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22, 2021 at 9:13pm

余傑《汙泥如何讓泥鰍適應它》

（續上）今天重提這些詩句，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去的先生們難堪，令先生們的學生及學生的學生難堪。

然而，難堪與事實真偽無關，它只能提醒我們：

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須付出殘疾為代價。虐殺是合法化的，被虐殺也是合法化的，指責誰的品德毫無意義，正如指責泥鰍為什麽生活在汙泥中。

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汙泥如何讓泥鰍適應它，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它。

在中國知識分子看來，所謂“知識”，便是“應帝王”的本錢。一代大哲馮友蘭便是這樣一個典型。在《廠松堂自序》中，他這樣評述自己的哲學觀點：“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實在論占優勢.........，後來我的哲學思想逐漸改變為柏拉圖式的新實在論。”

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學問，畸形的學問則導致畸形的用途。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召見一批學者，每個人進去談幾分鐘，出來以後學者們都沒說什麽，獨獨馮大大地贊美蔣：“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敗走臺島，馮搖身一變，又把毛奉為“領路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臺，可憐哲學家，侍奉江娘娘。

沒有純粹的知識，便沒有純粹的知識者的人格。中國哲學玄之又玄，歸結到一
點都是自閹與自慰之術而已，無論是讀儲刊還是說謝，都讓我覺得陰風慘慘、透體生涼，絕對找不到讀古希臘羅馬經典著作，如亞里士多德的全集時的那種感覺——清晰的邏輯、嚴密的體系、超乎於功利之上的對知識的單純的渴求，這一切都充滿了陽剛之氣，令人感到一種特別的溫暖。

我想起美國社會學家西爾斯論述知識分子本質的一段話：

“在每個社會裏，總有一些對神聖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對他們所處的環境的本質和引導他們的社會規律具有不尋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個社會都有少數人願意經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體情況，並且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很遙遠。這些少數人有一個需要，需要把這種追求，表現在真摯的筆下對話中、詩歌中、雕塑中、歷史回顧和寫作中、儀式操演和崇拜活動中。”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恰恰少了這少數非太監化的知識分子。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8, 2021 at 10:24pm

余傑《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

（續上）既然魏連性、范愛農們都逃脫不了太監化的命運，那麽阿Q 、華老栓們更是無知無覺地生活在龐大的“蠶室”裏。記得父親講過一個小故事，文革開始的時候，父親還是一名大學生。午膳時，十幾個同學圍著一張大桌子進餐。值日生端來一盤白菜湯，同學們都注意到湯裏例外地漂著一片肥豬肉。盡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場的當兒，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著不要瓢上那片肉。一個同學一不留神，把豬肉片盛到自己的碗裏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進碗裏的的一剎那，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兩眼瞪著那塊小
肉片，臉色頓時蒼白無人色。當天下午，團支部書記找他談話，他痛心疾首地檢討了自己貪吃豬肉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個同學本來是班上的積極分子，黨組織發展的對象，因為錯瓢了一片肉，往後每次積極分子的活動都沒了他的份。他自己則沈溺於貪吃豬肉的深刻內疚中，郁郁寡歡，一蹶不振，性情大變。

一個一片豬肉便可以改變一個人性格的環境，是過分控制的環境，按照弗洛姆在《當代人的困境》中的說法，這樣的環境削弱臣服者的獨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創造生產性。這並不是說它不會供給人們種種娛樂與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發展的那些娛樂與刺激為限，它盡量少提供有助於人格發展的東西。

文革中為什麽會產生那麽多瘋狂的虐待行為？根本原因在於，精神的極度貧乏產生致命的無能感，而無能感卻是虐待狂症發生的一個主要來源。喪失了性慾的太監便發展其攻擊性的性欲，而喪失了精神愉悅的大眾往往把恐怖的懲罰作為快樂。

整個民族的內傾性、自虐性的病態人格，主體性與獨立精神的空缺，與千百年
來以性壓抑為根基的倫理機制緊緊相連。傑出的生理學家賴希認為，性壓抑產生僵化的性格，導致病態的榮譽、義務和自制的觀念，磨滅了人因經濟壓迫而產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錮大大地改變了在經濟上受壓迫的人的性格結構，以致他的行動、感覺和思想都違背了他的物質利益。”

