”的内容， 至今可能对照海域迄今的自然条件，由此也可以回溯那个年代的南 海诸邦都是海域国家，各民族依赖海上生活讲究顺风顺水，是一种 生活常态。不仅从中国南下的帆船须要顺风掌舵，确保顺利抵达目标港口停泊靠岸，长期等待风向期间也忙碌生计；他们常年留在当地居住聚落的亲友，还有那些负责看守当地商店货仓的人员，也都 可能在地在备有小型的短途帆船、舯舡、舢舨，甚至划着木筏，在周遭地区港口间长期交易往来。

如此海域生态，也在欧洲人16世纪绘制的世界地图留下证据。 史丹佛大学图书馆 David Rumsey 地图中心的收藏当中，意大利地图学家 Urbano Monte 在 1587 年留下的世界地图，其亚洲部分，从华东华南南下南海海域，一路至爪哇，再转从马六甲海峡北上，沿着缅甸海东岸和印度洋，航路上都是密密麻麻分布着许多邦国或地区名称。

画师在地图上边，也都画了很多同一模样的船型标志，标示各处停船港口，方便阅读地图时按图索骥，知道哪里可以上岸补给，或者避风居留。特别是地图绘画马来亚东西两岸的局部，这些船型标志，如图所示，东西两岸都是由北到南，形成丝路沿线各邦海港与河港市镇互相舟艨相接的基础。而地图上也多是以这些邦国之名称，称呼其海港之所在。不论是从半岛的东岸或者西岸出发， 到了另一端时，一样可以发现沿线许多大小邦国，海港沿线相通， 栉比鳞次。

第一种，马来亚的半岛中央山脉，特征就在由北到南山峦连绵，把东西 两岸隔开两边。可是在半岛偏北的部位，东海岸的北大年（Patani） 和吉兰丹（Kelantan，地图上作 Kalantan），相对呼应着西岸的吉打 （Kedah，地图中作 Quedan），双边在相隔山山相连之间，犹有平 原与河流可以互相交通。

而在半岛的中部，西岸的马六甲，又是可以从麻坡河道（Sungai Muar）划船东进；沿途去到现在森美兰境内的马口（Bahau，地图上作Brahau），在当地港口聚落停歇整修，再 走短程道路换走彭亨河道，去向平地流域的北根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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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写作 Pulotima 的岛屿，从地理位置看，应是刁曼岛，而其上方东岸绘制 出唯一一条接近着马口的内陆河道，其连接着海口的陆地名称，地方名称却不是现在通用的北根，而叫Pulo Campan。这可能是马来文 “干榜岛”（岛村）的音译，如此陆地上称呼地名为Pulo（岛屿），因为并非指称海岛，或因此可能就是当时北根彭河河口众多岛屿的原名。①

 ①转引自 Katherine Parker，A Mind at Work：Urbano Monte's 60-Sheet Manuscript World Map，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Inc. CA：2017，p. 23. 29

历史上，半岛的东西两岸其实有过好几组这类搬运道 （Portage Route），被马来人称为Laluan Penarikan，都是“反向途径”，沿着一边海岸河流的下游反方向走，就可以在前往上游的途中，依靠陆路转站，连接另一边的河流上游，抵达相反的海岸。

由海商和海员组成聚落居民，如果把“中国帆船”停泊在彭亨港口，任由船身数月漂浮海水之上，也就有可能会遭遇废损；尚且，大凡商贸集散货物，都是讲究货畅其流，也不能只是长期居留 彭亨北根，仅仅依托此处市镇生活，依赖内陆所及做买卖。

所以众人在当地居留数个月，便有可能依赖当地亲友，根据日常水流和风向的特征，航行在熟悉的局部小海域之间，来往邻近各地，甚至也可能通过搬运道去向马六甲等地。这也就导致明朝在彭亨邻近各地方，即使外国人的文书，也会留下不少华人出海的记载，包括说 “中国帆船”在当地遇上各种吉凶事故。

一直到清代，谢清高《海 录》记载这带海域，提及吉兰丹（Kelantan）当地渔民，也有说及此处海流特征：“每日上午各操小舟，乘南风出港，下午则乘北风返棹。南风谓之出港风，北风谓之入港风，日日如此。”②

此后，另外有荷兰航海人Pieter Floris的追忆文字，提及了彭亨 在1612年9月发生的事件，很明显能说明在柔佛攻打彭亨的那一 年，柔军曾把当地华人聚落毁于大火。这足证以后被唤作“新北根”的“华人乡镇”，其前身是在更早前已经拥有完整聚落形态。

根据记载，柔佛统治者曾经在这一年带领人员到访彭亨，为自家儿子向彭亨公主求婚，在宴会上看中彭亨王另一位文莱王室女婿戴着宝珠戒指，要求对方高价出让，却遭到拒绝；于是柔佛统治者就在愤怒中离开了彭亨，随后再回头挥兵武装入侵彭亨，杀人放火，并烧毁了“华人乡镇”，也从此导致彭亨长期陷入饥荒。③

 ① Ibid.

