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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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曉芒·全球倫理的可能性—金規則的三個模式
我今天和大家談的題目涉及大家現在很關注的全球倫理問題,“9·11”事件之後,學術界、老百姓對此談論得更多,爭論得也更多了。全球倫理現在是一個熱點話題,但是我的文章並不是為了趕熱點,而是在這之前就已經寫好了的,是準備在“全球倫理與中國傳統倫理國際研討會”上宣讀的。現在碰上“9·11”事件,發揮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我今天主要不是從具體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而是從學理方面談全球倫理的問題。全球倫理在中國已經談了好幾年了,最近幾年,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微妙變化,它更加突出的擺在人們面前。那麽全球倫理如何可能?如果可能采取什麽樣的方式?
1997年瑞士神學家提出金規則問題,全世界各大民族的倫理道德文獻里幾乎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倫理原則。後來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倫理大會稱之為“金規則”。在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里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規則。不管是什麽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這條規則都起了核心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種消極的表達方式,但是這種方式更簡潔,也更表達本質。金規則的積極表達方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我們要強調的是儒家、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都有金規則,它是一種最普遍的模式,我現在要對它進行分析,看它是否足以承擔全球倫理,是否還有其他模式,它與其他模式是什麽關係?盡管全球都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規則,但是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原則顯然是不一樣的。既然全球有一條金規則,為什麽現在文明衝突愈演愈烈?
“9·11”事件中,恐怖分子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是遵守他們的道德的,但是它突破了人類道德底線。以前恐怖組織都敢於出來承擔責任,為什麽現在沒有人(包括拉登)敢出來承擔責任呢?這是因為它突破了道德底線,但它無疑是出於道德,是對它們民族的道德。
金規則分為三個層次的模式:
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猶太教模式。
《論語》中,有人問孔子:“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猶太教里,有一個異教徒問拉比西勒:你能否把猶太教的所有律法在我單腿站立的時間內告訴我?西勒回答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他所有教律都是對它的解釋。進一步說:對待同胞的名譽、財產要跟對待自己的一樣。儒家對這一思想的表達更具有概括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就有了一定的普遍形式。
金規則第一個表達模式的特點是:具有一般原則形式,但是著眼點在內容,著眼於具體的東西,比如名譽、財產等,但是沒有對這種形式進行深入思考。這種特點是金規則的第一個特點,它沒有考慮到“己所不欲”的東西是否也是人家所“不欲”的東西,你“所欲”的東西是否就是別人“所欲”的東西。父母干涉子女的婚事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是父母所欲的未必是子女所欲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假定是大家“所欲”的東西是一樣的,這個前提是未經思考的,也許你所要的恰好是人家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恕”也是一種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金規則的前提,但實際上未必這樣。皇帝和奴才所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金規則有一貫性,但不是邏輯上的一貫性而是想當然的事實上的一貫性。在金規則里,“己”是一個偶然事實,它是從我們所處的立場上說的,至於“己”是上智還是下愚,是窮人還是富人,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作考慮,所以“己”沒有概念上的統一性。孔子認為只要是人就要像仁者那樣思考,所以金規則是與自己的身份、家庭、出身、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等糾纏在一起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以上我們講了“己”,現在我們從“欲”的方面看。“欲”也不等於自由意志,而是欲望所追求的東西。所以這條金規則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上不能終身行之。孔子也不能終身行之。孔子認為,如果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應該隱瞞。孔子稱這條原則為“直道”。這條原則推行開來恰好違背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為你在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維護自己的孝道的同時,損害了別人的利益、別人的孝道。這恰好是導致紛爭的原則。所以孔子實際上並不能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終身行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自己的金規則,但至今打得你死我活。所以我們知道在一個群體內部,金規則有它自己的實用性,但是隨著範圍的擴大,它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小。