賴希研究的對象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但他的理論同樣適應於東方專制主義。就整個人類來說：“經歷了幾千年的機械發展過程，機械的生活現已經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統中越來越根深蒂固。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的職能實際上已按一種機械的方式改變。人在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的過程中，已在血漿上僵化了。”

賴希的觀點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話來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這一真理，中國的皇帝們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國也會抓住這一法寶。最後，層層積澱下來的中國文化便成為了一種強大的障礙，即“個人和社會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發作用的障礙。”

人人都太監化之後，也就沒有人覺察到障礙的存在了。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7, 2021 at 10:59pm

余傑《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講堂看電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連傑精美絕倫的武打動作，這次
的打擊對象成了蜂擁而上的日本武士。當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發的李連傑腳下時，電影院裏發出震耳欲聾的掌聲。這掌聲是真誠而熱烈的，正因為它的真誠和熱烈。正因為它在北大響起，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陣接一陣的掌聲中，我突然感到一種透骨的悲涼。作為中國最精明的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種浪漫的民族主義情緒中鼓掌，掌聲之外，還有些什麽呢？

於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這樣一個悲觀的結論：“五四”的內核已經在我們手裏失落了。今年“五四”，報紙上又是老調重彈“弘揚五四愛國主義傳統”。其實，這種弘揚是一種遮蔽。周策縱先生在《“五四”運動史》中寫道：“20年代中葉以後，兩大黨團本身也逐漸被少數領導者所控制和操縱，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來解釋‘五四’運動，以便於奪取政權，支持和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和權威。於是‘五四’運動對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的熱烈號召，對權威壓迫的強烈抗議精神，就逐步給掩蓋抹殺了。”我身處“五四”發源地的北大，亦有這種痛切的感覺。“五四”已經退卻成一道遙遠的背景，我們談論“五四”，憧憬“五四”，卻並不知道“五四”為何物。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7, 2021 at 10:59pm

胡適的老師，美國學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時來到中國，他幾乎目睹了“五四”運動的全過程。作為一名在民主社會生活的自由主義學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許多當事人來得真切。他很少這樣熱情地稱贊一個異國的學生運動：“他們要以學生的身份獨立采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有誰思考國家的命運？

而中國學生負起一個大清除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在沸騰的學運及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背後，杜威還發現當時學生撰寫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質：“第一特點是有很多問號；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這些問題。在一個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統約束成教條和自滿自足的國家裏，這種討論問題的狂熱是一個新時代來臨的預兆。”當許多當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歷史地位時，杜威已經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現代中國變革的關鍵，它為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認同了許多新的因素。

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不是全部。周策縱先生認為：“‘五四’的真精神不僅是單純的愛國主義，而是基於民意至上，民權至上和思想覺醒的信念。”在“五四”時期，這兩種精神是水乳交融，互為因果的狀態。然而，20年代之後，隨著現實政治鬥爭的白熱化，兩者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團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漲“愛國主義”的旗幟，誘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

傳統浸染的知識者參與其中。在整合社會思想的同時，“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釘、肉中刺。“愛國主義”對這個世紀的中國人來說是個極其神聖的字眼，誰敢對它發生疑問，誰就與“五四”中舉國聲討的營、章、陸三個賣國賊無異。因此，“愛國主義”使一切不合理都變得合理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白魯詢就尖銳地批評說，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偽“愛國主義”，在其名義下盲從家長，崇拜權威，思想有許多條條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評，我們不得不承認是事實。

胡適晚年曾說，“五四”運動偏離了新文化運動的初衷。他這裏所指的“五四”，正是從被改寫的“五四”的意義上來說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高潮的“五四”運動裏，新興知識分子不僅公開主張需要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稱，中國的倫理觀念、哲學、自然科學、社會學說和社會制度，都應該徹底重估，參考西方的這些部門，重新創造。這已經完全不同於前些時候鼓吹的那種有心無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種廣泛的熱烈的企圖，要推翻那個停滯不前的舊傳統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種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蕩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論述：“所謂文明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並不能單獨使用它某一部門的科學文明。

