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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8, 2024 at 8:43am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雅各布森 vs 量子叙事事

好些现代诗人和实验性作家都在创作中尝试过类似“量子叙事诗”的表现方式，尽管他们未必直接以量子物理为创作基础，但他们的作品反映出非线性、碎片化、多重现实等特征。以下几位诗人的创作风格与“量子叙事诗”的概念相符，且在不同程度上符合罗曼·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和“文学性”理论。

约翰·阿什贝里 (John Ashbery): 这位美国后现代诗人，作品经常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他的诗歌通过跳跃性的语言和情感表达，呈现了类似于量子物理中多重现实并存的效果。阿什贝里的诗歌难以通过传统的逻辑或因果关系来解释，而更像是同时存在的情感和思维的“叠加态”。他的作品，如《自画像于凸透镜中》（Self 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在语言和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符合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强调语言自身的作用和效果，而非单纯的信息传递。

阿兰·金斯堡 (Allen Ginsberg)：他的作品，特别是《嚎叫》（Howl），以其非线性、断裂的叙述风格以及意识流式的表达，体现了时间、空间和情感的交错和碎片化。这种诗歌创作方式有时像量子物理中的波粒二象性，诗中的语言既是具象的，又具有象征意义，创造出一种复杂的多重感知。他的诗歌在文学性上高度重视情感和思想的直接表达，同时遵循雅各布森“诗性功能”，通过复杂的音律、语音和句式的创新来强调语言的自主性。

海德尔·帕拉斯基 (Heidegger Palascu) ：作为实验诗人，帕拉斯基在作品中探索了多维叙事和非线性时间。他的诗以碎片化的语言和破碎的结构表现思想和情感的交织，与量子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和时间的多维状态相呼应。他的诗歌有时表现出一种即兴的、不确定的语言风格，语言本身成为了诗歌的核心构建材料，而不是为现实中的某个特定事件或情节服务。

格特鲁德·斯坦 (Gertrude Stein)：斯坦的作品以其实验性的语言和非传统的叙事方式著称，特别是在《三条生活》（Three Lives）中，她通过重复、语言的拆解和重构，创造了类似量子诗的效果。她对时间和语言的重新定义打破了传统叙事的边界，使得事件、角色和时间都可以多重存在。她的诗歌也符合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因为她着重强调语言的形式和音韵，而非简单的信息传递或叙事逻辑。

卡洛·伊薇塔（Carlo Ivetta）：虽然不是广为人知，但一些更具实验性的当代诗人如伊薇塔也探讨了量子理论的美学维度。他的作品通过大量的交叉叙述、随机性和模糊的情节，呈现了时间和空间的错乱感。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感受到量子态的多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符合雅各布森“诗性功能”和“文学性”的探讨

罗曼·雅各布森提出的“诗性功能”强调了语言的自我指涉和形式特质，即诗歌中的语言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而是语言自身的结构、形式、音律、节奏都成为诗歌意义的建构因素。与此相关的“文学性”概念，则强调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超越日常功能的独特特质，它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美学的、符号性的系统。

在量子叙事诗的背景下，这些诗人及其作品显然体现了雅各布森所描述的“诗性功能”和“文学性”：

非线性叙事：诗歌结构本身不再是信息传递的线性工具，而是通过跳跃、反复、断裂等手法让语言发挥独特的情感和思想表达功能。

语言的自我指涉：这些诗人常常在诗中打破日常语言的规则，重新定义语言的用途和意义，语言本身成为了作品的核心，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

多重意义与模糊性：诗歌中的多重可能性、模糊表达以及情感和时间的多维展现，都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使其超越了日常的叙述功能。

这些诗人的作品展示了量子叙事诗的一些基本特征，并符合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和“文学性”的理论。他们的创作强调语言的形式和多重含义，通过非线性叙述和复杂的结构探索多重现实和情感层次。这些尝试揭示了诗歌在现代语境下如何以量子思维的方式重新思考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5, 2024 at 3:31pm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情动转折”与雅各布森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与“情动转折”（Affective Turn）的关联并不显著。他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结构、功能以及诗学。其语言交流功能模型包括认知功能、情感功能、诗歌功能等，在情感功能上涉及一些与“情感”相关的思考，或可当成一个基础加以扩展和解读“情动转折”。

