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大眾幸福學中,幫助人們提升幸福的六個方面的“如何”建議是:如何無須害怕地按自己的意願生活、如何立刻就取得成效、如何去除生活中的煩惱和恐懼、如何在生活的所有領域中都能建立好的關係、如何以平靜的心態生活,以及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

幸福感(happiness)是一個主客觀結合的生存整體狀態評估。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在他的積極心理學中提出一個幸福公式:總幸福指數=先天的遺傳素質+後天的環境+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大眾幸福學的前五方面都可以說是包含在“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中了,有效的心理訓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先天遺傳素質”的不足,是追求幸福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努力去實現的。只有自由關係到幸福的“後天環境”,需要放在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環境中去理解和實現。從社會學和經濟學來說, 這個大的環境是“福祉”(well-being),而從倫理學或哲學來說,就是“好生活”(good life)。

從社會“福祉”和“好生活”的角度來理解幸福與自由的關係,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著名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作為自由的發展》(1999)中有非常精辟的論述。森特別關注的是,幸福到底是指什麽?幸福的真正目的又是什麽?他認為,如果財富能在社會中能得以公正分配,財富和GDP確實是人類福祉的重要因素,因為這能提高人們的購買力。但是,財富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財富能幫助人們得到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但財富本身並不是價值。

森強調的是與人的福祉和好生活有關的“發展”,而不只是財富或經濟能力的“增長”。森認為:發展的目標是擴展人的“能力”(capacities)或者“取得有價值功能的能力”(capacities to achieve valuable functioning),這種能力又稱為“實質性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s)。森在《作為發展的自由》中區分出五種自由:政治權利、經濟便利、社會機會、公開透明、安全保障。這些不同的自由相輔相成,不可缺少。它們既是發展的條件和手段,也是發展的價值和目標。以作為發展的自由來看像“貧困”這樣的不幸福,便可發現,貧困不僅僅是生存物品的匱乏或者收入的低下,而且更是“被剝奪了基本的能力”,是社會非正義的現象和產物。改變貧困,靠得不是增加一點收入(如漲工資或補助),而是改革現有的制度,讓人們在政治活動、經濟交往、社會參與、教育和就業的平等機會等方面都能得到更大的自由,以提升他們追求幸福的能力。

在所有這些自由中,政治權利是首要的,而這又必須在民主制度中才能實現,因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人們才有機會表達他們對所有其他自由的願望和要求。經濟雖然重要,但不是首要的,“政治權利,包括表達意見和討論的自由,對人們要求滿足經濟需求是必不可少的。不僅如此,對於形成經濟需求觀念本身,政治權利也是至關重要的”。森反對以所謂的“亞洲價值”來代替自由,反對將自由簡單化為西方價值,“以自由的觀念去認識社會,並不只是西方的傳統”。以經濟發展為借口阻礙自由的實現,是人為地將政治與經濟割裂開來。森以前蘇聯的失敗為例,強調政治自由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他還比較了印度和中國的不同發展策略,認為印度的民主制度更有利於長期的發展。

以人的自我實現能力來看待發展和幸福,這使得經濟發展有了明確的倫理導向,也使得我們可以在單純經濟發展觀之外去了解個人幸福和社會集體福祉。幸福只是福祉的一個部分,而福祉則又只是好生活的一個部分。森提出改善人類生存狀態的能力擴展理論,既不同於功利主義把幸福等同為主觀的滿足和快樂,也區別於市場主義把福祉簡化為財富或收入的增長。他強調的是提升社會的整體自由,以幫助所有人都能獲得有價值功能的能力,追求他們自己心目中的幸福,“個人的可行能力嚴重依賴於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安排。在制定適當的制度安排時,必須超越個人全面自由的基礎性意義,去考慮不同類型自由的工具性作用”。以提升自由為目標的制度設計不僅要促進經濟的繁榮,而且還要促進民主化,增強社會透明度和社會保障實效。只有全面的制度設計才能同時兼顧多向度的個人自由,自由視角下的發展才成為可能。

以擴展大多數人的自由與能力為導向的發展,它的目標與其說是提升“幸福”,還不如說是改善具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正如哲學教授懷特(Nicholas White)所說,“畢竟,幸福的概念在一些方面相當粗糙,也太籠統;而社會科學研究者們經常對精細的研究結果更感興趣。他們經常想知道是那些特定的心靈狀態引導人們有哪些具體行動。例如,為某個特定的候選人投票,購買某種產品,接受某種社會態度等等。為此目的,泛泛而論幸福並不是很有用處”。

森是一位印度裔的經濟學家,他的發展觀所表述的自由與幸福的關係,是一種世界範圍內的經濟發展倫理,它與美國人的價值觀吻合,所以在美國也就特別受到重視。但是,森的世界影響並不至於此。以發展“能力”和“自由”來形成政策框架的趨向,也反映在《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裏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中。在對今天世界上人類生存處境進行評估和量化測定時,具有政策指導作用的不是籠統的“幸福”,而是從“福祉”中挑選出來的一些方面或部分。這些挑選的部分,如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社會機會不公正、環境惡化、缺乏民主和自由,由於它們與特定的發展目標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因此是有充分理由,也是特別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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