②【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海录校释》，北京：商务 印务馆，2002年，第24页。

③ Bujong Bin Adil.1984,Sejarah Pahang, Kaula Lumpur: Percetakan Dewan Bahasa dan

现在看Linehan 的原文，他书写 1612年的彭亨，是参考引用张燮在1617 年成书的《东西洋考》。① 其他一些稍后出现的英文或马来文献，很多也都是留下了转引《东西洋考》的痕迹。不同的是， 以《东西洋考》对证西人文献，如 Linehan 引用荷兰航海人 Pieter Floris 的记载，后者有说明，柔佛统治者“进攻市郊各处地点，让大 火在他眼前燃烧，又在Campon Sina干下相同事情，导致彭亨残破凋零”，② 不论在荷文或英文，Campon Sina 对应着马来文 Kampong Cina 的音译，原意都是指“华人聚落”或者“华人乡镇”。

可是， 张燮的重点不是为了要描写海上华人志，而是要撰写一部海上交通诸国指南，他看来会更重视各地大事记，也没提及当时的北根华人生活或者关注他们如何安置当地眷属。他是从本身理解，认为文莱在掌控婆罗洲，也可能是认识着柔佛延续着马六甲王朝法统，于是便说柔佛的一方身份是“副王”，和彭亨国王因着后者王婿“婆罗王子”的宝珠戒指结怨，然后叙述：“彭亨人人惴恐，不战自散，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浡泥王之妹也。率众来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宫室以归。是时彭亨国中，鬼哭三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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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燮虽然直说当时柔佛统治者在北根“焚掠其城郭宫室”，可是他的行文视角却不同于荷人，不像后者会特别关注印象中的华人聚落，也不似后者倾向报道个人的现场见闻。因此，当张燮提到彭亨王室撤退“金山”，张燮并没有说明那时的“金山”是否有华人采矿。

可是，张燮《东西洋考》还是记载了，彭亨对柔佛的战事结束，彭亨统治者回归国土以后，却是不得善终，反而连同他原本留在彭亨摄政的长子一同遇难，遭受其次子“毒杀父，诛兄自立，至今尚为王”。④

由此便可知，那时彭亨或邻近地区华人众多，“华人乡镇”遭受大火焚城以后，幸免者似乎在短期内都有必要努力，尽快恢复生计，而来往帆船未曾隔绝或中断，因此各种消息都能陆续传播漳州。

而《东西洋考》的“彭亨”全文，后边继续有文字谈及Pustaka, Hlm67.


① Linehan, W., op.cit.,pp.32-33.

②Ibid., p.31.

③【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页。

④同上注。


此地华人商铺，也是可能反映张燮记录的当时，彭亨已经重建华人港区聚落。张燮的文字有说道：“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舗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去舟亦不甚远；舶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輙相 闻。”①

上述商铺的形式，也印证了古代南海各地港口城镇的社会形态。其时的社会经济面貌，很多时候须要人和人的信任，依靠着相对固定的人事联系，以方便交通往来的社区，相互流通物质资源，完成彼此的互动互撑。

各族商人既然是乘船冒着风浪危险，他们去 到任何地方落脚，都不可能是买卖牟利以后即刻离开，至少是要根据风信，住上半年或更长时间。他们除了要承担资本风险，贡献地方经济，随时也可能要因应战争或瘟疫等事故，与当地共患难。

后 来在19世纪，南洋各市镇的现代化商铺，包括彭亨北根的华人商铺，可以不再是一群木构市铺，可是那一排排有骑楼的两层砖瓦店铺，还是保持旧时概念的载体——商人和家属就住在做生意的商铺楼上，各地马来人唤作Kampong Cina或Pekan的华人社区，既是商业区也是住宅区。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市舶司》提到宋朝市舶司的功能是说：“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②以此对照南宋 赵彦卫在开僖二年（1206）成书的《云麓漫钞》，《云麓漫钞》卷五记载“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在各国交易的重点，提到“朋 丰”即说是“木香”。③

以宋朝《云麓漫钞》对比元朝《岛夷志略》，大致可以发现，虽然彭亨自古拥有金矿银矿，可是宋元诸书记载彭亨热带物产，主要重视中土所缺的各种香料。而宋元明朝野从不放弃对彭贸易，即意味各省县不论对制香、入药、食物调味或防腐保存各种物件，长期都有广泛需要。可是随着人们往来彭亨愈多，认识越来越丰富，历朝记录的彭亨物产也会愈加细致而多样。 到明朝张燮，他在《东西洋考》记载彭亨物产，首列是“沙金”，