“情动转折”强调身体、情感和情感反应对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雅氏提出的语言的“情感功能”（emotive function）——即话语如何表达说话者的态度和感受——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情动理论趋势，展示了语言成为情感传递和体验的工具。

在“情动转折”的背景下，雅氏的“情感功能”可以被视为早期尝试，来探索语言、情感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情动转折”扩展了这个视角，将情感与社会、文化、权力结构的复杂互动联系起来，超越了语言本身，探讨情感如何塑造主体性和社会互动。这种转向更加注重情感的传播、感官的体验以及文化文本如何影响和生成情感反应，反过来又被情感反应所塑造。

 

“情动转折”与符号学有何学术渊源？

“情动转折”与符号学之间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二者对情感、意义、符号及身体体验的关注。虽然“情动转折”更侧重情感与身体的主观体验，但它借鉴了符号学的许多关键概念，尤其是关于如何理解和分析意义生成的理论框架。

情感与符号的关系

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Saussure）和皮尔斯（Peirce）的符号学理论，关注的是符号（signs）如何产生意义。索绪尔的符号学侧重于符号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而皮尔斯的三元符号理论则通过符号、对象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符号系统的运作。

情动学者们开始关注符号如何不仅仅通过认知、理性产生意义，还通过情感、感官和身体经验来生成意义。在这个框架下，符号不仅仅是理性意义的载体，还承载着情感与情绪的力量。情感被视为符号运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情感的反应、身体的反应，符号的意义获得新的维度。这种思路延续了符号学对“意义生成”的关注，同时加入了情感和身体的动态因素。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折

符号学是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而“情动转折”则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后结构主义理论（如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等）质疑了结构主义对稳定、固定意义的追求，转而关注意义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以及符号系统中的权力关系。这为“情动转折”提供了理论背景，使得情感与情动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符号系统中被忽略的附属品。

比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其“情感机器”的概念中，将情感视为一种力量，它与符号学的意义生成过程交织在一起。情感通过符号系统传播，并在主体和世界的互动中产生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符号学的延展。

身体性与物质性符号

符号学不仅仅关注符号与所指的抽象关系，还涉及到符号如何通过物质性（文字、图像、身体姿态等）来传递意义。情动转折则进一步强调了身体在符号过程中的重要性，尤其是通过身体的感觉、情感与情动来体验符号的生成。身体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符号化过程的情感载体。

例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身体表演性”（performativity）理论就借用了符号学的视角，探讨了身体如何通过重复的符号行为来生产和再生产性别、身份等社会意义。在“情动转折”中，情感被视为这些表演中的重要元素，身体的情感反应与符号实践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主观性和社会性。

符号的感官维度

符号学传统主要集中在语言、符号系统的运作，往往较少直接探讨感官体验的维度。然而，“情动转折”将感官体验和身体的反应视为符号运作不可忽视的部分。例如，感官的感知、情绪的唤起，以及情感的共鸣，都是符号学分析中没有充分探讨但在情动转折中被深入研究的内容。

感官符号学（sensory semiotics）则开始与情动转折相交，在分析符号如何通过感官产生意义的同时，探讨这些感官体验如何引发情感和情动。

符号学的扩展与挑战

符号学传统上关注如何通过符号系统进行沟通和表达，而“情动转折”则提出了对符号学的挑战，认为单纯通过语言符号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经验。情感和身体反应，特别是与情动相关的无意识反应，无法完全被语言捕捉。这种挑战推动了符号学对情感和身体在符号系统中的角色进行重新思考，扩大了符号学的分析维度。

符号学为“情动转折”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在如何理解和解码符号的过程中。但“情动转折”超越了传统符号学的框架，关注情感、身体、感官在符号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两者在符号与情感的关系上相互交织，使得符号学的研究视角得以扩展，强调了意义的生成不仅仅依赖于符号本身，还依赖于情感和身体的复杂互动。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3, 2024 at 4:33pm

莊士弘·Affect 情感素；情動；動情 afffect

「情感素」這個詞乃是從史賓諾莎（Spinoza）的思想所開展出的論述。在史賓諾莎–德勒茲(以下簡稱「史－德」)的思想裡，「情感素」係為生命的、非人稱的力量 (puissance de vie non personnelle)，往往超越世俗舊有定義下的生命個體（Delourme & Lecercle 32）。在此舊有定義下的生命個體，其狀態是靜止不動的。