例如為了要采用西方的軍艦和武器，就必須建設生產它的造船廠和兵工廠；而為了能夠有效地發揮造船廠和兵工廠的技術，又必須使構成其基礎的經濟活動順利開展。

於是，這便同以追求利潤為不道德的儒家倫理發生了矛盾。因此，要擁有軍艦就不能不使該國的文化深受影響。”可見，甲午之敗，中國敗不在軍事，敗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們還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為樣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愛國主義古已有之，並非“五四”獨創， “五四”獨創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達自由、全盤西化等現代理念。統治者很害怕後者。因此便巧妙地將“五四”改頭換面，裝飾成舞臺上一個濃妝艷抹的角色，照樣能吸引觀眾好奇的眼光。

北大電影院裏掌聲響起時，除了情緒，別無他物，情緒之外，是思想的空殼。不要忘了，這部電影產自市場經濟發達的香港，渲染民族主義的目的不過是投合我們迷狂的“愛國心”，多賺幾個錢而已。時下，有諸多學者談“超越五四”、“走出五
四”，口號倒是很響亮，依我看，“超越”、“走出”還遠遠談不上，現在是老老實實地坐下來“認識五四”的時候了。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1, 2021 at 6:48pm

余傑《裂縫之中誕生的惡魔》
不久前報紙上刊登了一則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陸軍司令承認，軍入政權期間
阿根廷有3 萬多人被殺害。1973年3 月，阿軍人政變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議會，禁止一切政黨活動。不到10年間，軍人政府先後逮捕5 萬名左派人士、進步知識分子、學生和市民，他們中的大部分在受盡酷刑後，被裝上直升機，分批扔進浩瀚的大洋。在給他們家庭的通知裏，只有「失蹤」這個最簡單的解釋。

讀到這則報道時，是一個炎熱的夏夜。突然之間我有一種涼入骨髓的感覺。想
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進大海時的場面，那響徹天空與大海之間的慘號仿佛索繞在我的耳邊，那入水時濺起的水花仿佛也飛濺到了我的臉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陰沈沈的地堡裏，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陽穴開槍的時候，眼光依舊如鷹隼一樣冷酷強悍。他是以一種心滿意足的而並非絕望的的心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雖然死去，但法西斯主義並不像陪葬品一樣消亡。法西斯的幽靈將徘徊在整個20世紀人類的歷史裏。

我寧願以寬泛的視角，從文化——心理層面來剖析法西斯主義。從中非以吃人
為樂的皇帝博薩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亞斯筆下的「總統先生」，其內核都與法西斯緊緊相聯。正是在這一系列的歷史斷裂處，我們看到了人類文明所共通的缺陷與危機。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寫道，每一個時代，每一種文化，每一種道德風俗與傳統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溫和與嚴厲，美好與醜陋。只要當兩個時代，兩種文化與宗教相互交錯的時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來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失去了一切慣例，一切安全感和純潔無邪。於是，地獄之門就打開了。這裏，黑塞敏銳地預見到法西斯產生的社會基礎：動蕩時代裏失去根基，失去希望，驚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將恐怖籠罩在每個德國人的頭上，經濟基礎的
瓦解引發了上層建築的崩潰，文藝復興以來人的神話破滅了，康德那曾被奉為聖經的名言：「人是一種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當作他人的工具」，現在已被雨打風吹去。

在風雨飄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與自由變得無足輕重了。人為的法律最主要
的功能是劃定某種界限，在界限之內建立起人與人溝通的孔道。而在恐懼中孤立的人誤把「界限」

