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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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陳平原·「為己之學」與AI契合~~陳平原教授在其文章《AI時代的教育理念與方法》中所言的「為己之學」,可視為一種讀書/學習的自我取向:他指出,面對人工智慧 (AI) 的高速發展,許多競爭是普通人難以取勝,於是「為己之讀」「為己之學」——把讀書當作一種「生活方式」「修身養性」的過程。(People's Forum)
這與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自我實踐/自我技術」(practices of the self 或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有不少有趣的共鳴,也存在一些差異。我在下面分點說明:
一、共鳴之處
學習/實踐不是純為外在功利,而是為了「自身」的轉化
陳平原強調,「為己之學」中的「為己」意在「注重讀書的自我修養與提升」;他說:「普通人根本競爭不過 AI … 選擇為自己而讀書,也挺好的。」
福柯在其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中也指出:個體透過各種「技術/實踐」(如書寫、自我檢視、節制、鍛鍊)來構成自己為一個主體(subject)——不是僅僅被他人所規訓,而是自己對自己進行管治、關懷、轉化。(Michel Foucault, Info.)
在這裏,兩者都看見學習/修養/實踐的內在面:不只是為了外在資格、為了應付制度,而是為了「自己」的存有、自我的成長。
2.把學習或修養視為一種生活方式或持續的態度
陳平原談到,「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傳承文化與修身養性,很可能成為教育的主要功能。」
福柯則在其晚年倫理學著作(如關於古代希臘羅馬的「照顧自身」[epimelēia heautou])中,指出自我實踐並非短暫的課程,而是一生之功:譬如古希臘哲學家們把「關照自己」當作整體生命的修養。(Tod Hartman)
因此,兩者都強調「學習/修養—不是一次性的技能獲得,而是一種持續的、反思的生活態度」。
3.從外在功能導向回歸內在主體穩定/覺察
陳平原指出:在 AI 時代,許多外在競爭變得難以應付,因此文科教育不應僅追「功能」「就業」導向,而更該回歸「文化傳承」「修身養性」「為己之學」的內在價值。
福柯同樣質疑現代主體的完全工具化(被功利、監控、制度化所支配),他提示我們透過「自我實踐」來開啟另一種可能:個體如何在權力/知識的體系中,主動「成為自己」。例如:「我們作為主體,不是只被構成,而是透過某些實踐構成自己」的觀點。(Taylor & Francis)
這是一種對教育、學習目的的反思:學習不只是為了「升職/成績」而埋頭,而是為了「自己成為怎麼樣的人」。
二、差異或需補充之處
1.背景與重點不同
陳平原採取的是教育論/人文教育論的視野,強調在 AI 衝擊下教育功能如何轉向「為己」。他更傾向於文化傳承、修身、讀書幸福感。
福柯則主要從倫理學、主體化、權力/知識關係的分析中提出「自我實踐」。他的關注包括:人在權力體系(如監控、紀律、政府性)中如何被構成,也如何可能透過實踐成為不同的主體。
因此,雖然有思路重疊,但陳平原較側重「教育/讀書/修養」的價值重構,而福柯則為更廣泛的倫理-主體化問題。
2.是否反制度/權力的視角
在福柯的「自我實踐」裡,實踐並非完全超脫制度,而是既在制度之中,也可能對制度產生「反作用」或「重塑」的可能。他強調我們如何在被構成的主體性中,有「能動性」。(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sessment)
陳平原雖然有對教育制度化、內卷(如績點制度)提出批評。但「為己之學」強調的是個體對學習的擇取、對自身修養的關懷,較少像福柯那樣展延為「對制度/權力結構」更深刻的反省。
所以,若從福柯的角度看,還可以進一步問:個體的「為己之學」在教育制度、功利主義、AI技術主導的社會環境中,是否也含有對主體化、被控制、自我監控的回應?這部分陳平原文章中雖有提及,但並不是他主要理論框架。
3.終極目的與倫理面向
陳平原的「為己之學」更多強調讀書為一種修養、為了「身心安頓」、「思考人生」的價值。
福柯的「自我實踐」除了自我修養、真實成為自己之外,還深刻涉及倫理(如何成為一個好主體)、政治(主體如何與他人/共同體連結)、在真理與權力結構中的反思。(Genealogy Critique)
換言之,Foucault 的視野更為寬廣,從個體修養延伸至社會、政治、權力的交織。陳平原則更聚焦於校園教育、人文學科面對 AI 衝擊的應變與內在價值。
三、深化思考:如何以二者對話
基於上述共鳴與差異,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更深地把「為己之學」與「自我實踐」對話起來:
個體在 AI 時代、教育內卷、高科技主導的環境中,「為己之學」可看作一種實踐——選擇不只是為了外在評價、成績、競爭,而是為了自我之「自由」、「修養」、「思考」。這與福柯所說主體不只是被制度構成,而可透過實踐成為另一樣的人,有一定通路。