反之，「情感素」強調個體生命與其他的生命體所產生的關係 (relations)、連結(connection, encounter)，強調其個體的殊異性 (singularity)，並切斷原有社會或任何知識建構的追捕或連結。

德勒茲援引斯賓諾莎關於犁田的馬與賽馬的例子，其例子說明：一頭犁田的馬與另一頭犁田的牛，儘管馬與牛是全然不同種類的動物，然論其兩者的「情感素」關係，是較接近的。然而，一頭犁田的馬，儘管與另一頭賽馬在生物學定義下是同一種類的，但它們兩個在身體功用的情感素關係上，卻是莫不相干的個體。[1]由此可知，由史－德看來，若我們要去說明一頭犁田的馬，應該去除生物學定義下的界、門、綱、目、科、屬、種，應該強調該a)馬的身體的能力與b)該馬的身體與其他身體的關係作用。

在德勒茲思想早期的著作《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中，他在其＜史賓諾莎與我們＞提出兩種對身體的討論。首先，他以動力學 (kinetic; cinétique) 的命題說明：身體的定義並不是由其形式 (form) 或功能 (function) 所定義，而是由其身體與其他身體所產生的關係──「動與靜，快與慢之間的關係。」(下續)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3, 2024 at 10:40am

「動與靜，快與慢之間的關係。」[2] 並且，德勒茲說：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understand life, each living individuality, not as a form, or a development of form, but as a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ial velocities, between deceleration and acceleration of particles. A composition of speeds and slownesses on a plane of immanence” (Spinoza 123)

如此一來，個體的身體或生命，不再是生命由某種形式所定義 (如，人當何以為人？) 而是將身體或生命視為是一具身體與另一具身體的複雜關係。而筆者想說明的是，德勒茲所謂的身體 (body; corps) 不只限制於人的身體，而是「動物的身體」「大地的身體」「大自然的身體」…等。所以，當牛的身體與大地的身體產生關係，其身體的感覺能力 (affective capacity) 是時快時慢、如輕如重…等感覺關係下的作用 (acted)。

其二，德氏所提出的另一個命題是「影響及受影響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affecting and being affected)，而其能力同時關乎到身體與心靈 (124)。史－德認為，我們能不用一種實體 (substance) 或主體 (subject) 來看一個人、一隻動物，而是用樣態 (mode) 的方式。那麼，所有的事情都會有所改觀。而德氏所謂的「樣態」指的是「快與慢的復雜關係，[. . .]並且，它是身體或思想的一種施加影響並遭受影響的能力」(【英譯】124；【中譯】150)。德勒茲舉德國的動物學家馮•于克斯屈爾 (J. von Unexküll) 所著的《動物的世界與人類的世界》中，Unexküll則以三種所謂「動物生態學」(ethology) 方式來觀察研究蜱吮吸哺乳動物血液的例子：1)用光線的感覺 (light) ；2)嗅覺的感覺 (olfactive) ; 3)熱敏的感覺 (thermal)。如此一來，Unexküll的作法方式方能從傳統用種類屬性來定義或分類中逃逸；其所強調的是一具充滿活力的身體，與其他異質的身體產生交互影響的關係。

在《千重台》中[3]，德勒茲與瓜達西(以下簡稱「德－瓜」)認為情感素是身體（主動的）能力去作用於其他事物，並且也有（被動的）能力遭受作用與影響。他們說：

We know nothing about a body until we know what it can do, in other words, what its affects are, how they can or cannot enter into composition with other affects, with the affects of another body, either to destroy that body or to be destroyed by it, either to exchange actions and passions with it or to join with it in composing a more powerful body. (ATP 257)

同時，《千重台》的英譯者，同時也是歐陸思想專家Brian Massumi即表示：

“He [Spinoza] was referring to a body''s 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of movement and rest. This capacity he spoke of as a power (or potential) to affect or be affected. The issue, after sensation, perception, and memory, is affect. ‘Relation between movement and rest''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transition''” (Massumi 15).