中國設立了父母官,當兩個家族吵起來的時候,父母官就會勸解雙方:你們各自要為大家庭著想。這樣就調解了家族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儒家孔子的貢獻就在於把一個國家用血緣關係聯系在一起,比如君臣、父子、夫婦。這樣就建立了東方大帝國,如果沒有外侵,在較長的時間里可以保持歌舞升平。阿拉伯人互相之間不團結,家族之間互相仇殺,忌妒、爭吵、暗殺、恐怖活動不斷。所以倫理只在狹窄範圍內使用,它不能像儒家文化這樣把忠孝結合起來,調節家族紛爭,但是儒家也導致了専制。
中國雖然能建立大一統的専制國家,但是超出了帝國也不適用,“非我族類,其心自異”。除非異族歸附儒家文化,否則就不承認它是華夏民族。從岳飛的《滿江紅》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族對匈奴的排斥心理。
綜上所述,全球倫理如果建立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基礎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家的理解不同。所以用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足以建立全球倫理。
二、基督教模式
基督教也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是它有更高層次的表達方式,在《馬太福音》里說:“無論何事,你願意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基督教模式強調的不再是何事,而是怎樣的形式。這個“怎樣”就突出金規則形式化的超越性。也許你所欲、人家不欲,也許你不欲、人家所欲,也許你所欲、人家也所欲,也許你不欲、人家也不欲。所以基督教更看重待人的方式而不是內容。
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麽就不要立人、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麽不妨聽之任之,而不要認為他錯了。這些體現了基督教的寬容原則。我們剛才講儒家的“恕道”也是寬容原則,但是孔子的寬容是建立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礎上的,它不包括異類,只限於和自己同心同德同欲的人。至於跟敵人沒有什麽好商量的。所以孔子有一條原則:“以直抱怨,以德報德”。孔子說“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人家對你不好,你就要堅持原則,也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基督教的寬容原則和儒家的寬容原則相比大大的擴展了。基督教說“愛你的敵人”。基督教的寬容特別體現在對敵人的寬容上,對敵人的寬容才是真正的寬容。儒家的寬容擺脫不了世俗利益的考慮,“愛你的敵人”所寬容的對象要廣泛得多,跟你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你也可以寬容他。
基督教說“愛你的敵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它突出了一個“人”字,只要他是人,你就要愛他。這種“愛”不出於世俗利害考慮,而僅僅出於他是人。這種擺脫一切世俗概念的人是從古希臘哲學開始的。在他們之間等級是毫無意義的,抽象出赤裸裸的一般的純粹的普遍的人的概念。這種“愛”不是功利地表達出來的,沒有出於其他考慮。
在中國很多道德高尚的人卻突破不了世俗功利的考慮。他們做好事是為了將來無往不通,是為以後的飛黃騰達做好人際關係網和人情的準備。孔子把這種表面高尚而內心虛偽的人稱為“鄉願”。孔子說:“鄉願,德之賊也。”孔子雖然罵鄉願,但是他並沒有把它與真正的君子區分開來。所以孔子自己的原則擺脫不了鄉願的嫌疑。哪怕你做了一輩子好事,你心里是怎麽想的,人家還是不知道。所以孔子的原則沒有擺脫世俗的考慮。孔子也講“愛人”,但它與“愛你的敵人”是不一樣的。“愛你的敵人”要求的是:敵人打你的左臉,你就要把右臉伸給他;敵人剝你的上衣,你就要把襯衣也給他。“愛你的敵人”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愛你的鄰人”。
在中國人看來,“鄰人”就是鄰居,所以鄰人是熟人。但是在耶穌基督那里,鄰人是陌生人,他和敵人有類似之處,那就是你和他都不熟悉。愛敵人和愛鄰人有共同之處,是高層次的抽象的愛,不是凡人有的而是上帝給的,是神性的愛。耶穌基督的愛首先是把一切人都變成陌生人。《馬太福音》里說:“我來不是讓世人太平的,而是讓世上動刀兵的。”這個話聽起來很奇怪,耶穌怎麽是這樣的人呢?他為什麽要散佈紛爭呢?耶穌的意思是要愛人,但要把人變成敵人。愛敵人才是真正純粹的愛。這種愛不是來自世俗的關係,而是來自上帝。人與人之間並不互相依賴,人只依賴上帝。人只對上帝負責,沒有上帝,人就四分五裂了。
在耶穌基督那里,人不是獨立的,人被抽空,屬於上帝。馬克思把這種現象稱為宗教異化。人雖然在上帝面前不能獨立,但人與人之間是互相獨立的。一千多年來,耶穌基督就在培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獨立性。關懷和愛護都來自上帝,基督是近代培養獨立人格的大學校。基督教化的功能是不可埋沒的。
那麽基督的模式是否可以成為全球倫理的模式呢?“愛你的敵人”看起來是可以作為全球倫理的,但是它存在一點局限,那就是愛你的敵人不是出於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考,而是出於愛上帝。《馬太福音》里說首先要愛上帝,然後才能愛你的敵人。基督教在世界宗教里擴展性最大,它的普世性驚人。但是它所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以愛上帝為前提。當基督教碰到另一種非常執著的宗教時,它的前提就被推翻了。人家不會相信它的上帝。基督教在普世倫理中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和它一樣執著的宗教和信仰。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碰到根本不需要宗教的人怎麽辦?比如中國人。中國人不需要執著的宗教信仰,他們可以信佛、信禪宗。據說中國有三千萬基督徒,他們是多大程度上的基督徒?這是可以打上問號的。中國的基督教是帶著很濃重的中國特色的。所以綜上所述,基督教雖然在形式上是普世倫理,但它作為金規則是有限制的。
三、康德的模式
康德在某種意義上是屬於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正式教會不承認他。黑格爾也是這種情況。康德曾受國王的譴責和質問,他在國王那里發誓以後不再涉及宗教問題。但是後來還是關注宗教問題的。康德對宗教的關注是和倫理道德聯系起來的。基督教認為康德從理性的角度談宗教太過分了,康德卻堅持認為理性先於信仰。他認為先有道德再有宗教,宗教不具有獨立性。康德的金規則模式是道德律令或者是絕對命令。
(續上)道德律令是立足於實踐理性的邏輯必然性的。“要緊緊按照你願意它成為一條普遍規律的準則行動。”這條行動的準則就是實踐理性法則。沒有自相矛盾才能成為普遍準則。
康德舉例說:撒謊是否道德?如果把撒謊作為普遍律令,那麽人人都說謊,誰也不信誰,那麽也就沒有謊言了,之所以會有謊言是因為還有人相信它。不說謊能否成為普遍律令?如果所有人都不說謊,那麽大家可以普遍行之,所以它可以成為普遍律令。
康德是從邏輯、理性的角度說明撒謊是不道德的,不撒謊是道德的。不是說說謊能帶來壞處,不說謊能帶來好處,而是因為不說謊不能貫徹到底。在康德的這條原則里,不談他人,只談你個人。前面兩條金規則都講到他人,而康德的金規則里不談他人,只講自己。康德認為最重要的是人和人自己身上的人性相和諧。