然而,如果只是強調「為己」而忽略教育/社會制度、科技形態、權力關係的拉扯,那麼「為己之學」可能被侷限為個體逃避或自我慰藉。福柯提醒我們:自我實踐並非在真空中,而是在具體制度、權力、知識體系中進行。
在實踐上,我們可思考:什麼樣的「為己之學」方式是能夠既保有內在修養,又能對抗(或至少覺察)制度性/科技主導的被動化?例如:讀書不只是為考試,而是讓自己養成「自我提問」「自我反省」「與他者對話」的習慣。這與福柯提出的「真誠說話」(parrhesia)也有關聯——即誠實面對自己、面對社會的話語實踐。(Genealogy Critique)
教育者可以把「為己之學」設計為課程/學習體驗的一部分,鼓勵學生:為何學、為誰學、如何學;同時,也要引導學生思考:我學習的環境、評價制度、科技工具對我有什麼影響?這樣的反思就是將福柯的自我實踐理論具象化。
延續閱讀
福柯·自我實踐/自我技術
福柯·生存美學
陳平原·為己之學
儒家「為己之學」的三層意蘊
趙娟:儒家「為己之學」的三層意蘊
《論語·憲問》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對此,朱熹引用程子的解釋說:「為己,欲得之於己也; 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延續閱讀:陳平原 福柯
古代的讀書人,希望自己學有所得,因此不斷提升自我修養; 今天的讀書人,希望自己見知於人,因此努力尋求外在認可。
程子又說:「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古之學者為己,不斷完善道德品格,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功名富貴也自然而來,這就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今之學者為人,刻意追求社會認可,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執著於外在之物,以至於迷失了自己,「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那麼,究竟什麼是「為己之學」? 在筆者看來,儒家「為己之學」主要包括以下三層意蘊。
「為己之學」首先意味著向內探索。在中國古代,真正的「學者」是指那些有志於探索真理、體悟大道的讀書人,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志於道」之人。他們並不僅僅滿足於「工文藝、煉才識、謀身世」,為自己「求得此生之安」,而是要「勤修道德,鍛煉性情,尋究天人,以殷殷焉求得乎所性之理」。
可以說,凡夫俗子往往沉迷於謀劃「一世之計」,而君子和聖賢不懈追求的乃是「萬世之計」。正因如此,「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擔憂的是自己尚未了悟大道,外在世界的成敗得失、窮通壽夭,都不足以讓他內心泛起漣漪。一旦明心見性、了悟大道,則死而無憾。
故而孔子曾感慨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向內探索的主要途徑是反求諸己。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也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都是強調向內探求。在儒家看來,「為己」的途徑主要是「求諸己」,「為人」的途徑只能是「求諸人」。換言之,「為己之學」求諸己,那麼就獲得了精神的自由,「為人之學」求諸人,則必然會受到外在的束縛。所謂「為己之學」,就是「求其放心」。孟
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在他看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不僅「人皆有之」,同時也是「我固有之」,是每一個人本來就有的,只是後來逐漸放逸、迷失了。讀書問道的最終目的,就是把那個迷失的本心本性找回來,這才是真正的學問。陸世忱在《就正錄》中說:「吾人此身在天地間,原至微末。若小體是從,營營一生,何異犬馬。
若非有此著學問,豈不辜負一生。」也就是說,向外求取,從其小體,汲汲於名利,就是小人;向內探索,從其大體,致力於求道,就是大人。
「為己之學」還意味著仁者自愛。儒家主張「仁者愛人」,認為仁德的根本就是「愛人」二字,它是一種品質、一種能力,而「愛人」的前提乃是「自愛」,也就是關愛自己、提升自我。
1973年甘肅省金塔縣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漢簡《論語》中有這樣的語句:「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知之至也。」可見,孔子不僅將「自愛」視為仁的內涵,而且認為它是「仁之至」,亦即最高的仁。
《荀子·子道》中也記載了顏淵「知者自知,仁者自愛」之語,強調仁者要以「自愛」為起點。這充分表明,「愛人」首先要「愛己」。一個不懂得愛自己的人,怎麼可能愛其他人?