 ① 同上注，第79-80页。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版，第 3364 页。

③【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2-153页。

接下去也依然重视香料；而且此书除了记载《岛夷志略》提到的速香，另外又加了片脑、胡椒两样，说明都是“本朝充贡”。 参照李时珍《本草纲目》，李时珍这部药书相比《东西洋考》 早了数十年面世，其中是有说及，随着云南和海南各地种植胡椒成功，虽说昔日胡椒贵比黄金，但那时已逐渐转变为老百姓日常调味品；① 所以按照《明实录》洪武十一年的进贡记录查阅，知道早有此例，而《东西洋考》又说出那时彭亨原产的胡椒、速香、片脑依 旧是位列在贡品级别，由此便可知彭亨这几项产物的质地确属上 乘，直至万历朝都还是保持着作为贡品的等级。

由《明实录》到《东西洋考》的文字都在显示，明朝的彭亨疆域肯定已然扩大许多，超越宋元时代，不再是城邦形态的国家。当 《东西洋考》谈及彭亨的“形胜名迹”，书中提及一处叫“狼宾” 的地方；而且也提及此地的“片脑”或一般人俗称的“冰片”，在明朝被视为贡品级别时，原文这样写：“片脑。是狼宾所出者，本朝充贡。”②

依照张燮的漳州口音，“狼宾”唸起来是可以对称马来语“Rompin”。这地方现在还在，被当代中文翻译雅译为“云冰”，由此可证明朝彭亨国土，向南必然包括云冰。当年贡品冰片的原产地，现在是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少数低地热带雨林保护公园之一。

而《东西洋考》提到的另一“形胜名迹”是“金山”，又提及 “金山”当地产“沙金”，“沙金”主要是指矿脉被流水或崩石冲脱入河床沙砾之间的含金砂石。如果把《东西洋考》这段记录，结 合着葡萄牙人Godinho de Eredia在1613年撰写的马来亚半岛各地游 记，可以看出当时彭亨马来人采用的淘金技术还很朴素，可能是至今流传的传统手工作业，主要是依靠人站在水中，用木盘淘取矿砂，以摇晃的手艺，从河沙淘洗出金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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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张燮在书记载说 的：“排沙拣金，金末在镕”。③

①【明】李时珍撰，漆浩主编，《白话本草纲目》编委会编译：《白话本草纲目》第二卷，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834页。

 ②【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79页。

③同上注，第78页。

Godinho de Eredia有说过，16世纪 末至17世纪初的彭亨黄金产量，主要是运输往马六甲，去向国际市场；彭亨的统治者曾经在1586年给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赠送一块长 度2码半的含金矿石。①

这样便相当清楚，那时彭亨的沙金，主要不 是沿着马来半岛东海岸北上供应东亚市场，相反是通过陆路西出马 六甲，再从马六甲运出印度洋，前往往中东和西欧。 《东西洋考》本书刊行在1617年，作者张燮固然记述彭亨二王 子弑杀父王，以后又“至今尚为王”，也记载着彭亨港口边上的船 商店铺，可是正在张燮《东西洋考》刻印之际，彭亨自1615年起， 一切又有改变。首先是亚齐国王于1614年入侵柔佛，俘虏其王，要 求对方履行先前合约，不和西方人合作，之后方才释放对方回去柔佛；而柔佛国主方才被亚齐放归，接着又在1615年挥军彭亨，驱逐那位杀父篡位的，另派自家王子作为彭亨的新统治者，立被弑国王亲弟的女儿为彭亨王后；再后来，当亚齐发现柔佛依旧和葡萄牙人 藕断丝连，于是又在这年再次攻打柔佛，俘虏国王，转而支持其异 母弟为新王；接着再于1617年入侵和烧毁北根各地，驱逐来自柔佛 王室的新统治者，之后又将其岳父带回亚齐结为儿女亲家；同时， 亚齐也把一万多彭亨百姓迁涉到亚齐，企图以外来人口增加本国经 济繁华，并且由此补充和加强亚齐兵力。②

这一切新进展，发生在 《东西洋考》刊印过程同时间，成了《东西洋考》不及追补的遗憾。 此后百余年，彭亨屡次动乱，一直都牵涉着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来自其他南海诸邦的阿齐人（Aceh）、米南加保人（Menangkabau），还有稍后势力壮大的武义士人（Bugis）。各股 不外来势力，在接下去的近两百年间，各自在彭亨支持当地不同的内部势力，并且为着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常有争斗，也就构 成彭亨一再的内忧外患，国内一再出现不同的统治者世系。

原本，张燮《东西洋考》在1617年刊行，谈及彭亨等国那数年间屡屡出事，是记叙在书中的“柔佛”部分，说：“其酋好斗，屡 开疆隙。彭亨、丁机宜之间迄无宁日”。③ 等到十数年后，茅瑞徵 以明朝兵部的背景，于崇祯二年（1629年）刊行《皇明象胥录》，

① Godinho de Eredia, M. 1930. Eredia’s description of Malacca,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with Notes by J.V. Mills).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1),p. 234.