人與人相和諧不是出於道德動機而是出於道德行為。所以這種道德還不算道德。只有和自己的人性相和諧才是真正的道德。如果一個人可以和自己的人性相協調,那麽他還不能和別人相協調嗎?康德強調人在執行道德命令時的獨立性,是自己內心的命令而不是上帝的命令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命令。這就叫絕對命令。
康德絕對命令規則的三種不同變體和金規則三種形式一一對應,但是與前面兩個形式相比,層次要高些。
1、“要這樣行動:就是要使你的普遍行為準則成為普遍的自然律那樣著眼於道德律的效果。”
自然規律是為了追求自然和諧,道德律是為了追求人類社會和諧。一切人要按照自然律和睦相處。它和儒家、基督教的金規則一致,著眼於所欲的東西,著眼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著眼於效果,只是康德的規則更為形式化,更強調個人的自主自覺。
金規則在康德這里著眼於效果,但是人與人性相和諧,僅從效果來看還不能說明問題。如果僅從效果來看,它和孔子所說的“鄉願”是沒有差別的,僅僅訴諸個人內心感受,不能確定真正的動機。人與人性相和諧,不僅要看感受還要看動機。
2、“永遠把人當作目的,而不僅僅當作手段。”這里著眼於動機。在這個表達方式里,「每個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最終會導致目的。」每個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是意志自律,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立法,也是為所有人立法。康德反觀以前一切道德都是失敗的,因為都是他律。康德認為基督教當然也可以成為道德律,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還高度贊揚了基督教。但是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學》中,康德對基督教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就基督教的形式看,不足以成為普世倫理。因為基督教是按照聖經解釋道德,而不是按照道德解釋聖經。康德要把道德建立在實踐理性之上。以實踐理性出發建立道德律,必然會導致宗教,這樣宗教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根基的。
這是絕對命令的最高表達方式。為所欲為是不自由的狀態,只在第一個自由上是自由的,以後接著就不自由了。能終身行之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動物只考慮眼前,人卻可以考慮終身、普遍。人具有理性能力,要保持在自己最大自由就必須按照自由規律行事。它是自由本身的貫徹。康德的道德建立在邏輯理性之上,邏輯理性的前提是自由,把邏輯理性建立在自由上並運用於實踐就成了自律,這就是道德。自由的自由就是自律,道德的基礎是自由和理性。
從全球倫理看,儒教和猶太教最受限制,它受到血緣、種族、地域、信仰等等的限制,所以很難有共同理解。相比之下,基督教具有較大普世性,但受外來信仰約束。康德的模式受每個人自己的理性和自由約束,所以它最適合普世倫理。
然而這種模式也是有缺陷的,因為雖然人人都具有理性,但理性並非在每個人心中佔統治地位。理性佔統治地位的人也有,比如一些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西方民主、法制比較發達的國家,理性也佔統治地位;還有在某些特定的時代,比如科學理性時代。但是在以後,理性是否能夠佔統治地位就很難說了,後現代已經把理性摧毀得差不多了。康德模式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追求自由的,弗洛姆有一本書叫《逃避自由》,裡面就寫到有一些民族認為做奴隸才是自由。
康德能成為全球倫理的規則,但它未必實現。但是有這個規則和沒有這個規則是不一樣的。從現實層面看,康德的東西太抽象了,不具可操作性(大學生、研究生尚且不能完全理解,更何況普通百姓呢?),但它是一種理想,現在已經沒有這種理想了。
綜上所述,康德金規則的限制是(1)理性未必在人性中佔統治地位,(2)這個規則是高度抽象的形式主義。很多人都對康德的形式主義進行了批判,舍勒提出了質料倫理學,這種倫理學認為同樣的人做同樣的事在這個境遇中也許是道德的,但在另一個境遇中也許就是不道德的。
無論是儒家還是基督教都是從外部來看道德,而康德則是從人性內部來看待道德的。康德對人性、對人的倫理道德的批判達到了更高的階段。你可以批判康德的理論,但是你要站到更高的台階上才能批判它。
我們以上講的金規則的三個層次是有遞歸性的,其中康德是最有可能成為全球倫理的金規則的。只有擴展到自由意志本身,只有擴展到自律的規律,才有可能做更深的探討。
((鄧曉芒:全球倫理的可能性—金規則的三個模式; 時間:2001年10月31日晚上7:00-9:00; 地點:三教203;主講:鄧曉芒, 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著名德國哲學專家。)見:愛思想網站2001-11-02)
趙藝璇·新農科,何以興農?
新農科建設啟動五年來,高等農林教育的確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學科間的壁壘被打破,產教的結合更緊密,從入學到畢業,育人的過程內外合力、上下連通。
6月21日,中國農業大學2024年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隆重舉行,體育館內,工學院農業智能裝備工程專業的23名2020級本科生盛裝出席,享受著人生中的重要時刻。
這是全國第一批農業智能裝備工程專業的畢業生,他們擁有農業工程、機械工程、農學與生命科學和信息科學知識體系,善於從農業裝備工程專業角度發現和解決工程實際中的技術問題,有望促進中國農業裝備工程技術與智能化水平提升。這些學子的成長成才,是過去五年間中國新農科建設成果的縮影。
2019年9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給全國涉農高校的書記校長和專家代表回信,對涉農高校辦學方向提出要求,對廣大師生予以勉勵和期望,他強調,中國現代化離不開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農村現代化關鍵在科技、在人才。
而就在此前的兩個多月,全國涉農高校的百餘位書記校長和農林教育專家齊聚浙江安吉余村,共同發布「安吉共識——中國新農科建設宣言」(以下簡稱「安吉共識」),決心扎根中國大地,創新發展新農科,掀起高等農林教育的質量革命,培養農業現代化的領跑者、鄉村振興的引領者、美麗中國的建設者。
緊接著,新農科建設「北大倉行動」啟動,從中觀層面推出了深化高等農林教育改革的「八大行動」新舉措。新農科建設北京指南工作研討會召開,設立新農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讓新農科在全國高校全面落地生根。「三部曲」唱罷,新農科建設的征程就此開啟,中國高等農林教育改革進入新階段。
帶著育人興農的使命,五年過去,新農科建設之路走得是否順利?未來又要如何行進?對此,記者展開了探究。
專業「上新」,學科結構優化
新農科究竟「新」在哪里?