在《傳習錄》當中,王陽明強調,「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在他看來,「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一個人要懂得以「深愛」作為自己人生的根基。如此,人生之樹才能夠茁壯成長。
「愛己」也意味著與自己和諧相處。當一個人有能力與自己和諧相處,才能自然而然跟他人融洽共處,因為我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乃是自己內心的投射。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我們內在的投射,就像鏡子一樣反映我們的內在。
若一個人有能力獨處而始終保持 「慎獨」,那麼就不會依賴和受制於各種外在的境況,從而安住於此時此地,面對各種人生處境而「不改其樂」。
「為己之學」還意味著修己安人。一個人讀書為學、探索真理,首先要有益於自身,才有可能使他人受益。試想,如果自己都不曾受益,怎麼可能幫助其他人呢?所以,首先要提升自己,然後自然而然地影響和幫助身邊的人。關於「為己」與「為他」的關系,《論語·憲問》記載子路問孔子何為君子,孔子答道:「修己以敬。」子路問:「如斯而已乎?」孔子接著說:「修己以安人。」子路進一步追問:「如斯而已乎?」孔子答道:「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就是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安人就是幫助自己身邊的人。在孔子看來,修己方能安人,修己就是安人。換言之,自利方能利他,自利就是利他。一個人通過學習和踐行古聖先賢的教誨,解決自己的無知和煩惱,本身就是對這個世界最大的幫助。
如同一株鮮花,它自然而然地盛開,凡是靠近它的人都能夠感覺到它的美麗和芬芳。真正的儒者戴仁而行、抱義而處,他的君子風范和人格魅力會自然而然地感染到身邊的人。現代社會盲目強調努力,盲目追求成功,而忽略了心靈的滋養、智慧的提升。
問題在於,一個人如果缺乏智慧,他越是積極有為,給他人和社會帶來的往往是更多的麻煩與困擾。所以,儒家的「為己之學」就是強調要通過自利來利他,修己以安人。
總而言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是兩種不同的學習動機。在儒家看來,「為己之學」就是「君子務本」,最終立己而立人;「為人之學」就是「捨本逐末」,最終鮮有不敗者。時至今日,「為己之學」逐漸失落,「為人之學」盛行於世,讀書為學常常淪為求取名利的一塊敲門磚。在當今社會,一些人表面上學識淵博甚至著述甚豐,但是實際上精神空虛、內心迷茫,他們的所有努力,不過是追求外在世界的認可。故而,重溫儒家的「為己之學」,對於現代讀書人而言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系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趙娟;關鍵詞:儒家、「為己之學」、三層意蘊;原見:時間:2024/6/17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
愛墾·少數文學:永恆回歸的權力~~德勒茲拒絕以再現的方式看待語言。並不先存在一個惰性的和無意義的世界,然後它才通過符號被秩序化和再現。所有的生命都是「符號的」,是一個創造差異的過程,而這些差異反過來需要被「解讀」和回應。語言是生命和差異之流的一個模式。在文學之中,我們不是將語言看作世界的圖像,而是看作產生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差異之線。在少數文學之中,我們將語言看作能動的構型,看作對風格的創造和言說者的可能性。
自由間接風格與預設再現世界的主體的命題所不同,間接話語從一開始就是集體性的或「部落的」。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日常語言的表達方式都「來自別處「或者就是間接的。即便是簡單的打招呼話語:「喂」——「你怎樣?」;「很好,你呢?」也不是某種由說話者所授權的東西。德勒茲認為,大多數語言都將「據說」和「我」說這種間接形式作為一種言說的特定方式的效應。正是在自由間接風格之中,文學將語言展示為「集體性的裝配」。
[參考《Gilles Deleuze——Essential Guides for Literary Studies》by Claire Colebrook,2001,作者: Claire Colebrook,Routledge,isbn: 0415246342]
愛墾APP:創造衝動~~「創造衝動」是一個極具哲學深度與表達力的詞語。它本身是從英文中如 creative impulse、urge to create、或 creative desire 等翻譯過來,語義明確,但若想在中文語境中找出更符合中華文化語感,又能與「創造衝動」所表達的深層動力相通的說法,以下幾種替代或延伸表達值得考慮:
文化連結: 奠基於道家或儒家的「化」觀,如天地化生萬物,人亦可參與天地之「化」。
語感: 帶哲學意味,隱含對生命流動與創造的深刻參與。
例句: 人心有創化之心,故能立德、立言、立功。