在此引言中，Massumi概括地提及情感素的特性：情感素是一種身體的能力(capacity or power/potential)，並能進入兩者之間的關係。它孕有引發、影響其他身體的力量 (puissance d''agir)，當然，在此同時，它也受到其他身體的影響。情感素是界於兩個身體關係之間的中間點 (transition)，所以情感素也是一種流變（ATP 256; Bonta & Protevi 50）。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2, 2024 at 9:57pm

在《電影1》中，德勒茲說，「情感素是一種實質，也就是力量或質性[4]。它就是被表達的東西(exprimé ; expressed)」（97）。當情感素作用於一個臉部，或是臉部的特寫，其臉部的特寫不是對某一個部分的物化。臉部的特寫可以使其影像(image)脫離出其時空座標，如此一來，便能召喚出被表達的純粹情感素。(96) Ronald Bogue更進一步地說：

The close-up is the face in that the close-up facializes, or converts a concrete entity into a decontextualized immobile surface with motor tendencies that expresses an affective quality/power. (Bogue 79; emphasis original)

在德勒茲與瓜達西合著的《何謂哲學 ?》中，他們在該第七章＜感知物，情感素與概念＞[5]中，對情感素也有精確的說法，主要以文學及繪畫的文本來開始該思想。他們認為，藝術並非是概念、感知物 (perception) 或情感 (affection) 的事物，而是關於感知物，情感素的事。他們是非主體 (non subjectifs) 的、非人類的，並且不會屈從於時間之中。對德－瓜而言，美學並不是與感知 (avec perception) 一塊的觀看，而是與感覺（avec sensation）的關看。該感覺是特異的(singular)，雜糅著感知物與情感素。感覺存在於藝術作品的材料之中[6]。藝術作品的角色在於萃取 (extraire) 感知與情感的感覺聚塊 (un bloc de sensation aux perception et affections)，並且提取出其感知物與情感素（arracher des percepts et des affects）[7]。情感素也可以被理解為「流變人類的非人類」(un devenir non-humain de l''homme  / man''s nonhuman becoming)，所以藝術家是情感素的創造者，陌生（inconnu）情感素的締造者（例如在《白鯨記》中，Achab 船長的流變成鯨魚；在《呼嘯山莊》中，連結Heathcliff與Catherine的狂暴的情感素） (編譯自Delourme & Lecercle 31) 。

 

總結與展望

總括而言，情感素係為一身體與其他身體能產生關係與連結的能力；它就是一個連結點，界於中間，並且不會淪為主體或一種同質的統一體。Crawford在其文章＜無器官的跨性別乎？＞中，即用情感素來討論跨性別的解套方式，並搗毀在二元男/女定義下的身份認同與自我：“affect is the body''s capacity to undermine our best attempts at deciding on identities and selves” (Crawford 133; emphasis original)。若按史－德的思想脈絡而言，我們應該去質疑舊有本質化對一生命體的定義與命名，並且強調一個身體與其他身體所能產生的生活樣式或關係。

再者，關於德勒茲思想對情感素的價值，Delourme與Lecercle兩人的觀點詳述如下。首先，情感素是一種肯定的力量 (puissance d''affirmation)。對德氏而言，肯定的力量乃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命題，或某些像里歐塔或阿岡本的看法，他認為情感素與創傷並無直接的關係，也跟失去的原始經驗毫無瓜葛。德氏認為，情感素就如同生命的力量(「用歡愉來感染，並且倍增實驗或包裹最大值肯定力量的情感素」， 德勒茲在其Dialogues 頁76如此寫道)。這個概念加入了史賓諾莎的肯定性，同時，也加入了生存力量 (puissance d''être) 的肯定性。情感素不該被設想成一種品質、述語（prédicat），而是一種包裹所有生活模式（tous les modes du vivant）的力量與關係。

情感素是關於非人稱的事實(fait)。德勒茲也因此指出，那是衝動（pulsion; drive）情感素的概念。情感素是非人稱生命的力量，比個體還要優越，並且視流變為人類的非人性。

情感素最後終將離不開德勒茲思想的概念，並且了解內在性。情感素並不會淪入為主體性中，而應該被設想成內蘊於它必須建立的平面過程：這個平面既不是形式的結構化，也不是自然化或自發性的，而是一個不穩定的中間/空間（milieu）位置，總是受情感素-熱情與情感素-作用的影響，並且由動力學（cinétiques）原則(快與慢)與動態學（dynamiques）原則(強度，力量的強度 [intensités, degrès de puissance])所重新形構的。(編譯自Delourme & Lecercle 32-33)

就Delourme與Lecercle兩人而言，德氏所謂的情感素對於生命是持肯定的態度，而非是匱乏的。情感素不會結構化成為一種主體或型式；它永遠總是在快與慢之間，強度與力量強度之間，如此便能與任何異質的身體結合，以產生創新，甚至革命的可能。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2, 2024 at 9:21am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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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uze, Gilles.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Robert Galeta.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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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 Robert Hurle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1988.