「對新農科建設『新』的認識需要跳出對農業、農業科學和農業教育認識的傳統思維框架,新農科體現的是農業新的發展方式背景下的教育轉型。」全國新農科建設中心秘書長、中國農業大學本科生院常務副院長曹志軍認為,伴隨著新一輪技術與產業革命,農業領域正在向基因化、數字化、工程化、綠色化、營養化加速轉型,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未來產業加快佈局,這導致現代農業所依賴的學科知識日益綜合化,農科研究對象的內涵和外延發生重大變化。「新農科是面向未來農業科技發展和農業產業發展趨勢,以新一代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工程技術改造傳統農科專業,實現農工、農理、農醫、農文深度交叉融合,能夠支撐引領農業創新發展的農科教育。」曹志軍說。
那麼,新農科建設要從何處開始?調整專業是第一步。
2022年8月,教育部印發《新農科人才培養引導性專業指南》,引導涉農高校加快佈局建設一批具有適應性、引領性的新農科專業,加快培養急需緊缺農林人才,提升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指南》共設置了包含生物育種科學、生態修復學、智慧農業、食品營養與健康、鄉村治理等在內的12個專業,涉及糧食安全、生態文明、智慧農業、營養與健康、鄉村發展等五大專業領域。
(趙藝璇·新農科,何以興農?來源:2024-07-09農民日報;作者單位: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同年11月,教育部、農業農村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國家鄉村振興局等四部門聯合出台《關於加快新農科建設推進高等農林教育創新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大力推進農林類緊缺專業人才培養,優化涉農學科專業結構,推進農林教育供給側改革,加快專業的調整、優化、升級與新建,增強學科專業設置的前瞻性、適應性和針對性。
此後,各類涉農高校快速響應,新農科專業仿若雨後春筍。
中國農業大學以多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為方向,五年來申請設立農業智能裝備工程、生物質科學與工程、獸醫公共衛生、土地科學與技術和生物育種5個專業,皆為全國首創新農科專業,在全國涉農高校中起到了引領示范作用。
山東農業大學扎根農業大省,新增智慧農業、生物育種科學、智慧牧業科學與工程、獸醫公共衛生、食品營養與健康等7個專業,其中前3個專業實行「本研一體化培養」,致力於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國際視野、全球競爭力的交叉創新卓越人才。
不只傳統農林院校,其他類型的院校也在積極入局。在鄉村振興戰略和海南自貿港建設的契機下,海南大學反應迅速,成為改革熱潮中的一朵浪花。2023年4月,教育部發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海南大學鄉村治理專業成為全國首個本科層次的新農科專業。鄉村治理系於2023年8月正式成立,同時面向海南籍生源開始第一批招生。
海南大學鄉村治理專業「認知教育」課上,學生在幫助農戶晾曬咖啡豆。
「鄉村治理專業是要培養掌握管理學、農業經濟學、涉農法學、社會學、農林技術等多學科基本理論和專業技能,具備「三農」服務意識、黨建能力、公共責任、法律意識和創新精神,能適應鄉村社會發展要求的複合型、高素質「三農」管理專業人才。」海南大學熱帶農林學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鄉村治理專業為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基層培養管理干部和致富帶頭人,畢業生可以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涉農公共部門從事管理或服務工作。
記者在2024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中發現,基於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北京農學院、大連海洋大學、新疆農業大學開設了生物育種技術專業,南京林業大學新增生態修復學專業。雲南農業大學新增咖啡科學與工程專業,是全國乃至全球首個開辦咖啡本科人才培養的專業點,將對接經濟社會發展特殊需求,培養具有咖啡新產品、新工藝和新技術研發及工程設計能力的複合型人才。
課程「跨界」,教學模式升級
或許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科技大學也有農學專業。
「安吉共識」提出,要開創農林教育新格局,就要走融合發展之路,打破固有學科邊界,破除原有專業壁壘,推進農工、農理、農醫、農文深度交叉融合創新發展。五年來,北京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廣東醫科大學、陝西師范大學等其他專業類院校,在新農科建設上都有進展。這看似跨界的組合,實則正是新農科建設的要義所在。
今年5月,北京科技大學第一屆研究生教育教學成果獎評選結果公佈,《服務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新農科」研究生培養體系探索與實踐》獲得特等獎,這讓北京科技大學生物農業研究院院長萬向元很是欣慰。「這標誌著我院在新農科研究生培養體系建設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對我院研究生教育教學工作具有里程碑意義。」他說。
北京科技大學萬向元教授在實驗室為學生授課。
面對保障糧食安全的重大需求和生物技術的快速變革,北京科技大學將目光聚焦在了生物育種領域。幾年來,生物農業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聚焦生物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保障中的「卡脖子」難題,培育孵化出「新農科」相關的23項國家級和省部級教育教學創新成果獎,培育出了87名「學農、知農、愛農、為農」的優秀研究生。
工科類高校怎麼建設農科?「要用工業化思維解決農業問題。」北京科技大學副校長張衛冬給出了答案,「也就是要破除傳統農業觀念,把工業領域的工程化技術、解決方案、組織方式等引入農業領域科研、教學、實踐全過程,提高農業的集約化、標准化、規模化、專業化,從而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實現農民增產增收、產業轉型升級。」
依托於學校的工科優勢,研究院積極與智能科學與技術學院、計算機與通信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學院開展合作,通過合作科研項目和科研平台聯合培養研究生,不斷提高研究生在新農科交叉學科領域的科研能力和綜合素養。
據了解,研究院的教師擁有多元的學科背景,涵蓋生物育種、智慧農業、食物與健康、農業經濟等多個領域,首先在師資配置上實現「農-工-信-管」多學科交叉。