文化連結: 「生發」是中華語境中對創造性的一種自然表達,含生命力與流動性。
語感: 儒道皆可用,語感溫潤而富含動力。
例句: 藝術之生,多出於心中生發之志。
文化連結: 「本心」來自儒學,尤在孟子與心學中強調「良知」、「本體」;可結合現代「創意」概念。
語感: 現代與傳統融合,較適合哲學或文化討論文本。
例句: 人之創意本心,與天地之生機相通。
文化連結: 較偏向莊子與古典對天地萬物「造」的觀照;亦可現代化地對應藝術創作或技術創新。
語感: 較具古典氣息,稍重,但富有張力。
例句: 此書乃其造物衝動所凝結之果。
文化連結: 「創發」含有啟動、激發之意,較現代化,亦符合儒家「發於中,形於外」之觀。
語感: 溫和但動感十足,適合現代寫作或翻譯。
例句: 創發之力,潛伏於人心深處,遇機則起。
| 詞語 | 語感 | 文化背景 | 使用建議 |
|---|---|---|---|
| 創造衝動 | 現代直接、有力 | 翻譯語感明顯 | 適合學術或心理語境 |
| 生發之志 | 溫潤、含蓄 | 儒道相通 | 適合文化論述 |
| 造物衝動 | 古典張力 | 莊子哲學 | 適合詩性或文學場景 |
| 創意本心 | 現代融合 | 心學 + 現代創意 | 適合當代思辨 |
| 創發之力 | 中性動態 | 現代儒道皆可 | 適合文化與設計語境 |
如果墾友是在翻譯或創作中文哲學、文化或文學類文本,「生發之志」或「造物衝動」都可能比「創造衝動」更具文化深度;若文本偏現代,則「創意本心」與「創發之力」是兼具現代感與哲思的表達。
托卡爾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時間》
人年輕的時候,忙於煥發自己的青春,忙於自身的發展,銳不可當地向前,不斷地擴大生活的邊界:從小小的兒童床到房間的四壁,到整幢房子、公園、城市、國家、世界。然後,進入成年,進入夢想時期,幻想某種更偉大、更崇高、更美妙的東西。四十歲左右出現轉折。青春在自己的緊張努力和狂潮行為中自我折磨。某天夜裡,或者某個清晨,人越過了邊界,達到自己的巔峰並且向下邁出了第一步,走向了死亡。那時問題便會出現:是面對黑暗泰然自若地朝前走,還是回頭走向過往,保持一副矯飾的外觀,裝作自己面臨的不是黑暗,只是有人關掉了房間裡的燈。(摘自[波蘭]托卡爾丘克《太古和其他時間》第36頁)
人們以為他們比動物,比植物,而尤其是比物品活得更艱難。動物覺得比植物和物品活得更艱難。植物臆想自己比物品活得更艱難。而物品總是堅持著保持在一種狀態。這堅持是比任何別的生存方式都更艱難的生存方式。(引自第45頁)
托卡爾丘克諾貝爾文學獎演說:温柔的叙述者
2019年10月10日,瑞典文學院宣布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1962)獲得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稱托卡爾丘克「有著百科全書般的敘述想像力,把橫跨界限作為生命的一種形式」。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出生於1962年1月29日,波蘭女作家、詩人、心理學家。1985年,畢業於華沙大學心理學系。1993年,出版首部小說《書中人物旅行記》,1996年,出版長篇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1997年起專事創作,同年獲尼刻獎。1998年,出版長篇小說《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並憑借該小說獲1999年與2002年尼刻獎。2014年,憑借小說《雅各書》再獲尼刻獎。2018年,憑借小說《雲游》獲布克獎。2019年10月10日,獲得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
[愛墾註]因深陷性侵丑聞而面臨建院以來最嚴重危機的瑞典文學院,暫停頒發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改在明年10月與2019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一同頒發。這是自1949年以來,諾貝爾文學獎首次不在當年揭曉。瑞典文學院自1901年起負責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工作。2017年11月,18名女性指控該院院士、瑞典詩人佛洛斯登松的丈夫讓-克洛德·阿爾諾,涉嫌在1996年至2017年間,對學院多名成員的妻女、女性成員實施性騷擾、猥褻和強奸。丑聞曝光後,瑞典文學院的聲譽一落千丈,多名院士憤而請辭,只剩下10位能參與日常工作的院士。而按照瑞典文學院規定,要增加新成員,必須經過至少12名院士投票。
托卡爾丘克在2019年3月接受中國新京報專訪時提到「自然」,那在她看來是一種更高形式的「自我」,是敘事想像力的一種來源。
於人而言,「我」的生長,在表達上最直觀地體現為「第一人稱」的出現。在本月7日的獲獎演說「溫柔的敘述者」里,托卡爾丘克也講到「第一人稱」,一方面這種個性化的觀點「來自自我的聲音,是最自然的、最人性的、最誠實的」,雖然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放棄了更廣闊的視野」。