---. 《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馮炳昆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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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urme, Chantal and Jean-Jacques Lecercle. “Affect.” Le vocabulaire de Gilles Deleuze. Eds. Robert Sasso and Arnaud Villani. Nice: Centre de recherches d''histoire des idées, 2003. 23-33.

Lèbre, Jérome. Hegel à l''epreuve de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Deleuze, Lyotard, Derrida. Paris : Ellipses, 2002.

Lefebvre, Alexander. The Image of Law: Deleuze, Bergson, Spinoza.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8.

Lorraine, Tamsin. Irigaray and Deleuze: Experiments in Visceral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P, 1999.

Massumi, Brian.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Duke UP, 2002.

Manning, Erin. Politics of Touch: Sense, Movement, Sovereignt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7.

Moraru, Christian. “Touching: Proximity, Remove, and the Measure of Things.” Symplokē 14.1-2 (2006): 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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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ift, Nigel. “Intensities of Feeling: Towards a Spatial Politics of Affect.” Geografiska Annaler 86 B.11(2004): 57-78.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2, 2024 at 9:20am

[1] 該例子的原文可參考：“this is because the racehorse and the plow horse do not have the same affect nor the same capacity for being affected; the plow horse has affects in common rather with the ox”(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124). 而他在《千重台》也有類似的說法：“a race-horse is more different from a workhorse than a workhorse is from an ox” ( 257)。

[2] 任何關於《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的中譯，筆者參考馮炳昆之譯文，然而會依行文的脈絡而有些調整。

[3] 關於情感素的討論，主要在於《千重台》中的頁256-260。

 [4] 在其《電影1》中，德勒茲指出，力量(power / puissance)是 « expression of a power which passes from one quality to another »。而質性(quality)是 « expression of a quality common to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 (91 ; [法文版]130)

 [5] 為求行文方便，筆者暫將以下的專有名詞譯為如下：「percept=感知物」；「perception=感知」；「affect=情感素」；「affection=情感」；「sensation=感覺」前者通常是指一種情感較細微的元素，而後者(+tion)的詞語通常是指該情感已變成一種較為穩固，並且主體性的情感狀態(state of emotions)。

 [6] 參考 «  it is the percept or affect of the material itself, the smile of oil, the gesture of fired clay, the thrust of metal, the crouch of Romanesque stone, and the ascent of Gothic stone » (166 ;法文156)

 [7] 參考 « the aim of art is to wrest the percept from perceptions of objects and the states of a perceiving subject, to wrest the affect from affections as the transition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 to extract a bloc of sensations, a pure being of sensations » (167 ; 法文158)

(Stephen Shih-hong Chuang July, 2010；見：英文文學與文化資料庫)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7, 2024 at 7:59am

蔣寅：語象 · 物象 · 意象 · 意境

十多年前，我在《說意境的本質及存在方式》一文中曾感慨，雖然已有無數論文發表，但意境仍是個模糊的概念 [1]。現在我又不得不再次感慨，意象雖經許多學者討論研究，它也還是個意指含糊的概念，其所指在不同學者的筆下有很大出入。

最近，有些學者提出以意象為核心建構中國的文藝學理論體系，又有學者以意象、典型與意境共同構成三元的藝術至境論 [2]，都顯示出正在走向成熟的理論思考。然而，在意象的基本問題沒弄清楚之前，一切理論體系的構想都只能是空中樓閣。鑑於學術界在意象含義理解上的歧異，近年出現了陶文鵬、曹正文、成鏡遠等先生辨析意象、意境概念的論文 [3]，可我覺得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意象的含義如何理解，而在於如何規定。

我們知道，從意象的語源及其本義來說，它應該有兩個基本含義：

（1）以具體名物為主體構成的像徵符號系統的總體，源於《周易·系辭》「聖人立象以盡意」；

（2）構思階段的想像經驗，源於《文心雕龍·神思》「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

但在漫長的文論史和批評史上，古人運用「意象」概念又不這麼簡單。有時指詩中一個局部情境，如唐庚《唐子西文錄》評謝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一聯：「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這里的「意象」指眺望中的「平楚正蒼然」之景。杜甫《虎牙行》「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云直」一聯，劉濬《杜詩集評》卷六引吳農祥評：「二句畫秋風妙，畫亂離之秋風尤妙。