「2023年,我們新增了作物學碩士點,將作物學與生物、信息、自動化、機械等學科進行交叉融合,在作物遺傳育種、種子科學與技術、種質資源等領域形成了3個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學科方向。」萬向元說。
對於地處廣東省廣州市的仲愷農業工程學院來說,「農」與「工」的交叉融合早有傳統。作為一所地方類農林院校,仲愷農業工程學院緊密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和粵東、西、北現代農業產業發展及鄉村振興戰略需求,秉承「注重實踐,扶助農工」的校訓精神,在新農科建設中定位明確,經驗頗豐。
「我們根據不同類型的農林人才培養目標,調整優化課程結構,設立跨門類專業選修課程,實現農工交叉、理工融合、文理滲透,同時強化教學改革、優化師資隊伍,探索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路徑。」仲愷農業工程學院教務部部長周玲豔告訴記者。(下續)
此外,實踐項目和科研合作也是農工融合的重要抓手。例如,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面向智慧農業,將農學、畜禽、食品與信息化結合,研究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在產業中的融合應用,學生通過參與項目,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交叉學科知識,增強解決實際復雜問題的能力。
馬岡鵝屬廣東省「四大名鵝」之首,而傳統馬岡鵝養殖存在數字化水平低、疾病率高、過度投餵等問題。對此,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李錦慧博士指導學生團隊創新性提出「名鵝慧養——基於『物聯網+』的馬岡鵝育種周期養殖平台」項目。「我們構建了水禽體量估計、行為識別活躍度監測、深度學習產蛋率預測、多源數據融合環境預測四大核心算法技術,能夠使馬岡鵝養殖飼料利用率提高約15%,產蛋率提升約30%,養殖成本降低約15.8%,經濟效益提升約25%。」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副院長鄭建華表示。
「我負責的工作是將我們的核心技術進行轉化,以可視化的形式呈現在馬岡鵝育種周期養殖平台上,養殖戶可以通過平台實時掌握馬岡鵝的生長情況,獲取環境數據。一旦算法模型識別出了鵝的異常情況,我們就能通過平台提醒用戶及時采取措施,避免造成損失。」團隊成員之一、2021級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的陳粵濤告訴記者。目前,該項目已取得國家發明專利10項,獲得2024年第十四屆「挑戰杯·廣州工行」廣東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銀獎,在江門、汕尾等地的鵝廠廣泛應用,用戶口碑良好。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學生進行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路演。
作為全國農林教育改革的「排頭兵」,中國農業大學的傳統涉農專業改造升級力度位居全國先列。學校創新性開展「大課制」改革,構建持續迭代更新的方案內課程體系,設置大類內外選課制度,強化跨學科思維與能力培養,打造「高整合、重基礎、重前沿」的特色硬核大課,拓展綜合素質廣度,挖掘交叉融合深度,提升專業能力高度。
實踐「加碼」,產教結合緊密
「安吉共識」中指出,各涉農高校要構建校內實踐教學基地與校外實習基地協同聯動的實踐教學平台,建設一批區域性共建共享農林實踐教學基地,讓農林教育走下「黑板」、走出教室、走進山水林田湖草,補齊農林教育實踐短板。
近五年,科產教的融合日益緊密,課堂的定義逐漸多元,從入學到畢業的各個階段,農林學子在田野村莊、山川湖海的見證下成長,真正把論文寫在了大地上。
懷著對「三農」事業的憧憬,趙一琦成了海南大學鄉村治理專業的第一屆學生。今年春天,包括她在內的474名大一學生奔赴海南各地,深入鄉村基層,開展為期近兩個月的「認知教育」課學習。「我上課的地方是昌江縣十月田鎮的農業服務中心,鎮長作為校外導師,帶領我們學習解讀政策,到各村莊開展調研。通過課程學習,我體會到了農村基層工作的重要性,也對自己的所學專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趙一琦向記者分享起自己的感受,認真且堅定,「鄉村建設需要具備系統性、專門性知識的人才,以後我想從事相關的工作,為鄉村治理貢獻自己的力量。」
「我們專業在鄉鎮政府、涉農企事業單位組織建立『三個一百』工程,即聯系百個基層鄉鎮組織、簽約百家涉農企業、聘請百名優秀校外實踐指導老師,為培養新農科人才搭建優質的實踐教學平台。」海南大學鄉村治理系負責人告訴記者,今後,學生還會參加涉農企業經營管理虛擬仿真實驗、農村社會調查實驗、鄉村規劃設計、鄉村治理專業綜合實訓等實踐教學。
在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學生到企業學習,企業家到校上課,已經成為常態。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與深圳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大基因」)合作,共建了仲華基因科技產業學院,依托學校植物保護、作物學重點學科,生物技術、種子科學與工程特色優勢專業以及華大基因產業和科研平台優勢,面向生物農業產業鏈,解決種業等現代農業「卡脖子」技術需求,創新新農科人才培養模式。
「我們雙方共商培養計劃,共享教學科研資源,互派教師,共同培養適應產業發展需求、具備現代農業與生物育種素養的複合型應用型創新型人才。」仲愷農業工程學院招生辦主任劉磊安表示,通過高校教師到企業擔任高管、企業家到高校教學授課等方式,實現校企優勢互補,使學生能夠在學習期間接觸到企業的實際運營和管理,提高實踐能力。(下續)
(續上)「當烘焙溫度控制在80℃至90℃范圍時,綠茶香氣、滋味品質得以顯著提升,而色澤無顯著變化,所以低溫冷藏後烘焙處理綠茶是可行且有效的。」山東農業大學園藝學院茶學專業畢業生王魯萍站在台上,自信滿滿地匯報著自己的畢業課題。
6月初,山東農業大學的11名2024屆本科畢業生來到山東省普通高等學校示范性實習實訓基地——泰山茶溪谷,參加「2024屆山農學子茶產業課題研究畢業匯報會」。他們圍繞茶樹種植管理、茶園新型肥料研發、茶葉病蟲草害防治、優質茶葉加工以及茶葉包裝、銷售全產業鏈,提出了優化解決方案。
今年,山東農業大學創新推出「產區選題-產區實施-產區匯報」的畢業論文設計和考核模式,鼓勵學生提交練就興農本領的畢業論文和厚植愛農情懷的畢業匯報兩份畢業答卷。依托產區進行的畢業匯報也在全校20個學院中開展,涉及蛋雞、小麥、花生、煙草等多個產業,遍佈齊魯大地各個角落。
「我們結合畢業生畢業設計,從選題的科學性、研究的創新性、成果的實用性、效果的顯著性、推廣的普及性以及服務鄉村振興建設等方面,在產業產區做出回答,正是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和實踐。」山東農業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冷暢儉表示。
任重道遠,改革仍需發力