以下正文即為此次演說全文。
01
我有意識經驗的第一張照片是我母親生我之前拍的。可惜照片是黑白的,也就是說好多細節都失去了,只留下灰的形狀。光線柔和、濕潤,像春天時節,顯然是從窗戶滲進來的那種光線,剛好能照亮屋子。我媽媽坐在老收音機旁,收音機帶綠眼睛和兩個調鈕——一個調節音量,另一個調台。這個收音機往後會是我童年難得的伙伴;從它那里我知道了宇宙的存在。旋轉烏木旋鈕調節天線脆弱的觸角,在其所及的范圍里有各種不同的電台——華沙、倫敦、盧森堡、巴黎。有時候,聲音會變弱,好像在布拉格和紐約,或莫斯科和馬德里之間,天線的觸角掉在了黑洞里。一旦聲音變弱,顫抖就會順著我的脊柱往下。我深信不同的太陽系和星系通過天線在跟我說話,噼啪噼啪地給我發送重要信息,而我無法解碼。
當我是個小女孩時,我會看向那張照片,我確定地感到媽媽轉動收音機的旋鈕時,曾尋找過我。像敏銳的雷達那樣,她刺透宇宙無盡的領域,試圖找出我什麼時候、從哪里到達。她的髮型和著裝(船領)顯示出照片拍攝的時間,是六十年代初。注視著畫面外的某個地方,背帶點拱著的她看到了一些東西,後來看照片的人感覺不到。作為孩子,我想像那是她在朝著時間注視。其實照片里沒發生什麼——照片拍的是一個場景,而非一個過程。里面的女性有點悲傷,好像陷入了沉思——好像有點迷失。
後來當我向她問起那悲傷——我在無數場合問起過,總是得到同一個反應——我母親會說,她悲傷是因為我還沒出生,可是她已經想我了。
「你怎麼會想我,在我還沒生下來的時候?」我會問。
我知道你想念的是你失去的某個人,那種渴望是失落感。
「不過換種方式也行得通,」她回答。「想念一個人意味著他們在那里。」
六十年代末,在波蘭西部農村的某個地方,我母親和我,也就是她的小孩,進行了一次短暫的交流,這種交流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給了我一生的力量。因為它使我的存在超越了一般的物質世界,超越了偶然,超越了因果和概率法則。她把我放在時間之外,放在永恆的甜蜜附近。在我孩子的腦海里,我明白了我有比我以前想像的更多的東西。即使我說「我迷路了」,我還是會從「我是」開始——這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奇怪的一組詞。
因此,一位從不信教的年輕女子——我的母親——給了我一個曾經被稱為靈魂的東西,從而為我提供了世界上最偉大、最溫柔的敘述者。
02
世界是我們每天在信息、討論、電影、書籍、流言蜚語和小軼事的織布機上編織的織物。今天,這些織布機的范圍是巨大的——感謝互聯網,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這個過程,或承責任或不,或帶著愛意或滿懷恨感,或好或壞。當故事改變了,世界也就改變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是由文字構成的。
因此,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敘述這個世界,因此就有巨大的意義。一件事發生了,如故沒人講述那這件事就停止存在並消亡。這不僅是歷史學家都知道的事實,而且(也許是最重要的)是每一個政客和暴君都知道。誰能講故事編故事,誰就有掌控權。
今天,我們的問題在於——似乎在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不僅沒有凖備好講述未來,甚至講述具體的當下、講述當今世界的超高速轉變也沒凖備好。我們缺乏語言、缺乏視角、缺乏隱喻、缺乏神話和新的寓言。然而,我們確實經常看到有人試圖利用陳舊過時的敘述,這些敘述無法將未來融入對未來的想像,毫無疑問這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即舊的某個什麼總比新的什麼也沒有強,要不就試圖以這種方式來應對我們自身視野的局限。總之,我們缺乏講述世界故事的新方法。
我們生活在眾聲喧譁的第一人稱敘述的現實中,我們從四面八方聽到多音雜音。我說到第一人稱,指的是那種狹隘地圍繞著講述者自我的故事,講述者或多或少直接地寫她自己,或通過她自己而寫。我們已經確定,這種個性化的觀點,這種來自自我的聲音,是最自然的、最人性的、最誠實的,即使它放棄了更廣闊的視野。照此理解,以第一人稱敘述是編織一個絕對獨特的模式,是唯一的;它有一種作為個體的自主,意識到你自己和你的命運。然而,這也意味著在自我和世界之間建立一種對立,這種對立有時會讓人感到疏離。
我認為第一人稱敘事是當代光譜上的一大特色,個體在其中扮演著世界主觀中心的角色。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我發現的基礎上的,而自我發現正是我們衡量現實最重要的標准之一。在這里,人是主角,他的判斷——盡管是眾多判斷之一——總是被認真對待。以第一人稱編織的故事似乎是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發現之一;人們懷著崇敬的心情,滿懷信心地讀著。這類故事,當我們通過某個不同於其他的自我的視角看世界時,與敘述者建立了一種特殊的聯系,敘述者要求他的聽眾把自己放在他獨特的位置上。