當作災難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時，便在選票上虔誠地填上了他的名字
——有什麼比「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字眼還要誘人呢？即使是那個時代的精美人物，如海德格爾、龐德等人也義無反顧地加入這一歷史逆流之中。俄國哲學家洛斯基痛苦地檢討這段歷史時說：「惡魔不是以魔術來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虛構的價值來誘惑人的意志自覺服從它。」波蘭哲學家柯夫斯基是集中營裏的虎口餘生者，他的體驗更加真切：「惡魔聲稱他們是出於大愛才對你們行惡，他們要解救你們，給你們提供心靈的幫助，給你們帶來偉大的學說，讓你們靈魂開啟。惡魔這樣聲稱時，他們並沒有說謊，他們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並早已打算為自己崇高的事業獻身。」那麼，這種「崇高的事業」是如何分辨善惡，深入人心的呢？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0, 2021 at 10:49pm

余傑《“我”與“你們”的深層結構》

季羨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憶了20年代在德國的留學生活。那和藹
可親、關懷備至的房東太太，那機靈活潑又帶幾分憂郁的德國同學，那一絲不茍做學問，把東方青年視若己出的老教授……人們是那樣地善良、聰明、彬彬有禮、溫文爾雅。於是，一個最大的悻論產生了：為什麽具有高度哲學、科學和藝術修養的德意志民族會被納粹組織成一架瘋狂的殺人機器？為什麽平時愛好文學與音樂的市民面對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的悲劇，居然會無動於衷，甚至助紂為虐？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在惡劣的環境中保護猶太血統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
職，逐出大學，差點付出生命代價。然而，正是他第一個開始深刻的懺悔。1945年底，在一片廢墟與墓碑之間，雅斯貝爾斯發表了《德國人的罪責問題》。他指出，除了負有法律上罪責的戰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沒有公開反對納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負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體上三個層次的罪責。因為罪責是全民性的，對它的懲罰也是全民性的。這種懺悔已經不僅僅是懺悔了，雅斯貝爾斯將鐵鍬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義盤根錯節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對閃電部隊的講演中，有一句流傳甚廣卻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
“你們所有的一切透過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過你們的存在而存在。”

這裏，“我”與“你們”似乎水乳交融，獨裁似乎是一種比民生更民主的制度。美
國學者* 特蘭認為，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並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觀念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力，匍伏在觀念腳下的民眾。有一部德國影片裏，集中營的司令它原來是個整天樂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務閑暇還自得其樂地教小女兒制作植物標本。然而，一入集中營他便面若冰霜，動輒處死戰俘。兩種截然不同的面目是如何統一於一人身上的呢？

我們也許覺得難於理解，但法西斯主義輕而易舉地將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法
西斯主義認為，全權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規律的價值根據，他們代表著某種總體的權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興、大同烏托邦的實現等等。

他們通過恐怖的形式將歷史或自然的力量，透過人類而自由自在地運行。因此，有罪與無罪、善良與殘暴這類名詞變得沒有意義：所謂有罪就是指阻礙自然或歷史過程的行為，犯有這種罪行的人被控訴為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與消滅他們是自然而然的方。

法西斯主義就這樣巧妙地完成了對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國作家蘇珊娜曾經研究法西斯的美學，她透過希特勒大閱兵的記錄片、歐洲
修剪整齊的宮廷園藝、斯大林紅場上的群眾集會、日本三島由紀夫和伊朗霍梅尼的個人裝束等等，看到了人們動靈深處強烈的生命欲求和對神秘主義的向往。

“法西斯主義代表了今天混在別種名目的理想：以生命為藝術、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丟棄理智、隱身群眾消解疏離。這些理想顯得生機勃勃，無限動人。”

而西班牙作家奧德加則針對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個一百年以來就生活在治理與服從之間良心敗壞的國家。”這種中世紀以來形成的波希米亞式的遊民風格，正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現成的無政府狀態。推展開去，這也正是拉美極權主義的淵源。由此可見，法西斯主義是現代社會隱藏甚深的一大惡疾。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4, 2021 at 8:36pm

余傑《記憶與忘卻》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單》時，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終鴉雀無聲，異國的恐
怖異國的災難異國的悲劇深深地打動了學子們的心。在慣於用掌聲、笑聲、噓聲、哈喝聲來表達自己情感的北大，極少有哪部電影是在如此靜穆的氛圍中放映完畢的。