公詩有『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意象相同而不如此二句之精煉。」這里的「意象」指「金錯旌竿滿云直」、「孤城樹羽揚風直」兩句旌旗迎風飄揚之景。又《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杜詩集評》卷五引俞瑒評：「中間得非、無乃等字意象縹緲，故以風雨鬼神接之。」他談論的是「意象縹緲」，而所舉的詩例卻主於虛字，說明他理解的意象是包括虛字在內的一個完整陳述。在許多場合，「意象」又與「意境」相通混用，詩論家使用時只取其一。

如清代嘉慶年間方元鯤撰《七律指南》，就屢用「意境」，而絕不用「意象」。這種歷時性的用法差異，似乎不是有內在理路可尋的有規律的演變，而是詩論家們相當隨意的差遣。因此今天當我們整理歷史上的詩論資料，排比「意象」的含義時，就只能用羅列的方式，舉出它在不同用例中的不同意指。這在古典詩學研究固然可行，但問題在於「意象」並不只是個歷史的概念，它至今活躍在我們的詩歌乃至整個文藝批評中。

作為日常批評中的工具概念，我們更需要的不是關於它歷史含義的描述和說明，而是一種規定性的界說，使它與意境一樣，成為擁有眾所承認的穩定含義的通用概念。出於這種考慮，我想根據詩歌文本在組織層次上的實際單位，引入語象和物象兩個概念，嘗試在與這些相關概念的辨析和比較中重新定義意象的概念，使詩歌理論和批評能得到一個方便實用的概念系統。

一．意象·意境概念使用的紛亂

在進入問題之前，我想先就今人對意象的理解加以檢討。我們不能不承認，今人在意象與意境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分歧是相當大的。首先，對意象概念的界定，敏澤先生說：「詩中的意象應該是借助於具體外物，運用比興手法所表達的一種作者的情思，而非那物象本身。」[4]

胡雪岡先生則認為：「意象是心意在物象上通過比喻、像徵、寄托而獲得的一種具象表現。」[5]前者謂托物見情，後者謂以情附物，著眼點有所不同。袁行霈先生說「意象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6]，乃是包容前兩說的見解。由於對意象的基本理解存在以上歧異，學術界使用意象概念義界常含糊不清，最典型的是詩篇組織的單位和級次出現混亂。

比如曹正文先生說：「意境是詩人內心情感結構的審美化表現，詩人的情感結構由他的人生態度、思想修養、審美意識等因素構成，是一個較為穩衡性的東西。意象是詩人創造意境的手段方法，這樣表面相似的意象會因情意不同，在不同的詩篇中體現出的境界也就大大不同了」。（蔣寅：語象 · 物象 · 意象 · 意境 2021-01-30 愛思想）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2, 2024 at 7:36pm

這里的「意象」實際是指物象，它因取意不同而形成不同意象，即曹氏所謂境界（此處不能按學術界的習慣理解為意境，否則與作者對意境的定義矛盾）。下一段文字表達得更清楚：「在意象和意境中，由於『意』的不同，即使『象』同，而『意境』各異。也就是說在同類的詩作中，描寫的是同一個意象，由於主體感情不同，其產生的意境也不同。……同一個月亮意象，李白筆下多得生動活潑的意境，這與其情感結構豪放不羈有關；杜甫筆下多得沉郁冷峻的境界，因為他的情感結構忠厚執著；蘇軾筆下多得空靈蘊藉的境界，因為他脫俗超凡。」很顯然，月亮在此是被視為自然物象的，但因佔用了意象概念，於是本應以意象指稱的對象——作為詩歌局部情境的情景片斷就只好稱為意境了。這實在是不妥的，由於內涵的不明確，意象、意境概念都被降級使用了。