第一人稱敘事對文學,普遍來說對人類文明所做貢獻怎麼高估也不為過——它完全改寫了世界的故事,所以,世界不再是英雄和神明(他們對我們沒有影響)行動的地方,而是為我們這樣的人(帶著各自的歷史)凖備的。我們很容易認同和我們一樣的人,這就在故事的敘述者和讀者或聽眾之間產生了一種基於同理心的情感理解。而這,就其本質而言,匯集並消除了邊界;在一部小說中,敘述者的自我和讀者的自我之間的界限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引人入勝的小說」實際上依賴於模糊邊界——讀者通過移情作用,暫時成為敘述者。因此,文學變成了一個交流經驗的場所,一個人人都能講述自己命運或表達自己的地方。
因此,這是一個民主的空間——任何人都可以暢所欲言,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發出聲音。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成為作家和講故事的人。我們只要看看統計數據就知道這是真的。
每次我去書展,我都能看到當今世界上出版的書有多少與作者本人有關。表達本能或許和其他保護我們生命的本能——它在藝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一樣強烈。我們想要被關注,我們想要與眾不同。「我要告訴你我的故事」,或「我要告訴你我的家庭故事」,甚至簡單地說,「我要告訴你我去過哪里」,構成了當今最流行的文學體裁。這是一個大范圍的現象,也因為現在我們普遍能夠獲得寫作,許多人獲得了用文字和故事表達自己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以前只有少數人擁有。
然而矛盾的是,這種情況類似於由獨唱者組成的唱詩班,每個聲音都在爭搶注意力,都走著相似的路線,淹沒了彼此。我們知道關於他們的一切,我們能夠認同他們,體驗他們的生活,就好像他們是我們自己的一樣。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讀者的體驗往往是不完整和令人失望的,因為事實證明,表達作者的「自我」很難保證具有普遍性。我們所缺失的——似乎是——故事的維度,也就是寓言。因為寓言的主人公是他自己,一個生活在特定歷史和地理條件下的人,但同時他也遠遠超出了這些具體的細節,成為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通人」。當一個讀者讀到一個人寫在小說里的故事時,他可以認同這個人物的命運,並把人物的處境當作自己的處境來考慮,而在一個寓言故事里,他必須完全放棄他的獨特性,成為一個「普通人」。在這個要求很高的心理操作中,寓言概括了我們的經驗,為迥然不同的命運找到了一個共同點。我們很大程度上在觀點中失掉了寓言,證明我們目前的無助。
也許為了不被紛繁複雜的頭銜和姓名所淹沒,我們開始把文學這個龐然大物劃分成不同的類別,我們把它當作各種不同類型的運動,把作家當作經過特殊訓練的運動員。
文學市場的普遍商業化導致了文學作品的分門別類——現在有這種或那種文學的集市和節日,各不相關,這就形成了一群渴望閱讀犯罪小說、幻想小說或科幻小說的讀者。這種情況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要做的僅僅是幫助書商和圖書館員擺放書架上數量巨大的出版物,給讀者在浩瀚的作品提供指引,不僅現有的作品被歸入抽象類別中,而且好多作家也據此開始寫作。越來越多地,體裁作品就像蛋糕模子,生產極度相似的產品,它們的可預見性被視為一種美德,它們的平庸被視為一種成就。讀者知道會發生什麼,並確切地得到了他想要的。
我一直本能地反對這樣的命令,因為這會限制作者的自由,會使我不願實驗或越界,一般來說這實際是創造的本質。而且他們完全將創作過程中的特立獨行全部排除在外,沒有這些怪癖,藝術便迷失了。一本好書並不需要捍衛其類屬關係。把文學劃分為不同類型是文學整體商業化的結果,也是把文學作為產品來銷售的結果(還用上了銷售、推廣、目標等全套哲學),這種分類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類似產物。
今天我們心滿意足地見證了一種世界性故事的新敘述方式的誕生,這種敘述方式正是由銀幕上的系列片提供的,其中的隱藏任務便是引導我們進入一種忘我之境。當然,這種講故事的方式早已存在於神話和荷馬史詩中,毫無疑問,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或奧德修斯是這系列故事中的第一批英雄。但在此之前,這種模式從未覆蓋如此大的空間,也未對集體想像產生過如此強大的影響。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是這一系列故事不容質疑的財產。它們對於講述世界故事的模式(以及對我們了解這些故事的方式)是革命性的。
在今日版本中,系列故事不僅擴大了我們對時間領域敘事的參與,產生了多樣化的節奏、分支和角度,而且還引入了自己的新秩序。因為在很多情況下,系列故事的任務是盡可能長時間地吸引觀眾的注意力——系列故事增加了敘事線索,並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交織在一起,以至於陷入迷局的時候,它甚至回到了古老的敘事技巧上,這種技巧曾在經典歌劇中被妥協采用,也就是所謂的「天降神兵」(Deus ex machina )。新劇集的創作往往需要對人物的心理狀態進行特別的全面修改,以便他們能更好地適應劇情中的事件發展。一個剛開始溫和而保守的角色最後變得充滿暴力和仇恨,配角搖身一變為主角;而我們原本漸生好感的主角,失去了意義或者實際上完全消失了,真是讓人萬分沮喪。
