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教你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上)

據說熊彼德(J.A. Schumpeter)曾在課堂上批評牛頓,指責這個如假包換的物理學天才只顧閉門思想,沒有將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開而留諸後世!這批評有點道理。但牛頓在物理學上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其後就再沒有甚麽重大發現——雖是曇花一現,但這"一現"卻是非同小可。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可惜他天賦之高,遠超世俗,要學也學不到。

有些朋友以為愛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資料而將相對論想了出來,他們也可照樣推理。但愛因斯坦所能辦到的,跟他們有甚麽相幹?不自量力,以此為最!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種思想障礙。我不僅不敢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相比,就是半個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倒可以寫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學回來的。一個平凡的人能學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學。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專利權,與我們無關。

在大學念書時,我從不缺課的習慣就是為了要學老師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試都考過了,我就轉作旁聽生。有一次,赫舒拉發(J.Hirshleifer)在課後來問我:"你旁聽了我六個學期,難道我所知的經濟學你還未學全嗎?"我回答說:"你的經濟學我早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與經濟學無關——我要學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這個偷"思"的習慣實行了很多年,屢遇明師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運的事。這些師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準天才的著實不少。我細心觀察他們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個非天才也可用得著的來學習,久而久之就變得甚為實用。但因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綜合了各人的方法,作為己用。雖然這些人大都是經濟學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歸,強分門戶就是自取平凡。茲將我綜合了普通人也可作為實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誰是誰非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個人同作分析或辯論時,他常強調某一個觀點或發現是他的,或將"自己"放在問題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決不應被成見左右的。要"出風頭"或者"領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過程上,"自己"的觀點不可有特別的位置。"領功"是有了答案之後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對不同的觀點作客觀的衡量。

有些人認為佛利民好勝、強詞奪理地去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沒有認錯。在我所認識的高手中,沒有一個推理時將"自己"加上絲毫重量的。事後"領功"是另一回事。

同樣地,在學術上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只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也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不可以盡信。當然,高手的推論較為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手之見作較詳盡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可以為既是高手之見,就是對的。高手與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後者膚淺而狹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爾及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就將他們的佃農理論一視同仁,沒有將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將他們的理論推翻的。

 

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過半。在"讀書的方法"一文內,我述說了求學時的發問主旨。以發問作為思考的指引,有幾點是要補充的。

第一、問題要一針見血

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戲。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一下你的問題。"(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達你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我們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試將一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發問,務求達重點的所在。舉一個例子。當佛利民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沈悶?"佛利民答:"你是要問,是否時間越多,時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越少?"這一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

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甚麽是貨幣?為甚麽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為熱門的爭論時,艾智仁問:"甚麽是功用?甚麽是量度?我們用甚麽準則來決定一樣東西是被量度了的?"這是小孩子的發問方式。後來艾智仁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為衡量的準則,而功用就只不過長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個人都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我自己的佃農理論,就是由幾個淺問題問出來的。傳統上的理論,都以為既然土地種植的收成是要將一部份分給地主,那麽地主以分賬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稅一樣,會使農民減少勞力,從而使生產下降。我問:"既然生產下降,租值就應減少了,為甚麽地主不選用其他非分賬式的收租辦法?"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麽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麽辦?"

第三、要斷定問題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問題的重要與否是慣例,赫舒拉發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一切考慮之前。學生問他一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於是就想也不再想。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呢,他就從座上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大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甚麽?"若所知的與其他的知識沒有甚麽關連,或所知的改變不了眾所周知的學問,那問題就無足輕重。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甚麽是蠢問題呢?若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問題了。舉一個例。經濟學是基於一個"個人爭取利益"的假設;這就暗示著個人生產是會盡可能減低生產費用。有一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的生產費用是否會過高了?但基於這作者自己的假設下,"過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

 

三、不要將預感抹殺了

 

邏輯是推理的規格;但若步步以邏輯為先,非邏輯不行,思考就會受到壓制。不依邏輯的推理當然是矛盾叢生,不知所謂;但非經邏輯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預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麽也想不到。邏輯學——尤其是數學邏輯——是一門湛深的學問,但若以邏輯先入為主,就會弄巧反拙。

在念書時我拜讀過愛因斯坦與邏輯學高手樸柏(K.Popper)辯論的書信。他們爭論的是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這辯論中,我以為樸柏是勝了一籌;但在科學上的貢獻,他卻是藉藉無名的。

邏輯是可以幫助推理的正確性,卻不是思想(Idea)或見解的根源。科學方法論是用以證實理論的存在,但它本身對解釋現象毫無用處。那些堅持非以正確方法推斷出來的思想是犯了規,不能被科學接受的觀點,只不過是某些難有大貢獻的人的自我安慰。這種人我遇過了不少。他們都胸有實學,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純以預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邏輯證實,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論或見解是合乎邏輯及方法論的規格,是怎樣想出來的無關重要。那些主張"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或"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的紛爭,不宜盡聽。蘋果掉到牛頓的頭上(或牛頓午夜做夢),萬有引力的理論就悟了出來。又有誰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確。

有一些獨具卓見的學者,其邏輯推理的能力實在是平平無奇;他們的重要科學貢獻是經後人修改而成的。英國早期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學生!近代獲諾貝爾獎的海耶克及舒爾茲(T. Schultz),推理也沒有過人之處。這可見思想見解(Idea)是首要,邏輯次之。得到了一個稍有創見的預感,就不要因為未有邏輯的支持而放棄。在我所認識的學者中,善用預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無論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較特出的意見,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對了"或"好像是不對的"。先有了一個假定的答案,然後再慢慢地將預感從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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