葉朗先生的看法代表著另一種理解。他認為在中國傳統美學中，情景交融所規定的概念，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國傳統美學將「意象「視為藝術的本體，而「意象」的基本規定就是情景交融，由此構成一個包含著意蘊於自身的一個完整的感性世界。而「意境」則是「超越具體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場景，進入無限的時間和空間，即所謂『胸羅宇宙，思接千古』，從而對整個人生、歷史、宇宙獲得一種哲理性的感受和領悟」，「這種帶有哲理性的人生感、歷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蘊」。由此而言，意境的內涵要大於意象，意境的外延則小於意象。意境除有意象的一般規定性外，還有上述意蘊的特殊規定性。因此葉先生說，意境是意象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種類型[7]。應該說，葉先生的意象本體論是觸及中國傳統美學核心的見解，但對意境和意象關係的闡釋卻屬於一家之言，於史無徵。至於說意象能構成一個包含著意蘊於自身的一個完整的感性世界，固然不錯，然就詩歌而言這是否就是詩歌本體，它和詩歌本文是什麼關係，意象和意境是否屬於一個級次的范疇？這些問題都是有待推敲的。以前人約定俗成的用法來衡量，則他對意象和意境的闡述都有不同程度的升級。

在兩個概念沒有明確的規定性以前，人們在使用中出現這樣那樣的歧異，是難以避免的。歸根結底，一切分歧都緣於：我們一方面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同時卻又總是用它來指稱作為名詞的客觀物象本身。較早地全面探討意象內涵的袁行霈、陳植鍔兩位先生的著作即如此，迄今學術界也都是這樣用的[8]。其實袁先生也指出，物象是客觀存在，只有進入詩人的構思，經過審美經驗和人格情趣兩方面加工，物象才成為意象。應該說在理論上大家都明白這一點，但一到具體批評中，卻總是將意象對應於個別的物象和事象，落實到與單個物象相對的詞語，於是意象就被視為詩歌作品的基本材料和最小單位。陸游《臨安春雨初霽》「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一聯，袁先生即將它分解為小樓、春雨、深巷、杏花四個意象。按我的理解，這兩句分別是一個意象，甚至當後人將它們融為一句「小樓聽雨杏花開」時[9]，仍只能說是一個意象。理論和實際批評脫節的這種情形不知不覺會影響到對詩歌的理解和說明，進一步造成理論上的差互。

 

二．意象與物象·語象的區別

 

時下詩學論文和鑑賞文字，用「意象」概念來指稱自然物象或名詞者比比皆是，學者習焉不察，從未覺得有何不妥。但稍加以推敲，馬上就產生困惑。直接觸發我思考這一問題的機緣，是1997年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聽程郁綴先生關於「南浦」意象的講演。程先生列舉從《楚辭》、江淹《別賦》直到清代詩詞的用例，分析了與送別主題有關的南浦意象在古典詩詞中一以貫之的意味。當時金文京先生提出一個問題：難道在漫長的文學史上，南浦意象的涵義一直都沒發生變化嗎？這個問題，若就詩詞用典的常識而言似乎可以給予肯定的回答，但那在學理上明顯存在漏洞。

因為正如德里達在《論文字學》中所闡明的，符號的復制會因上下文不同而使意義發生變化。在歷代眾多的文本中，「南浦」怎麼可能不發生變化呢？然而要說有變化，也有問題：南浦作為典故，只具有提示送別主題的意義，從《楚辭》到清代詩詞莫不如此。這又如何解釋呢？我認為，問題就出在用意象來指稱南浦這一點上。南浦雖因有出典而暗示某種惜別的情境，但它本身畢竟只是一個專有名詞（地名），其暗示意味只有指涉一定語境才能實現。如果是這樣，「南浦」在不同文本中就會因用典方式的差異（正用、反用、直用、虛用）而產生不同的意義，這也才是意象的形態和形成方式。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August 30, 2024 at 7:53pm

不僅專有名詞或典故，就是自然物象之名，用意象來指稱也會陷入一種陳述的困境。意象原指意中之象，即唐代詩人戴叔倫所謂「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的「詩家之景」。若對應於自然物象之名，則同樣的名詞比如「明月」就只能說是同一意象。楊義先生說「明月是中國古典詩詞中用得最多的意象之一」[10]，就是這麼理解的。

照這麼說，不同人的不同作品中出現的明月也應該說是同一意象。可是楊先生卻說「李白以宋玉、曹丕以來的悲秋情調，改造了南朝樂府中傾於甜俗的秋月言情，使其秋月複合意象蘊含著清苦而慷慨的複合感情」，這又是將不同人使用的「秋月」當作不同意象來看待了，不免自相矛盾。

事實上，意象是由不同的意和象結合而成的，意象形成的關鍵是意識的作用。裴斐先生說得好：「客觀存在的月亮只有一個，詩中出現的月亮千變萬化。物象有限，意象無窮。」[11]也就是說，月亮本身只是物象，只有在各種情境中被觀照、被表現的月亮才是意象。以「雁」為例，《全唐詩》卷二八三李益《送客還幽州》：