② Bujong Bin Adil.,op.cit.,hlm.71-73.

③【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0页。

他记载“彭亨”事迹，是在结尾的段落添上几句，说明彭亨近邻柔 佛是“喜兵，彭亨、丁机宜之间，几无宁日”。①由此大致可知，明朝当时对南海诸邦的认识源于海上消息络绎不绝。 17 世纪，荷兰航海者約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f, 1618 1672）以他撰写的《荷使出访中国记》，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主题的权威。

特别是他在书中记录了本身从1655至1657年的经历，由广州 到北京的所见所闻，至今是后人研究清初中国的重要参考。Nieuhoff 在他的亚洲旅行期间，其实也记载过彭亨和柔佛1650年代的海上联 盟，成为那时能流传至今的少数西文记录。按 Nieuhoff 的记载，彭 亨出产沙金、锡米、胡椒、豆蔻、各种香木、钻石，以及牛黄。②

可 是在 Nieuhoff 的印象中，那时的北根其实不是一般想象中的城市， 更接近小镇模样，全镇被高达二十四英尺的大树桐木栅包围着，四角架设的碉堡也不是使用砖土建的，镇内房屋则如同被人四散丢进林子似的，错落在椰树和其他树木之间；而作者所见的市镇，只有统治者居住的宫室才是木构的；所有街巷也都在左右两旁围上竹篱笆识别道路边界，道路后边则是住宅，都是以亚答叶子编织的墙身和屋顶。③

 17至18世纪的两百年期间，北根王城不断更换主导者，彭亨邦国历史固是继续发展演变，各种文献却是罕有提及彭亨境内华人。 无论如何，根据彭亨地理位置，可知那时彭亨的金子和香料要往西走，最便捷的方式是从陆路通往半岛西岸，借助他人国境港口，运往中东和欧洲。

彭亨可以选择先后葡殖或荷殖的马六甲，或者通过更北面的霹雳王国，又得考虑海上亚齐势力的影响；这也是葡萄牙、荷兰、亚齐一再用兵彭亨的利益所在。(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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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87年，也就在廖内王朝拥有柔佛与彭亨主权期间，荷兰人有了插手马来半岛东边的念头。那时侯，身在柔佛的廖内王朝苏丹，带领了实质上统治彭亨的国务大臣（Bendahara），一行人到马六甲与荷方签约，规定荷兰东印度公司入驻苏丹王宫所在的廖内群岛，负责管理海关，确保以后所有经过半岛南方的货运船，进入马来亚海域以前，先得在廖内向荷人缴税，否则不得航行向彭亨；可是，苏丹后来深觉懊悔，于 是寻求加里曼丹海盗助阵，发动战争驱逐荷兰人。

①【明】茅瑞徵： 《皇明象胥录》卷 4，收录在《四庫禁燬書叢刊》编纂委员会： 《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10冊，第617页。

② Begbie, P. J., 1834. The Malayan Peninsula: Embracing Its History,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Inhabitants. Madras: The Vepery Mission Press.pp.289-290.

③Ibid.,p.291.

战争过后，苏丹唯恐荷兰人会卷土重来，便带着两百小船载着部队撤退至Lingga岛 上，廖内岛上其他子民担心荷兰人势力不久回到廖内群岛，也纷纷提前搬迁向彭亨等地。①

 五、19世纪北根华人乡镇和东北矿区的劫后复兴

现在彭亨可见华人历史文物，大部分都出现在自从敦阿里（Tun Ali）治理以后。1806年，敦阿里（Tun Ali）以年龄二十五岁上任廖内王朝的国务大臣（Bendahara），在实质上继承了历任国务大臣拥有的彭亨封邑，此后一直到他在1857年逝世，他是以超过半世纪实质统治彭亨的国主身份，一边在武义士人担任资政的廖内王朝，一 再回应斡旋各种内部纷扰，另一边则奋励精图治，力维持彭亨境内的长治久安。

这时期的彭亨“华人乡镇”会留下较多安居乐业的具 体记载，也是敦阿里时代大背景的一种体现。敦阿里逝世以后，随 着彭亨在19世纪下半叶一再经历国运转折，长期遭遇内忧外患，屡 屡发生内战，后来又被英国纳为保护国，原来彭亨许多更早期的华 人历史材料，反而更不容易完整保全。