可以看到,新農科建設啟動五年來,高等農林教育的確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學科間的壁壘被打破,產教的結合更緊密,從入學到畢業,育人的過程內外合力、上下連通。
以往,農科專業大都圍繞產業和科學對農業生產的細分進行設置,學科被劃分為種植、植保、土壤化肥、園藝等細分專業。師生們在各自的領域「單打獨斗」,且與實際生產經營的結合不夠,科研成果難以應用,人才在鄉村也扎不下根。
「如今,學科交叉融合成為農林院校專業優化調整的主要方向,新農科學科專業佈局不斷調整。同時,農林院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不斷深化,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也在不斷完善。」曹志軍說。
更直觀的成果則體現在學生身上。
「經過教育,很多學生對農業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能夠勇敢地擁抱這個行業。同時他們具備了更多元、更先進的知識和技能,到了社會上也更有競爭力和發展潛能。」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動物與科技學院副院長劉文俊感受頗深,「即便行業還是那個行業,企業還是那些企業,但人變得不一樣了,故事也會不一樣。」
放眼全社會,農學的熱度也正在提升。中國農業大學農學類專業近年來第一志願報考率每年提高10%左右,錄取平均分數超一本線的差值每年上升8至9分,生源質量逐年提升。今年5月,上海市教委宣佈將理工農醫類本科招生比例提高到50%以上。在《百度熱搜·2023高考大數據》中,農業工程專業位居熱門專業搜索熱度攀升榜第二名,較上年增長43%。
雖有成效,但現實的困境仍然存在。
從大背景來看,與工學、醫學、人文社科門類相比,農學的社會關注度還不夠高,直接影響了生源質量和就業形勢。同時,一些地方院校在科研投入、科技創新能力方面存在短板,獲取經費難度較大,不利於高層次人才引進,也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具體到新農科建設而言,整合教學資源、平衡各方利益、重構評價體系,都是高校將要面對的問題。
目前,食品營養與健康、智慧農業、農業智能裝備工程、生物育種科學等新興跨學科專業勢頭向好。「這也意味著,如何推動跨學科專業建設成為下一階段深化新農科建設的重點,也是難點。」曹志軍認為,涉農高校需要進一步推動這些新興專業建設,破除新專業建設中「寬而不深」「跨而不融」的問題,真正實現學科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知識體系的交叉融合。
未來,這場改革要如何推進?當下,有更多思考正在匯聚。
6月29日,「引領新農科建設再出發」暨《安吉共識》發佈五周年研討會在中國農業大學舉行,旨在進一步明確新農科建設的方向和目標,推動中國高等農業教育改革與發展再上新台階。
華中農業大學副校長青平認為,新農科面臨的挑戰可以歸納為情懷、培養方案、課堂教學、實踐教學、教育評價5個方面。農業學科發展策略和思維模式或許也需要調整,視角應當由「內向外」轉變為「外向內」,依據社會經濟與產業的實際需求,設計佈局專業和培養方案,避免閉門造車。
北京林業大學副校長張志強也談到,新農科建設要緊跟行業企業的真實需求,特別是在人才培養的目標設定上,要直接反映這些需求,「我們的教育模式必須跟進技術創新和管理實踐中的變革,通過體系化、實踐導向的教育,使學生能快速適應並引領行業發展。」
同時,也有更多力量正在加入。
6月11日,寧波現代農學院正式成立。這是一所「背景強大」的學校——由浙江萬里學院攜手寧波市農業科學研究院等5家單位合作辦學,共同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模式。學院計劃自2025年開始招生,並設定了清晰的發展目標:以農業資源與環境、水產和生物工程等學科為基礎,在未來五年加快新農科建設、培養服務農業農村基層的緊缺人才,計劃培養本碩博學生1000人以上。
正是高校招生季,又有一批學子滿懷赤誠,決心耕耘「三農」沃土。未來的高等農林教育會給出鄉村什麼答案,讓我們拭目以待。
(趙藝璇·新農科,何以興農?來源:2024-07-09農民日報;作者單位: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李鳳亮·論文化新質生產力
文化新質生產力是新質生產力在文化領域的表現形態,加快其理論闡釋與實踐探索是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提升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的重要基礎。
新質生產力在文化領域內呈現新質態、新類型
新質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具體到文化領域中,文化新質生產力可以概括為:以創新為驅動,以高科技為支撐,以高質量和高效能為指引,以文化創作生產為核心內容的形態。主要體現為其新質態的躍升、新類型的形成。
從生產要素看,由新型文化勞動力、新型文化勞動對象、新型文化勞動工具以及新型文化基礎設施組成。在新型文化勞動力方面,一大批具有創新精神、掌握先進技術的新型文化工作者不斷湧現,是推動中國文化創新的重要力量。
在新型文化勞動對象方面,新技術應用使文化產業邊界不斷拓展、應用場景持續增加,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深度融合日益成為文化產業的「新戰場」、新支點、新載體;在新型文化勞動工具方面,生成式預訓練轉換器(GPT)、視頻編輯工具FCP等新型生產工具極大地提高了文化生產效率和質量,推動文化產品與服務更加多樣化、個性化;新型文化基礎設施如數字博物館、網絡圖書館、智能文化體驗館等,為人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文化服務。
從文化業態看,催生了以下新業態類型:
一是以新質生產力路徑引入新的文化元素和創意,對傳統文化內容進行創造性重構和創新性表達,形成了推動傳統文化資源和文化內涵煥發新光彩的創新性文化業態。例如,「數字敦煌·開放素材庫」是全球首個基於區塊鏈的數字文化遺產開放共享平台,它向全球開放了6500餘份高清數字資源檔案,有力支撐了敦煌文化的全球化傳播。
二是文化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加速了跨行業、跨文化和跨場景等融合性文化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例如,上海、成都、西安、哈爾濱等城市,利用藝術IP創造性開發城市文化資源,探索出了「科技+文化+旅游」的文旅產業融合創新實踐路徑。
三是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新交互媒介推動下,消費者不再被動接受文化產品,而是積極參與到文化產品的再創作過程,催生了一批互動性文化業態。這種互動性不僅增強了消費者的參與感和體驗感,更有助於供需兩端進行雙向調適,進而推動文化產品創新和升級。
文化新質生產力的主要特征