惆悵秦城送獨歸，薊門云樹遠依依。秋來莫射南飛雁，從遣乘春更北飛。

同卷《春夜聞笛》：

寒山吹笛喚春歸，遷客相看淚滿衣。洞庭一夜無窮雁，不待天明盡北飛。

《全唐詩》卷二七七盧綸《送黎兵曹往陝府結婚》：

奠雁逢良日，行媒及仲春。

王國維《人間詞甲稿·浣溪沙》：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

例一以對雁的憐惜寄托羈懷，是托物抒情；例二以雁的回歸反襯謫臣的流貶，是意在言外的暗示筆法；例三用《儀禮·士婚禮》之典，雁只是禮物的古義，並無其實；例四詠物而寄托身世之感，雁為不幸命運的像徵。凡此種種，能說它們是同一意象嗎? 只能說是同一生物及其名稱吧，用意象來指稱是決不合適的。

當然，由於鴻雁與《禮記·月令》等經典相聯系，自然會引起多方面內容的聯想，從典故的角度說也包含著多層意蘊。然而這仍然只是概念的規定性，而不是意象的規定性。即使典故也只有在不同的語境中才能衍生不同的意味，形成不同的意象。這就意味著，無論是自然物象還是名詞、典故，它們作為意象的功能是進入一個詩歌語境，質言之即置入一種陳述狀態中才實現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眾所熟知的明作來說明這一問題。杜甫《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照流行的用法，將名物指稱為意象，前兩句就包含了黃鸝、翠柳、白鷺、青天四個意象。可是仔細想想，「兩個黃鸝」算什麼意象，「翠柳」算什麼意象，又融入了什麼意？實際上是「兩個黃鸝鳴翠柳」這個完整的畫面才是一個意象，而作者的感覺和意趣也融入了其間。同理，「一行白鷺」也只是有數量限定的名詞，付之「上青天」的動作，才構成一個意象。

因此全詩可以說是由四個意象構成的，分別用靜—近、動—遠、小—遠、大—近四種構圖組成全詩的視覺空間，配以千秋、萬里、東吳而形成包含時間感的想像空間。當然，遇到名詞前有修飾的，如「秦時明月漢時關」、「一片孤城萬仞山」、「昨夜星辰昨夜風」等，前後兩組詞雖都是名詞，但形容詞或名詞加名詞的修飾本身已構成了陳述關係，所以就形成兩個意象的並列。

不過要是那種修飾在長期使用中結合得已非常牢固，如「明月」「清泉」等詞，就不具有意象性質了。因此王維的名句「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就只能看作是兩個意象；馬致遠那著名的小令《秋思》，「枯藤」「老樹」「昏鴉」雖都有修飾關係，也只能和「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一樣看作一個意象，而不是像趙山林先生說的三組九個意象。這時意象的構成不是依賴於陳述語，而是依靠幾個名詞的簡潔組合產生的張力。

很顯然，枯藤、老樹等九個詞組在分別營造三幅圖畫，蕭颯的風景、閒適的村莊、疲頓的旅途，以鮮明的對比烘托出作者天涯孤旅的情思。最典型的例子是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趙山林先生將它視為最典型的並置式意象組合方式——「不僅句與句之間意象並置，句子當中也是意象並置」。這顯然也是將名詞理解為意象的誤會。

其實早在幾十年前，熱心於學習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派詩人就闡明了這個問題。龐德認為「一個意象是在瞬息間呈現出的一個理性和感情的復合體」[12]，像「雞聲茅店月」這樣省略修飾、說明詞的詩句，他稱之為「視覺和弦」，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視覺性映像「聯合起來提示一個與二者都不同的意象」[13]。這無疑是正確的。「雞聲」、「茅店」或「月」都只是名詞提示的簡單的象，根本沒有意，只有三個視覺表象融合而成的複合體才具有了意象的性質。

意象之所以被理解為「意中之象」，首先意味著處於抒情主體的觀照中，亦即在詩意的觀照中呈現。它具有克羅齊的「直覺」的特征，克羅齊說：「每一個直覺或表象同時也是表現。沒有在表現中對象化了的東西就不是直覺或表象，就還只是感受和自然的事實。心靈只有借造作、賦形、表現才能直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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