在马来世界的历史上，敦阿里的妻舅胡先（Husien），原本在 1812年就有机会成为廖内苏丹。可是在胡先的父王亡故之际，在赶回王宫的航程半途中，居然遇上海上风浪，延误奔丧；这期间，朝中的武义士贵族资政，连同着贵族大臣，也就有机会变化态度，改而拥护胡先同父异母弟弟登基。

这之后，敦阿里曾经试图发兵支援妻舅夺回政权，但是拥护新苏丹的另一派系找上英国东印度公司， 说服正在托管荷殖马六甲的英国人，让后者出面劝阻敦阿里。等到廖内王朝后来又发生新变化，掌控柔佛统治权的军治大臣在 1819 年推举胡先（Husien）成为新王，敦阿里发现胡先这次反过来获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支持，源于胡先签订对英 协议，割让新加坡给英国，敦阿里就不满意胡先了

① Winstedt. R. O, 1932. A History of Joh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10(3),pp.66-68. （Temengong）。

以后多年，敦阿里一贯自居胡先已故父王遗愿的践行者，并且向掌治柔佛的廖内王朝军治大臣表态，只愿坚持效忠廖内王朝，但不想支持自家妻舅；他还给重新回到马六甲的荷兰殖民者写信说英国人如此对待廖内王朝，是“分离了所有兄弟亲人”。他也宣布拒绝见到任何英国旗帜出现在彭亨海域。

直至若干年后，敦阿里方才接受妻舅成为新苏丹的既成事实。① 后来彭亨王国百年历史文献《彭亨纪年》（Hikayat Pahang）， 描述近现代新兴彭亨王国的历史叙事，是从敦阿里的事迹说起，记 载了彭亨王国约由 1832 年开始，至 1932 年之间的事迹。

《彭亨纪年》说起老祖辈敦阿里，是说在他统治的时代，彭亨民生富庶，境内随时有人可以掏出西班牙银元，出手采购价值几万元的黄金，而各种食物和用品全不匮乏，尚且价廉物美，白米价格长期维持在每 二十五干当（每干当约等于3.6公斤）只卖一银元；敦阿里为了促进境内商贸，也是身体力行，除了他自身食邑关丹（Kuantan）河道， 彭亨全境产品出入境免税，因此便吸引许多外人往来贸易，开启了彭亨久所未有的繁荣和安定。②

广东梅州人谢清高，1780年至1800年曾经跟随葡人商船航海维生，后来由杨炳南笔录其所见所闻，撰成《海录》一书，书中便有记载敦阿里上任之前的情形，说那时早有华人深入吉兰丹 （Kelantan）和彭亨，在两国境内山区采矿谋生。根据谢清高的文字，闽粤华人到吉兰丹和彭亨淘金，是有组织的，形成地方社会。

那时候人们借助吉兰丹港口进出彭亨山区，闽粤洋船都是到达吉兰丹港口就不再南行，人都是从吉兰丹港口上下岸，沿着河道走入矿区的，遇上河中是巨石丛杂而水势峻厉，就用小舟逆挽而上。

①Bujong Bin Adil.,op.cit.,hlm.116-120.

②Kalthum Jeran(ed.),1986. Hikayat Pahang.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hlm.6.

有者 是一路南行至吉兰丹产金地呀喇顶（Galas），有者则以呀喇顶连接着彭亨金矿产地“麻姑”山区的后山，继续从山路走入彭亨国境这片西北区域。①谢清高记忆中的“麻姑”，在地图上即Raub，现译 “劳勿”。 敦阿里统治期间，彭亨近代的商贸历史继续在国际化。

1827 年，一位英国商人从马六甲出发，带着鸦片到彭亨售卖，想要交易黄金。当时敦阿里担心英商单独进入彭亨山区的安危，安排了两位新加坡相当有名声的穆斯林商人，一路陪伴；这个英国商人回到马六甲病逝之前，遗留的日记记录了他从穆斯林商人听闻的商机，说他们在关丹附近的里帕尔河（Sungai Lepar）流域找到锡脉，只要等待旱季来临便能开采，届时会有许多华人矿户，也会有八百名马来人参与采矿。②

Linehan《彭亨史》全文最后一页的附录内容，记载一段重要口述资料，进一步印证了谢清高所知道的：在吉兰丹和彭亨山区的矿户群体，是会随着发现新矿区，迁徙移动的，由此形成当地矿区聚落，即是上世纪许多华人矿镇的最初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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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当时马来联邦博物馆的民族志学者H. D. Noone，从吉兰丹老布赖（Pulai）金矿村村长得 知，早在1730年代以前，在吉兰丹的呀喇顶，有过一处客家聚落，居民主要源自海陆丰（Hoi-Lu-Feng）的彭（Pang）姓宗族群体，长期开发山谷的矿区地带。

