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當時試著翻譯毛姆的《人性枷鎖》的第一章。有個英文詞egg-top，指的是英國人吃煮雞蛋時敲開外殼挖下頂端的那部分。我譯成“雞蛋頭”，又覺得莫名其妙，於是找馮伯伯商量，他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說，飲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譯的。我們討論一番，還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雞蛋頭”。

說實話，我用這麼簡單的問題去糾纏一個老翻譯家，純粹是找借口。他們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來的書，特別是外國文學作品。那些書名我都忘了，只記得有一本馮伯伯譯的海明威的《第五縱隊》，再現了海明威那電報式的文體，無疑是中國現代翻譯的經典之作。他自己也對《第五縱隊》的翻譯最滿意。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你想一次翻譯成功不行，總是改了又改，出了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我推倒重來了五、六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了。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可翻譯是我的愛好……”

馮伯伯是個溫和的人，總是笑瞇瞇地叼著煙斗，臉上老年斑似乎在強調著與歲月的妥協。我那時年輕氣盛，口無遮攔，而他正從反右和文革的驚嚇中韜光養晦，卻寬厚地接納了我的異端邪說，聽著，但很少介入我的話題。

正是我把四人幫倒臺的消息帶到聽風樓，我們的關係發生了改變，我不再是個用“雞蛋頭”糾纏他的文學青年了，我們成了“同謀”——由於分享了一個秘密，而這秘密將分別改變我們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馮伯伯徹夜難眠，為了不驚動馮媽媽，他獨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風雲變幻，大半輩子坎坷都歷歷在目。他本來盤算著“夾起尾巴做人”，混在社會閑雜人員中了此殘生。

二

偶爾讀到馮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讓我感動，無疑對解讀他的內心世界是重要的。這篇短文是由於凡高那幅《向日葵》拍賣中被私人據為己有引發的感嘆，由此聯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買下的一張復制品。

他寫道：“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著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著糞車，走過一家農民的茅屋，從籬笆里探出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向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綠色墻上掛著的梵高《向日葵》。我憶起那時家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著大人腔說話，接著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來，爬上桌子指著我在唸的書，說等我大了，我也要唸這個。而現在眼前只有幾朵向日葵招呼著我，我的心不住沈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寧願到這處來兜個圈。

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幾朵慢慢變成灰黃色的向日葵，重溫一些舊時的歡樂，一直到有一天農民把熟透了的果實收藏了進去。我記得那一天我走過這家農家時，籬笆里孩子們正在爭奪豐收的果實，一片笑聲里夾著尖叫；我也想到了我遠在北國的女兒，她現在如果就夾雜在這群孩子的喧嘩中，該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見自己的父親，衣衫襤褸，推著沈重的糞車，她又作何感想?我噙著眼里的淚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什麼畫出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