新一季的可能實施將開放式結局變得尤為必要,在這種開放結局中,所謂神秘的情感淨化(catharsis)毫無發生或充分回應的可能——情感淨化,以前是內部心理轉變的經驗,參與到故事行動中的充實感與滿足感。這種情感實現,而不是結論——情感宣洩的持續性延遲——使觀眾產生依賴,催眠了她。成名於一千零一夜的契約中斷型故事在很久以前就被發明了,如今在系列故事中大大膽回歸,改變了我們的主觀性,施以奇異的心理影響,它將我們從自己的生活中撕裂出來,像興奮劑一樣催眠著我們。同時,這種系列故事將自己投入到新的、曠日持久且無序的世界節奏中,投入到它混亂的交流、不穩定性和流動性中。這種講故事的方式或許是當今最具創造性的尋找新公式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系列故事中包含著關於未來敘事的嚴肅探討,包含著重新編排故事以其適應我們新現實的努力。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了太多矛盾、事實相互排斥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咬牙切齒地爭鋒相對。
我們的祖先相信,獲得知識不僅會給人們帶來幸福、福祉、健康和財富,而且還會創造一個平等和公正的社會。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界缺少的是來自知識的普遍智慧。
約翰·阿摩司·康米紐斯(John Amos Comenius)是十七世紀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創造了「pansophism」一詞,以之表示可能達到的全知理念和普遍知識,這種知識包含了所有可能獲得的認識。最重要的是,這也是一種所有人都能獲得知識的夢想。如果不是接觸到關於世界的事實,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怎麼會轉變成一個對世界和自身具有反思的個體呢?唾手可得的知識是否意味著人們將會變得明智,將會沉著而智慧地指導他們自己的生活呢?當互聯網剛出現時,這樣的理念似乎將最終被完全實現。也許,像許多志同道合的思想家們一樣,我贊賞和支持的維基百科,對康米紐斯來說亦是人類夢想的實現——如今,我們能夠創造和接收大量事實,它們民主地到達地球上的幾乎每個地方,並不斷被補充和更新。
夢想成真往往令人失望。事實證明,我們沒有能力承受如此巨大的信息,這種信息不是團結,歸納和釋放,而是分化,分裂,被包圍在單個小氣泡中,創造出許多彼此不相容甚至公開敵對,互相對立的故事。
此外,互聯網徹底且毫無反思性地服從於市場流程,並為壟斷者們所掌握。互聯網控制著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並不是為了擴大信息訪問范圍而被用於廣泛求知,相反,它主要是用來對用戶的行為進行編程,正如我們在「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之後所認識到的。我們沒有聽到世界和諧的聲音,而是聽到了刺耳的聲音,這是一種難以忍受的靜電,我們在絕望中嘗試著捕捉一些安靜的旋律,甚至是最微弱的節奏。這句著名的莎士比亞名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符合於現在這刺耳的現實:互聯網越來越像痴人說夢,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不幸的是,政治學家的研究也與約翰·阿摩司·康米紐斯的直覺相矛盾,他的直覺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即關於世界的信息越普及,則政治家越能發揮理性並做出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但是,事情似乎根本不是那麼簡單。信息可能是壓倒性的,其複雜性和模糊性導致了各種各樣的防御機制——從拒絕到壓制,甚至逃脫到簡單化的,意識形態的和黨派思維的簡單原則中。
其中,虛假消息引出了關於虛構是什麼的新問題。反覆被欺騙,誤傳或誤導的讀者已開始慢慢獲得特定的神經質特質。對虛構感到疲憊的反應可能是非虛構的巨大成功,在這種巨大的信息混亂中,我們的頭頂充滿了尖叫:「我會告訴你真相,只有真相」,以及「我的故事基於真實事件!」
自從撒謊已經成為一種危險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來,虛構就失去了讀者的信任,即使它仍然是一種原始工具。我經常被問到這個難以置信的問題:「你寫的這句話是真的嗎?」而每當此時,我都感到這個問題預示著文學的終結。
從讀者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是無害的,但在作者的耳中,它聽起來卻是世界末日。我該怎麼說?我該如何解釋漢斯·卡斯托普,安娜·卡列尼娜或小熊維尼的本體論地位?