后来随着地方发展，新到各群体逐渐人多势众，和原先群体相互挤压，彭姓乡社后人卒之迁徙至彭亨境内的瓜拉立卑（Kuala Lipis），开发距离河港五英里处的矿区，参与成就了此处老矿镇开埠历史。此地后来名称叫“Pang-Kong”，或马来文 Panggong，至今有个村子名叫Kampong  Simpang  Panggong；而 Panggong这马来名词，原意即是指称大型的木架构棚台，是为了露 天采矿而搭建的。

彭亨成为英属保护国之前，此处山区各矿场搭建的Panggong，皆属彭亨日赖（Jelai）王侯领主Maharaja Perba Jela管 辖，也是领主历年收取岁贡的主要来源。③ 按常理说，矿场都是要搭建棚架构造淘取矿砂平台，不方便妇孺参加在工作环境里头生活。至于矿区外围，矿场对外通路的路口旁边那片角落（Simpang）区域，是既分隔又比邻着大众工作的矿场，才是矿户安置家人的理想环境，又方便监视和处理矿区对外交通。昔日历代日赖领主称大王侯（Maharaja），拥有实质的财政与军事力量，20 世纪以前是掌握整个彭亨国西北部的地方实力，势力几可与彭亨统治者分庭抗礼，无疑由来于矿业经济的发展。矿区的人口和经济资源，各种商铺贸易，是随着矿场和居住区互成正比的 增加而持续扩张。  

①【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务馆， 2002年，第25页。

② Linehan, W.,op.cit., p.59. ③ Ibid.,p.259.

1971 年，汉学家傅吾康与陈铁凡两人造访北根，在当地一所木屋小庙发现了刻着“乾隆癸未”（1763 年）年份的“大唐本头公 神”神位，以及“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公”的神主。隔年，他们又找到林子廉甲必丹（1811 年－1868 年） 的神主，还有不知名的某甲必丹（？－1875年）和另一位陈甲必丹（1821年－1882年）的神 主，以及“考特授呷必丹昌俊郑公之神位”（1827年－1894年）。 ①依据这“大唐本头公”的称呼，足以说明那时侯彭亨华人自我定位，是继续延续着唐代以来的海上传统，视自己为“唐人”，也自 称“唐人”，称呼当地则视为“本头”（本处之缘起），更将当地视为属于“大唐”这个概念的“本头”。

这个概念的由来，至少应该追溯至1730年代以前，那时海陆丰等地华人，已经在当地经历多年开矿开村的集体生活。无可否然，华人领袖根据本身方言以 “嘭”为 “彭” ，又称“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公”，也就是承认着彭亨实质统治者是当地国主，还有本朝入居各国的民众，传统以来是相尊于各国国主而应守在地的子民本份。

彭亨华人在18世纪的如此观念，自称“唐人”，以“本头”称谓自己所在的开拓区域，其实并非彭亨个别现象，应是当时整个海域的共有观念。由彭亨海路东进，对面是加里曼丹大岛，当地兰芳公司集体经营的地方社会，也是把领导称为“大唐总长”。

①陈铁凡：《南洋华裔文物论集》，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 年，第 32–33页。

从泰国 至越南南部，更不少见各地华人常有自称“唐人”而据有“本头” 公庙，他们几乎都是以公庙公共机构凝聚集体意识，称呼主祀神明 “本头公”，维持规范秩序与处理大众福利的功能。包括马六甲海峡以北，英属槟榔屿“唐人”共同奉祀开埠大伯公，也是称呼原来庙祀所在的岛屿“本头公屿”，并称闽人组织大伯公会建祠所在巷子“本头公巷”。 “大唐本头公神”碑中榜以楷书书写，运笔流畅，而刻碑者亦做到逐字按照书法笔顺雕琢字划婉延的深浅层次变化，而其左榜是 以“乾隆癸未年立”相对于右榜“双凤周翼振敬”。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曾在此碑相片下说明，那时除了在马 六甲，在泰南宋卡也没有见过比之更老的石刻。① 究其实，更重要是石碑证明彭亨可以提供出南海华人如何各地构建彼此在地社会的其 中一个案例：此时此际彭亨华人集体公庙，集体自我表述所透射出集体历史认知，是将“大唐”渊源、“本头”认同、“乾隆”年号、“双凤”祖籍，以应呼“神”的天命神道观念，由“敬”而 “立”有机的凝聚，由不忘根本彰显真挚感情的本头意识。

上述“周翼振”能于1763年在集体公庙题名立碑众人膜拜之神位，可能即是把大众信俗转变本处长久香火的本庙初建领导；至于碑上的“双凤”是否是清朝广东潮州揭阳县原来的双凤围村，抑或源自其他地方，则只能寄望于子孙或查阅大陆各地的族谱了。