依托於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構建與完善,現代文化產業又通過不斷與互聯網、5G信息、雲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感知技術等新興科技手段深度融合,使其生產方式更加高效,文化產品與服務質量大幅提升,更好滿足新型文化消費市場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此意義上,文化新質生產力有別於傳統文化生產力,「新」在科技創新,「質」在高效高質,因而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鮮明特征。
高科技特征。目前,高科技已經成為文化創作的重要工具。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虛擬現實等技術的應用,使得文化創作者能夠創作出更加豐富、生動、逼真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拓寬了藝術的表現形式,也豐富了藝術的表達內容。例如,在數字技術廣泛應用的藝術展覽中,觀眾可以看到數字技術創作的各種形式的文化藝術景觀,包括數字繪畫、數字雕塑、數字影像等;通過虛擬現實技術,用戶可以身臨其境地體驗歷史事件、藝術展覽、人文景觀等,這些方式極大地豐富了文化體驗的形式和內容。
高效能特征。既包括提高文化生產效率,也包括發掘文化事業、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新動能。在提高文化生產效率方面,數字化生產流程和自動化管理系統在文化領域得到廣泛應用,逐步實現對文化產品從創作到生產、從分發到銷售的全程數字化管理,減少了搭建研發工具、實現創意落地、建立營銷渠道的成本,大大提高了文化生產效能,突破了傳統媒介下文化傳播效率低、范圍小、形式較為單一的局限。
賦能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將豐富文化內容的存儲介質載體,革新文化演繹呈現形式,開辟文化傳播互動渠道,催生出文化新業態,從而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注入新動力、提供新動能。《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2022),明確提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台,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這將為文化生產活動提供高質量素材,提高文化創新效率。
高質量特征。極大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文化生產要素活力,不僅能夠提高文化生產質量,還為文化市場的跨領域創新合作、新型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研發拓寬了生產要素流通渠道,有助於提高文化供給質量,更好滿足消費者的文化需求。
體現在生產制作環節,是作為產業化的生產標准而存在的,它是對文化產品本身的質量要求,如影視作品的清晰度、藝術水准等。文化供給質量則主要體現在消費流通環節,是作為市場化的供給機制而存在的,主要針對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言,如影視作品是不是觀眾所需要的,作品的可選擇性、獲得的便利性以及消費成本如何等。
最終能夠實現具有文化內涵、藝術價值、精神能量的高質量文化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例如,河南衛視制作的節目《洛神水賦》以創新思路和先進技術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能,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質量融入當代人的生活,自播出以來,視頻播放量已超過1億次。
培育和發展文化新質生產力的實施路徑
培育和發展文化新質生產力,必須堅持創新驅動,在加快發展新型文化企業、文化業態、文化消費模式的同時,不忽視、不放棄傳統文化產業。要在改革、融合、知識產權保護、人才等關鍵點上持續發力,因地制宜培育和發展文化新質生產力。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一是構建滿足文化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新型生產關係。深化文化領域「放管服」改革,建立完善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等文化產業發展新趨勢的市場監管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文化市場主體的創新動力,形成活力迸發、流通高效、開放共贏、不斷適應文化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二是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元宇宙等新興技術應用優勢,推動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文化資源有機共生,推動公共文化資源與個體文化資源有序整合,推動產業文化資源與事業文化資源有效協同,構建「全民創新」「上下貫通」的文化創新協同機制。三是構建多元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費的市場表達與滿足機制,引導文化生產向多元化、個性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完善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的調控機制。
做好「融合」文章,促進文化產業品質效益雙提升。一是推進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文化生產質量。加大對文化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制定完善資金支持和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鼓勵全行業樹立以高新技術賦能文化領域高質量創新的發展理念。鼓勵文化企業運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等創新手段,提升文化產品質量和用戶體驗。打通「文化+科技」全產業鏈,推動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鼓勵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開展文化科技創新活動。二是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動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依托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歷史文化資源,開發形成極富魅力的人文與自然相結合、科技與藝術相交融的文旅產品。加快文化和旅游產業服務融合、生態融合、業態融合,推動文旅科技、文旅競技、文旅會展、文化演藝等細分市場提質升級,促使文化與旅游產業形成發展合力。