在放映《活著》時，北大學生對影片中一個接一個喜劇性的場面：大煉鋼鐵時沸騰的村莊、用來作訂婚禮物的紅寶書，婚禮上對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裏狼吞虎咽的農民……時而引起哄堂大笑，時而引起掌聲如雷，觀眾比看周星馳的喜劇還要開心。我無意責怪以商業為準繩的張藝謀或影院裏年輕的觀眾們，也不想用時髦的理論來分析這種現象。面對悲喜劇的錯位，我不寒而栗了。

樂黛雲教授說過，一位德國學者想與她合著一本比較納粹與文革的書，回答這
麽一個問題：為什麽在短短的30年之間，東西方兩大最優秀的民族會發生同樣令人髮指的暴行？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個願望未能實現。回憶是艱難的，在回憶中懺悔與反省則更為艱難。蘇聯女詩人阿赫瑪多娃在《悲歌》中寫道，“可怕的葉諾夫時代裏，我在列寧格勒的監獄中渡過了17個月，某人認出了我：”你能說明這些嗎？” 我說：“我可以！‘她那往昔曾為面孔的臉上掠過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顯然，對方對阿赫瑪多娃描述歷史真實的信念持強烈的懷疑態度。

但是，俄羅斯畢竟有了《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面對文革我們有什麽呢？在張賢亮、王蒙這代親歷者自傳性的作品裏，文革僅僅成為他們品格的試金石，他們以受難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災難像日蝕一樣，一旦過去，他們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紅地毯。風靡一時的《柳色黃昏》處處是暴戾和血腥之氣。

一個曾經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白髮蒼蒼的老教授的紅衛兵這樣為自己辯解：“我要說，在紅衛兵一代人身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其動機其潛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們追隨毛澤東的最根本原因畢竟不是醜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其外在表現為愚昧、盲從、打架、兇暴，可是他內心中是正義的烈火、友誼的信念，斯巴達克的靈魂是壯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追求。” 如此混淆目的倫理與實踐倫理的自白居然獲得了滿堂喝彩，巴金所倡導的“全民共懺悔”至今沒幾個人跟上。


沒有對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當人們在現實中產生困惑與不滿時，文革的慘劇完全有可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為當代危機的最高明的診斷者，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經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群眾欲望的法西斯主義，存在於我們所有人中間。存在於我們頭腦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是使我們愛慕權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壓迫的法西斯主義。”30年代，面臨日寇瘋狂進攻，民心全面潰散的局勢，錢瑞升、蔣廷故等學者向蔣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國論”；而面臨世紀交替的今天，一些學術刊物又開始討論“新權威主義”，我們是否應該有某種警覺呢？

二戰勝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並非盡善盡美。南斯拉夫出現了對峙雙方殺害
戰俘的暴行；索馬里、盧旺達，難民的生命更是賤如草芥輕若鴻毛；在中國南方某個開放城市的街頭，因為小小的磨擦，一名大學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死……在歷史的回音壁旁邊，我們聽到了希魔猙獰的笑聲。法西斯的幽靈，依舊徘徊在我們這個太平盛世裏。

除了理性與良心之外，我們還需要什麽？面對“真理”與“正義”的旗幟，我們該作怎樣的選擇？在核時代的陰影下，每一種選擇都將波及“人類是否能繼續存在” 這一並非聳人聽聞的話題。我們有權主宰自己，在歷史與未來之間，恐怖或自
由的生活，都將由我們一手創造。我們應當記住——昨天。（延續閱讀）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3, 2021 at 10:19am

余傑《烏托邦》（上）

烏托邦，如同一面偉大的哈哈鏡，落地後摔成一堆無法復原的碎片。每個碎片
裏，照出的都是我們變形的面目。

然而理想者依舊。

真正的理想者站在懸崖邊，只有懸崖才適宜於眺望，而眺望是理想者固有的姿
態。

理想是一種個人化的品德，理想拒絕“主義”，因而理想者與“理想主義”格格不入。

“理想主義”是敗壞理想尊嚴的惡魔，理想的主義化便意味著理想的死亡。


“理想主義”帶來統一和規範，故“理想主義者”多矣，每個納粹黨徒，每個契卡成員，每個紅衛兵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用最卑劣的方式創造著“美好”。“理想”則帶來自由與獨立，故“理想者”少矣，誰能在驚濤駭浪中讓自己成為一座屹然不動的孤島呢？