参照宋朝朱彧撰写的《萍洲可谈》，“唐人”的指称可谓是由唐而宋，延续至今。《萍洲可谈》书中解释何以西北诸邦多称“汉人”，而南海诸邦多称“唐人”，是说前者渊源于汉朝朝令很早交通西北各国，后者则是唐朝更多通达南海诸邦的结果。②清朝时，王士祯曾在礼部负责外务，他撰写的《池北偶谈》提及各国来使多称 “唐人”，则解释“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③

这样一项 讨论，延续至到17世纪以后，或可能从整个海域多民族共存互通互动的大环境，包括从明遗民与大清子民的共存互动，发现新的意义。

①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2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7页。

②【宋】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州可谈》，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42 页。

③【清】王士禛著，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07 年，第 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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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如广东雷州鄚玖的河仙政权，历代效忠越南阮朝，最初是在真腊国的恾坎（Man Kam）垦荒，以后开辟由越南河仙金瓯一直到柬埔寨的磅逊港口大片地区，对外海岸线便连绵200公里，后人撰写 的《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便有形容说，此地是“……海外诸国， 帆樯连络而来，其近华、唐、獠、蛮，流民丛集，户口稠密”。①

事实上，如果对照越南阮朝等时代的史籍文字，越南文献里头的 “华”或“汉”往往是自称越南人；由此或得设想，“唐人”作为先民集体自称，或者被越南京族等其他汉语体系的族群称为“唐人”，是种认同概念；由此延续至19世纪，越南史籍那时依旧沿用着“唐人”一词，更显然是种概括的总称，如此既能包括也能搁置 17世纪以来“明人”或“清人”之异同。②

再以昔日老彭亨老北根老庙前边遗留的墓碑为据，其中咸丰元年（1851 年）的“陈大目”夫妇墓碑，上方横刻“儒士”两字，就能很清楚反映墓中的“清·考大目陈公，妣谥莲番氏”生前的身份；此外，志明“同治四年（1865 年）的“皇清显考十九世名燕盛 陈公”墓碑，是由“孝男开才，孝女丁 X”立碑；又有同治五年 （1866 年）袁连章夫妇碑未有子孙在当地立碑，却说明“世居西陇乡”。③

这样便能确定，当时这诸多家庭组成的社会，地方上是既有儒家的教学与传播，主流思想观念与文化渊源也还是不忘世系的礼法规制，有些家庭可能还是维系着原来的“世居”传承与宗族/家族义务，历代祖孙来往两地，而又是在此终老，乃至入土为安。

而不论是陈大目的夫人“莲番氏”，或者同治八年（1869 年）“嘉应显妣新女张母番墓”，④这些妇女以“番”为姓而又拥有中文名字，应当便是文西阿都拉所说的民族通婚；她们生前为夫家传宗接代，要 操劳华南家务也要操劳本土生计，逝世后是依照中华礼仪安葬，神主入祀惠潮嘉各乡祠堂，不论她们的后人如何开枝散叶，彼等共同在天之灵已经被尊为中华民族历代显妣。

 ①【越南阮朝】武世营撰；陈荆和注释：《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注释》，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哲学报》1955 年第 7 期， 第 85 页。

②金雨雁：《十九世纪越南史籍中的“华、汉”含义的考证》，收录在中山大学东南 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论文集》，1982 年，第 29-37 页。

③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501-502页。

④同上注，第503页。

由此更可相信，在列圣宫庙内和庙前坟地清代遗迹，都是昔日长时间历史建构之遗痕，堪以表明华人先民在彭亨的历代传承，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也不是生活在缺乏教育的情境。他们立的神位、墓碑，以及各种自我表 述的方式和方向，投射出那年代的华人先民试图在南海诸邦实现安身立命的维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确立为何和如何在这里生于斯、 长于斯、终老于斯。

19世纪，不论相对于敦阿里或者他境内统治的“唐民”，英国 人在互为亲友的各族群眼中，才是最接近彭亨朝野的“远方外来者”。自荷兰和英国于1824年划海为界，英国把原来在苏门答腊西南部占领的明古连（Bencoolen）割让给荷兰人，交换了原来被荷兰 人占据的马六甲，英属海峡殖民地也因此包括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即华人常俗称的“三州府”。

三州府的设置，也意味着大英帝 国从南到北控制了马来亚的半岛西岸的马六甲海峡以东。随着海峡殖民地三州府1830年归属于孟加拉省，再到1832年三州府首府由槟城迁往新加坡，即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府地缘战略重新定位。新加坡作为马来亚南方的海岛，位处于南中国海、爪哇海和马六甲海峡 的海路交界，当然更有利大英帝国经略马来亚，同时遥望同属英势力范围的加里曼丹大岛北部。