我認為讀者的這種好奇心是文明的退化。它損害了我們的多維能力(具體的,歷史的,也是像徵的,神話的),我們以之參與到那稱為生活的一系列事件中。生命是由事件創造的,但是只有當我們能夠解釋它們,嘗試理解它們並給它們增添意義,才意味著它們已轉化為經驗。事件是事實,但經驗卻有著千絲萬縷的區別。是經驗,而非事件,構成了我們的生活素材。經驗是已經被解釋並存在於記憶中的事實。它也指我們腦海中的某種基礎,指含義的深層結構,在此之上,我們可以展開自己的生活,並對其進行充分而仔細的檢查。我認為神話履行了這種結構的功能。每個人都知道神話從未真正發生過,但一直在發生。現在,它們不僅繼續在古代英雄的冒險中發生,而且也進入了當代電影,游戲和文學中,成為了無處不在且最受歡迎的故事。奧林匹斯山居民的生活已轉移至《王朝》(Dynasty),而英雄的英勇事跡則得到了勞拉·克羅夫特(Lara Croft)的支持。
在對真理與謊言的堅定劃分中,文學創造了我們的經驗,這些經驗所形成的故事具有其自身的維度。
我從未對任何關於虛構和非虛構的明確區分感到特別激動,或許我們沒能意識到這種區分是宣判性和自我解釋的。在虛構定義的海洋中,我最喜歡的一種也是最古老的一種,它來自亞里斯多德。虛構總是某種真理。
作家、散文家E.M.福斯特(E.M. Forster)對真實故事和情節的區分也使我信服。他說,當我們說「國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時,這是一個故事。但是當我們說「國王死了,不久王后因傷心而死」時,那就是情節。每種虛構都涉及這樣的過渡:從「接下來發生了什麼?」的疑問到嘗試根據我們的人類經驗來理解它:「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文學以「為什麼」開始,即使我們要用普通的「我不知道」來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這個問題。
因此,文學提出了無法借助維基百科回答的問題,因為它不僅限於信息和事件,還直接涉及我們的經驗。
但是,與其他形式的敘事相比,小說和文學可能總體上在我們眼前確實已經變得有些邊緣化了。圖像以及直接傳遞體驗的新形式(電影,攝影,虛擬現實)的影響力意味著它們可以替代傳統閱讀形式。閱讀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心理和知覺過程。簡而言之:首先將最難以捉摸的內容概念化和口頭化,轉變為符號和象征,然後將其從語言「解碼」回為體驗。那需要一定的智力。最重要的是,它需要集中精力和注意力,而在當今這個極度分散注意力的世界中,這種能力變得越來越罕見。
從口頭表達,依靠鮮活的文字和人類記憶到古登堡(Gutenberg)革命,人類在交流和分享自己的經驗交流和分享自己的經驗方面已經有悠久的歷史,當時故事開始通過寫作廣泛傳播,並以此方式固定和編纂,盡可能地復制而無需更改。這一變化的主要成就是,我們開始用語言和寫作來辨別思維。
今天,我們正面對同樣重大的革命,無需依靠印刷文字就可以直接傳播經驗。
當你只需拍照並立即通過社交網站直接將照片發送到世界上時,便不再有任何寫旅行日記的需要。不需要寫字,因為打電話更方便。當你可以直接進入電視連續劇時,為什麼還要寫厚厚的小說?與其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不如去玩游戲。寫一部自傳?沒有意義,因為我在Instagram上關注著名人們的生活而且可以了解他們的一切。
正如我們在二十世紀回想著電視和電影的影響一樣,今天,圖像甚至不是文字最大的對手。這是一種體驗世界的完全不同的維度——直接作用於我們的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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