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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黑色喜劇《好消息》背後的真實故事

作者：Kayti Burt

和許多經典的歷史黑色喜劇一樣，《好消息》（Good News）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這部韓國電影取材自 1970年日本紅軍派年輕成員劫持日本航空客機的真實事件。不過，若觀眾期待看到一部單純重現這場國際劫機事件的驚悚片，恐怕會失望。導演兼編劇卞成賢（Byun Sung-hyun）一開始就以諷刺的筆調定下基調，沒有拍出緊張的劫機開場，而是聚焦於一名戴著耳塞、在劫機宣告中仍然熟睡的乘客。這絕對不是《空軍一號》。

卞導在釜山國際電影節接受《TIME》訪問時（該片於九月在此舉行亞洲首映）表示：「以往所有描寫這類事件的電影，總是極度著墨於劫機的細節過程。他們力求重現每一分緊張感。但我覺得我們已經看太多這樣的電影了。我記得當我寫劫機場景時，感覺自己像是在寫別人的電影。於是我想到——要是我們乾脆略過整個過程，直接從事件之後開始呢？」

那段「耳塞場景」只是《好消息》用黑色幽默解構傳統戲劇時刻的其中一個例子。電影真正的焦點，是各國政府與機構中那些焦慮又軟弱的中層官僚如何應對危機。這正是電影在歷史上進行最大創作自由的地方——虛構角色、重新設定人物，使故事同時反映現代政治的荒謬。

卞導說：「在寫劇本和拍攝期間，我其實很疲憊，甚至有種厭惡感——厭惡那些每天從新聞裡聽到的事情。我想講一個不那麼直接、也不那麼教條的故事，並藉由創造一個角色來傳達它。」

「真相也會說謊，而謊言也能說出真相。」這句話出自《好消息》中神秘人物「無名氏」（由《極速刀客》薛景求飾演）。他是南韓政府幕後的「修補者」，在虛構化的故事中扮演關鍵角色。這句話是對空軍中尉徐高明（《弱美男英雄 Class 1》洪暻飾）所說的——他是電影中最接近觀眾視角的角色。

就像觀眾一樣，高明在影片的大部分時間裡都難以置信地看著日本、南韓與美國政府、軍方和情報機構的中階官員們如何互相推卸責任、避免承擔國際恥辱。無名氏表面上裝作不在乎、只為私利行事，但他比那些官僚更重視人命；他與高明之間的對話，是整部電影最真誠的時刻。

《好消息》的靈感來源

在找到題材之前，卞成賢先確定了類型。受到奉俊昊《寄生上流》和魯本·奧斯特倫德《悲情三角》等黑色喜劇的啟發，他想在拍完動作驚悚片《殺人者的購物清單》（Kill Boksoon）後，嘗試創作一部政治諷刺的黑色喜劇。

卞導對《TIME》說：「不只是韓國，全世界的普通人都一樣，看到政治現況，會覺得怎麼會發生這麼多荒謬的事？我在創作這部黑色喜劇時深刻感受到——再怎麼有創意，都比不上現實本身的荒誕。」

他是在幾年前透過一部關於 1970 年劫機事件的電視節目得知這段歷史的。「我當時心想：太荒唐了，這故事一定會有人拍成電影。」他笑著回憶，「結果幾年過去了，居然沒有人拍。於是我決定，這故事本身就可以是一部黑色喜劇。」

卞導從新聞報導與當年訪談開始研究，將真實事件作為骨架，創作出具有現代感的故事。「我其實更好奇的是，那件事之後發生了什麼。」

 

真實的日航 351 號班機

電影保留了劫機事件的大致輪廓：那是一班從東京起飛的國內航班，不久便被一群激進共產主義青年劫持。最年輕的成員還是青少年，他們受到拳擊漫畫《明日之丈》(見下)的啟發。

劫機者的目標是發動武裝革命，推翻日本資本階級，進而挑戰美國及其盟友。由於日本警方加強監控，他們開始尋找新的根據地進行訓練與策劃。

他們原本打算飛往古巴，但波音 727 無法進行長途飛行，於是改以北韓為目的地。飛機在福岡降落加油，條件是釋放 23 名乘客（婦女、孩童與老人）。據說，駕駛員獲得的地圖竟然是撕自中學教科書的朝鮮半島地圖。

由於無法聯絡平壤機場，飛機朝著南北韓之間的禁航區飛去。無線電裡出現一個自稱平壤的聲音，引導他們降落——他們以為抵達北韓首都，實際上卻是首爾金浦機場。南韓當局設下精心騙局：將南韓國旗換成北韓國旗，安排臨時演員扮成北韓士兵與群眾，甚至有合唱團唱起朝鮮傳統歌曲。