这时，彭亨原产业资源，特别是金矿和锡矿，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需求，却都得途经马六甲，借助英方设在当地的海峡港口。英属马六甲的东山比邻着彭亨，西岸对正马六甲海峡中部，更是钳制着彭亨或柔佛不论从海路或陆路出入马六甲海峡。

偏偏彭亨的局面，是不能不和英人打交道；因为彭亨即使借道19世纪上半叶在北方相对独立的霹雳王国，也会遇上英国在马六甲海峡北方长久经营的槟榔屿自由港，以及英方作为霹雳优势的锡矿与蔗糖采购者，会有牵制霹雳的对外关系。

另一方面，敦阿里曾在1819年反对割让新加坡，可是随着新加坡开港，彭亨产品对外运输很大程度上从中受益，这也许是敦阿里 后来对待英商入境越趋友善的一大理由。

19世纪30年代中叶，新加坡自由港开发已经明显利益彭亨的矿 业运输。英殖驻马六甲军团中尉军官Thomas John Newbold，后来是 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839年出版的《马六甲海峡英属拓殖地的政治 与统计档案》，在上边报告说，彭亨的“阿里先生”（Inchi Ali）拥有的治理优势，基础在国境内拥有丰富的黄金和锡矿产量。

根据 Newbold 的调查，彭亨全境四万人口，其中有一万二千人是华人， 每年出口黄金超过三百金衡制磅，出口锡米超过一千担，堪称马来亚半岛最有秩序也最富有的邦国。不过，他也记载说，自从英国新开辟了新加坡港口，彭亨的金矿和锡矿都以海路为主，不再取道马六甲陆路运输。①

 ① Newbold, T. J,1839.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 viz Pe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with the History of Malayan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Vol.II . London: John Murray,pp.56-57.


（摘自：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作者简介：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原載：韩大学术丛刊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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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0页。)

[一]早期的北根华人

早在12世纪，彭亨海岸线及彭亨河口交界处，即北根及瓜拉彭亨一带，已建立了 一个商埠。根据葡萄牙学者伊利地业（M. G. de Eredia）在1597-1600年的黄金半岛报告中指出，彭亨是14世纪以前马来半岛中最重要的一邦。 那时候的北根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主要的原因包括当时的彭亨河港 阔水深，船只停泊非常便利，加上彭亨内地盛产黄金和锡，天然物产亦非常丰富。 当时中国的商船及华族商人到北根港口及彭亨内地进行贸易相当频繁，而彭亨於 1378 年及1411年至1416年之间更多次遣使至中国，建立密切的邦交。

虽然彭亨曾於1454年被马六甲征服，而马六甲又於1511年被葡萄牙人统治，但北根未受到太大的干预。北根作为彭亨的贸易中心有更迅速的发展。在北根，前来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更加频繁，其他的商人来自其他马来土邦、暹罗、马来群岛， 甚至来自阿拉伯。15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期的北根政治稳定，人口迅速增长，农 商业发达。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北根出现了华族商人的社区。 荷兰航海者弗罗里斯（Floris）曾写道：1612年9月柔佛军队曾烧毁北根的华人 村。

在1838年间，有一位马来人作家鸭都拉在他的航海记（Pelayaran）中有一段这麽的叙述：取道丁加奴时，曾在瓜拉彭亨 登岸，沿彭亨河航至华人村，即北干峇鲁（Pekan Bahru）发现有数百名华人和马 来人浑身武装，在岸上等着，那时盘陀诃罗（财务大臣）和华人工头已到齐赖的金矿去了，当时华人村的华人是客家人，他们与马来人或峇里女人通婚，但子女说的是华语，而非马来语。由上述可见华人很早就在北根定居下来了。

从17世纪至18世纪，彭亨东部海岸线出现了各方势力争夺的局面，加上海盗的扰 乱，北根的农商业地位逐渐衰落。 19 世纪彭亨统治者亚里在位时，他致力恢复彭亨河及东海岸的贸易。他除了本身 经营矿场外，也鼓励欧人与华人从事贸易及开发金矿和锡矿。当时彭亨约有数千至 1 万2000名华人。

一位名叫Medhurst的外国人曾於1824年到访北根，他估计北根 的华人约有5000人。他的报告也指出，当时的统治者亚里规定每位离开彭亨回中国的华人须缴交相等於12英磅的税金。

当亚里於1857年去世後，彭亨陷入内战中，州内的华人矿工、华商及马来农民受到两个敌对马来集团极大的压力，受害也最大。北根华人的财产和生计再一次因 动乱遭到破坏。1885年彭亨的华裔人口降至数百人，而北根的华裔人口也大大减少。(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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