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東升:塞外記憶70年——內蒙行隨感錄 上

【編者按】:1936年,範長江作為一個記者的名字被載入中國的新聞史。70多年後的今天,當很多人將其符號化為“範長江”新聞獎時,少有人提及他的成名作《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2013年的記者節前夕,范東升教授重走父親範長江當年的內蒙足跡,寫下此文,交匯呈現範長江筆下的1936,筆者青年時期的塞外記憶,和對今日中國西北發展的切近觀察。範東升將這一歷程視作一個地區甚至是這個國家70多年的縮影,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在範長江先生畢生傾力的新聞領域。他特別引用了範長江30年代在《塞上行》中文字:“言論自由,在覆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的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 FT中文網特刊發範東升先生的這篇文章,以饗讀者。


1936年綏遠抗戰發生前後,我父親范長江先生作為大公報記者,曾多次前往內蒙古阿拉善、額濟納、歸化城(今呼和浩特)、百靈廟等地區采訪。在《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兩本書中記述了他在內蒙古西部一帶采訪的見聞。筆者17歲時作為北京知識青年,1968年9月前往內蒙土默特左旗塔布賽鄉帳房村插隊,1971年到呼和浩特市一家鑄造廠當了學徒工,直到1976年回到北京。此後在1988年和1997年又兩度回訪內蒙古。

 2013年記者節前夕,筆者和10月28日帶領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師生一行重走當年范長江先生筆下的中國西北角,本人青年時期的塞外記憶、父親筆下戰雲密布的邊陲故事和今日中國西北的變遷史話在一段段的采訪中交相匯聚。

 在《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中,範長江曾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描述寧夏河套地區,並對自然地質與多變的黃河水造成的這種現象感慨良多。而回顧這七十多年的中國現代史,社會的變遷比自然界的變化來得更多更快,在一些時間節點上發生過一些戲劇性的大事件,或悲或喜,與國家、民族、家庭乃至個人的命運休戚相關。

 戰事

 1936年,我父親筆下的內蒙皆是戰事。

 日本侵略者在強占東三省之後,圖謀侵入綏遠,切斷中國北部對外通道,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做準備。時年8月,範長江先生在“最後的機會”前往大漠烽煙中的內蒙西部做實地采訪,希望能就此讓全國軍民知道危急情況,敲響抗戰的警鐘。11月,紅格爾圖和百靈廟戰役打響,他繼而再赴綏遠,並在發回的電稿中稱之為“我們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我父親冒險闖入西安城,經周恩來安排,於1937年舊歷元旦前夕抵達膚施城(即今延安),在鳳凰山窯洞中見到毛澤東主席,做竟夜之談。他因此成為第一位進入紅區,向中國民眾解讀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綱的中國新聞記者。中國政局的走向也在此時出現了巨大轉折。

 文革

 而我的內蒙記憶,則是從文革開始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烈火”燒向草原,內蒙古大搞“挖新內人黨”運動,導致34萬余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據1980年最高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那也是內蒙經濟空前敗落的時期,民生極為困苦。記得在帳房村三年中我拿到過一次“分紅”,是27元錢。在沒有任何現代意義的取暖設備的土坯房裏捱過塞外嚴冬,室內之物有水皆冰。

 那時有一年鬧春荒,嘗到斷糧挨餓是啥滋味。鋤草,澆地,割麥,揚場,挖渠,蓋土房,樣樣農活兒都幹。一次在打谷場上幾米高的麥垛頂上突然暈倒,一頭摔下,最後被送到呼市醫院住院才搶救過來。在迷茫中,只有初中水平的北京知青們在自制油燈下夜讀不輟,包括不知天高地厚“啃大部頭”,如研讀《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之類,夢想“弄通馬克思主義”。

 1970年10月,我父親在河南確山遭迫害去世。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震驚全國。家國大事接踵而至,如晴天霹靂,也令人猛醒。1971年冬我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寫了一份“個人總結”,其中寫道“要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了”,並言語激烈地抨擊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及文革中踐踏民主和思想文化界專制雕敝等狀況。還鬥膽與幾位同學試圖探討相關的理論問題。不料此事不久即被發現而釀成大禍:小夥伴們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本人言論被指“觀點極其反動,語言極其惡毒”,按照“文革”中的邏輯,戴上這頂帽子必難逃厄運。

 但此時竟有“奇跡”發生:時任呼市市委書記的劉玉柱恰為我父親30年代在北大的同學,對我父親一直十分欽敬。劉書記得知此案後料有特別關照,因此我本人終獲從輕處理。在1978年我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後不久,呼市公安局派人專程前來北大為我徹底平反。

 雖說由於父親名望的庇佑我僥幸逃過大難,但文革中這一番切膚之痛使我想到很多。文革中家庭和個人遭此一劫,我更深切體會到保障每個人思想言論自由權利何等重要,而沒有健全法治的保護,任何人都不會有真正的安全感。

 文革中大講“三忠於四無限”,內蒙古的報紙上天天宣傳“一切圍繞紅太陽轉”的口號,但正如我父親在《塞上行》所評論的,“我們現在做任何事情,當要問一聲‘究竟為什麽?’”,他說,我們“忠”的對象不是任何個人,而是國家民族的共同利益。

 動蕩與改革

 1988年,改革開放十年後筆者首次返回“第二故鄉”,目睹內蒙古舊貌換新顏。當時全社會改革的理想與激情正臻於頂點。孰料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乃至1991年蘇聯解體,國內形勢隨即急轉直下,政治體制改革戛然而止,經濟改革岌岌可危。幸有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逆轉乾坤,改革車輪得以繼續發力推進。

 1997年,我以《華聲》雜志記者身份再次回訪內蒙古及台灣,寫下《夢之旅》一文,細述內蒙夢幻般的歷史變遷並對比台灣的經濟成長的經驗,預言大陸“正以同樣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規模開始經濟起飛,很有可能創下世紀之交的新的中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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