加強文化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彰顯文化創新價值。知識產權是文化創新的核心要素,保護知識產權是激勵文化創新的重中之重。一是通過立法手段,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明確文化創作者的權益和利益分配機制,為文化創新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侵權盜版行為,維護文化市場秩序,保護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三是制定完善一系列支持政策,包括稅收優惠、資金扶持、項目資助等,鼓勵企業和個人投身文化創新活動。四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交流合作,借鑑國外先進經驗,提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能力。
構建多層次文化人才培養體系,強化推動文化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人才支撐。文化人才是文化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要素,構建多層次文化人才培養體系是提升文化人才素養的內在要求。一是從基礎教育階段開始,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培養學生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和愛好。二是在高等教育階段,優化設置文化相關專業,培養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文化人才。三是在吸引優秀文化人才方面,優化就業生態,為文化人才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良好的就業前景。四是通過設立文化人才獎勵制度、舉辦文化人才交流活動等方式,激發文化人才創新創造活力。
(李鳳亮·論文化新質生產力;來源:2024年第7期《黨建》雜誌 2024-07-03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黨委書記、教授,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院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推進文化自信自強的時代背景與現實途徑研究」23ZDA081)、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特別委托重點課題「城市文明典范研究」(SZ2022A005)的階段性成果])
方朝暉:文化軟實力之我見
很高興來參加武漢大學文化軟實力高峰論壇。我想從傳統文化來談談當代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問題。我認為,從儒家思想的角度講,文化軟實力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程度問題。儒家講「夷夏之辨」,主張王道、反對霸道,實際上是追求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從這個角度來講,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離文明進步的理想還有很大差距,所以離真正的文化軟實力還有很大差距。從國學或者儒家思想傳統來看,我認為至少有四個方面值得我們好好去關注:
第一,今天社會盛行一種不安定的情緒。這導致大家都非常狂躁,不知道自己的終極目標是什麼,無論是個人的生活、生涯的規劃,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未來的預測,究竟終極目標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早晨在武大校園裡散步,欣賞美景。武大校園是全國大學校園當中名氣最大也最漂亮的之一,有很多非常美麗的、解放前的建築,也有很多解放後甚至最近幾十年的建築。我發現武大校園的建築跟我校校園的建築有一個相似之點,即最好的、最可珍惜的房子還是解放以前建的老房子,看起來最有品位,玩味不已。凡是新中國以後,特別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的房子,基本上就像火柴盒一樣的簡陋。仿佛建的時候就已經打算拆了,沒打算讓它用個數十年、上百年的,所以不可能太追求美觀。我們學校這幾年也建了不少新房子,尤其是百年校慶的時候建了很多新房子,看起來非常的氣派。但是稍微走進一看,已出現裂縫、雨後污點等等,讓人感覺沒有精雕細琢,很粗糙。
為什麼現代人比過去有錢多了,物質條件、硬件設施、科技手段遠好於古代,卻建不出古人那麼有品位的房子來?其實並不僅僅是技能比古人差,我想不是這個原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心態不一樣。現代人對事情急功近利,都要解決當下的問題,能夠滿足若干年內的政績需要或者說在未來十年、幾十年內的居住需要,就已心滿意足了。也不是說我們沒有審美意識,任何人都有愛美之心,我們當然也是愛美的。但是,為什麼沒有古人那種把美做到極致精的精神?為什麼在追求美的同時,讓一種急功近利的思想來主宰自己?這背後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情緒性急躁,這種急躁在一定程度上是時代的產物。
比如我們成天講創新、翻新、革新,要不斷進步,與時俱進,這種心態也是急躁的原因之一。然而這種心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進化論就是說世界是不斷進步、不斷發展的,所以我們只知道要不斷地變、變、變,但並不知道究竟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換言之,今天建房子時覺得,若干年以後可能會有一個新的樣式出來,時代在不斷地發展嘛,今天的房子建得再好有什麼用呢,說不定還是會被推翻,所以乾脆也不考慮太長遠了。
現在我們每隔若干年大政方針就要大幅度地調整一次,或者一些重要的變化就要發生,我們要使盡渾身的氣力去緊跟、學習、領會。不斷緊跟、不斷變化、不斷調整,我們永遠在不斷調整和緊跟當中,情緒永遠不能安定下來。我們忘記去問問自己,究竟在什麼時候才能夠安定下來,整個民族的情緒究竟在什麼時候才能夠安定下來。如今全社會的不安和狂躁與此有關。從國學角度來講,這也是和一個文明社會的理想不太一致的。(下續)
(愛思想 201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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