又有誰能在時代的分崩離析，個人的窮途末路中拒絕黑暗的來臨？

首先想起的是齊克果。首先想起的是這位身材矮小、背有點駝、面孔白皙而消
瘦的丹麥人。在哥本哈根狹長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一群惡作劇的小孩跟在他後面大
喊：“瘋子，瘋子！”而他迎著苦澀的海風往前走，恍若未聞。齊克果把自己看作
一棵自我封閉的楓樹，“處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個人都把事情說得比較容易的時代，我的任務就是要把某件一事說得比較艱難。”為了尋求自基督受難以後這個世界就不曾有過的“大愛”，為了克服現代社會人類普遍承受的“不安”的感受，他解除了與心愛的未婚妻的婚約，放棄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

那是一個謊言根深蒂固的時代，也是一個理想幽暗難明的時代，齊克果卻認為，一個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有希望發現他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否則，他就會繼續淹沒在理智生活與道德生活的貧乏和虛偽之中。他在靈魂深處忍受著難以形容的痛苦，絕望他與世界以及一切屬於世界之物斷絕關係。齊克果悲慘而不朽的一生說明了凡是理想都要忍受痛苦，都要被嘲弄，都要被貶抑。

“我是自己的懺悔者”，他的懺悔卻打動了千千萬萬異時異地的理想者的心靈。就 “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和理解生活”這個意義而言，理想者等同於瘋子；就“從相同的位置探究和反省生活”這個意義而言，理想者等同於
懺悔老。

理想是逃避現實，是反抗現實，亦是創造現實。因為理想與現實既相沖突又相
依存，所以我們有兩種選擇：或者是現實將理想粉碎之後回歸平凡庸俗的人生，或者是理想將現實升華之後變成新的現實。前者易如反掌，後者卻難於上青天。

貴為俄羅斯帝國伯爵的托爾斯泰，穿了幾十年的燁水鞋與褐布衣，嚐遍農奴的
艱難困苦。然而，府哪裏伯爵夫人卻天天操辦著豪華奢侈的筵席與舞會。在雙重生活中煎熬的托翁1890年開始創作（光在黑暗中發亮），這是他晚年最矛盾的作品。

他沒有為主人公找到解決矛盾的辦法，這部作品也就始終沒有完成。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December 1, 2021 at 9:10pm

余傑《烏托邦》（下）

1910年10月末，風蝕殘年的托翁毅然決定離家出走，這並不是一個孩子氣的決定，正如托爾斯泰自己所說：“現在只剩下最後一件事，也是最困難的一件事，臨死之前像一頭野獸似的及時爬回那叢莽中去。

因為死在家裏，就像我活著時一樣，是完全不合我的心意的。我已經83歲了，可是始終沒有找到使自己完全擺脫世俗的力量。“10月28日，一輛馬車在黎明前的黑夜中遠遠駛去，前面是茫茫蒼天。3 天之後，這位曾代表俄羅斯良心的老人因患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車站下車。在這個小站站長簡陋的木頭屋子裏，在一張臨時拼湊起來的小床上，在窗外無數旅客哀痛的目光下，11月7 日清晨老人與世長辭。關於托翁的出走，歷史上有種種捕風捉影的說法。我贊同茨威格的說法：”這種沒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後命運無損於托爾斯泰的偉大。如果他不為我們這些人去受難，那麽托爾斯泰也就永遠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屬於全人類。”

堂·吉珂德要成為他那個時代的理想者，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風車。托爾斯泰則要艱難得多，他面對的是從他的妻小到他的國家的巨大壓力。而在制度化的二十世紀，理想者的艱難與危機顯得更加嚴重。

在極度物質化的美國，索爾·貝婁是一位極為奇特的知識分子，面對“千千萬萬正在枯萎的靈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吃了睡，睡了吃”，他仍然堅持“人類必須恢復它的想像力，恢復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在《晃來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約瑟夫長時期生活在混亂不堪的世界裏，不停地尋找內在穩固的生存支點。


在《赫索格》中主人公是一個崇尚理性的猶太知識分子。他不停地寫信，一會兒給古人寫信，一會兒給今人寫信，一會兒寫給總統，一會兒寫給故去的父親。他不斷地進行自我選擇、自我創造，一生都在追求，卻始終無法擺脫世俗世界的影響與支配。幾乎在貝婁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這樣一個理想者的形象。對於現實，貝婁是悲觀的：“幾十年來，在世界各地，居一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經看不到真正稱得起人的人了。……在這自由的世界裏，我們沒有挨餓，我們也沒有受到警察的糾纏，沒有因為我們的思想而被關到瘋人院去。既然我們如此得天獨厚，那就應當系統地闡述人類所遭遇到的新問題。然而，與此相反，人們正在喪失一切關於個人的生活，剩下的唯有嘲弄、憎惡和膩煩。”盡管如此，作為一名理想者，貝婁依然沒有放棄他的理想，“宇宙間可能有一些真理，它們畢竟是我們的朋友”。有些東西確實在四分五裂，但這一過程也正是我們必然經歷的精煉的過程，重要的並不是找得到或找不到人生支點的問題，也不是能夠或不能夠實現理想的問題；而是在追求理想與價值的過程中，人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撓的精神，這一切恰恰捍衛了人的尊嚴，申明了人存在的意義。

對於一切高度制度化的社會來說，理想者都是有病的，他們無法和諧地與自己
周圍的一切相處。真正的理想者是如此罕見，以致於藝術村裏盯著美元流唾液的畫家們與校園裏摟著女友嚷痛苦的詩人們也堂而皇之地以理想者自居。塑料花比真花還要美麗，這已是人們慣有的感受。當修補處女膜變成醫院掙大錢的生意時，還談“理想”未免顯得不倫不類。然而，我平靜地走在理想者應當走的道路上。我避免用“理想”去攻擊我所告別的人群，因為“理想”只用來打擊自己過於脆弱的心房。

我也避免用“理想”去拯救我所疏離的生活，因為“理想”只用來拯救自己過於躁動的靈魂。

能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理想者呢？我不知道。行囊裏，有一部書——羅曼·羅
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延續閱讀)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November 29, 2021 at 3:32pm

余傑《向“牛筋”一樣的牛津致敬》

1996年11月5 日，牛津大學各學院的學監們以259 票對214 票的表決結果，否
決了沙特阿拉伯億萬富翁瓦菲支·塞義德的提議。後者建議向牛津捐款340 萬美元，讓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級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似乎是天方夜譚。哪有拒絕送上門來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還
是瘋了？然而，牛津人認為，教育是讓學生對公眾服務，而不是對賺錢有所準備。他們擔心，上商教育無非是講授如何在6 個月內賺取50萬美元。所以，核監們決定：“有著古老傳統的牛津大學應該遠離沾滿銅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義德對牛津的決定百思不解，新聞界也有指責中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則認為：這一決定是“牛津大學歷史價值觀念的勝利”。在某些問題上，牛津確實
像固執堅韌的“老牛筋”，決不作半點退讓。現在，連某些非洲國家剛建立的大學
也設立規模龐大的工商管理學院，但有著千年歷史的牛津，卻依然不為所動，將
“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學院拒之門外。

在牛津，人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What do you think ？”

他們把思想創見看得最為重要。這裏產生過星光燦爛的、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
大學者：托馬斯·摩爾在這裏寫《烏托邦》、亞當·斯密在這裏寫《國富論》、艾
略特在這裏寫《荒原》、湯恩比在這裏寫《歷史研究》……

作為世界學術的聖城，“牛津本來就是為傑出的人才而存在”。

• ‹ Previous
• 1
• 2
• Next ›
•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