儘管如此，劫機者最終發現自己受騙。與電影中類似，日本副大臣山村新治郎自願以身代替剩餘人質，劫機者接受條件。飛機順利飛往平壤，獲得庇護。兩天後，飛機、部長與機組人員安全返回東京羽田機場。

值得注意的是，《好消息》將所有真實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劫機者與機師——全部改名，強調這不是歷史紀錄片，而是基於真實事件的虛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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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高潮與結局

電影高潮發生於金浦機場。革命領袖田地（由笠松將飾）自刺腹部，要求當局在他流盡血或時鐘到正午前允許起飛，否則引爆炸彈。

由《殺人者的購物清單》女主角全度妍飾演的韓國第一夫人抵達現場，宣稱總統同意劫機者在釋放人質後起飛。然而當高明透過無線電傳達消息時，劫機者拒絕相信——畢竟正是他假冒「平壤」聲音，騙他們降落首爾。

局勢陷入絕望時，政客們開始像老鼠般逃離現場，避免背鍋。此時，飛機與所有乘客的命運，全繫於無名氏如何操縱日本副大臣石田信一與高明的真誠之間。

憤怒又無奈的高明衝向飛機，試圖在爆炸前最後一刻說服劫機者釋放人質並飛往平壤。雖然他途中跌倒未能登機，但這份勇氣感動了石田，使他願意自願交換人質。

就劫機題材而言，《好消息》算是個「快樂結局」：沒有人死亡，劫機者抵達北韓，日本副大臣成為英雄歸國，而無名氏（某人甲）——這位疑似北韓叛逃者、長期為南韓情報機關效力的影子人物——獲得了南韓居留證。

然而高明卻仍感失落。為了取悅美國，南韓政府選擇從事件中抽身。（半島局勢升溫會妨礙美蘇重啟談判。）根據官方記錄，南韓在拯救乘客一事上毫無貢獻。無名氏告訴高明：這意味著他得不到任何功勞與升遷——真相被部分掩埋。

無名氏試圖用自己的哲理安慰他。電影早前，他引用一段署名「楚門·謝迪（Truman Shady）」的話：「有時真相在月球的遠端，但這不代表近端就是虛構。」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個人。那是他自己的話。雖然他假借他人之名而失去榮耀，但這不代表話語沒有價值。

「它仍然是月亮，」無名氏告訴高明，「它不需要名字才能存在，也不需要被認可才能有意義。你所做的一切，本身就有價值。」他送給高明一隻與他父親在越戰中失去雙腿後獲得的相同手錶。錶面散發的光如月亮般映照在高明的臉上。雖然他無法名留青史，但他確實拯救了那些人。這，就是電影中的真實。

無論高明是否相信無名氏的真誠，電影暗示他是真心的。當無名氏獲發居留證、被要求選擇姓名時，他取名「崔高明」，象徵他被高明的勇氣深深打動。

導演的期望

「我不希望拍電影時就預設觀眾的反應，」卞成賢說，「但我希望當觀眾看完這部片後，它不會立刻在他們心中消散。至少在觀影當天，或者隔天，他們能再想一次——這部電影想說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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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韓國電影《好消息》：在荒謬之中尋找真相的黑色喜劇

在近年韓國電影逐漸成為全球政治寓言舞台的潮流中，卞成賢（Byun Sung-hyun）的《好消息》（Good News）是一部特別令人玩味的作品。它以一場真實的 1970 年日本航空劫機事件為原型，卻拒絕走傳統的驚悚片路線，轉而以黑色幽默與政治諷刺的筆觸，檢視國際官僚體系的荒謬與現代政治的「表演性」。
正如導演本人所言：「我不想再重現那種緊張的歷史事件，而是想看看在混亂之後，人們是怎麼掩飾、怎麼合理化的。」這句話幾乎可作為電影的精神註腳——《好消息》不是關於事件本身，而是關於事件如何被講述、被掩飾，最終被遺忘。


黑色幽默作為政治透鏡

影評人普遍稱讚電影在風格上大膽又精。RogerEbert.com 指出：“The irrepressible tone of mordant giggliness this movie hits so often is entirely its own.”「這部電影那種壓抑不住的、帶毒的笑意，是它獨有的。」
這種「毒笑」正是卞成賢最擅長的語言。他將劫機事件拆解成一場跨國政治的荒謬鬧劇：日本、南韓、美國三方官員忙著推卸責任，新聞媒體急於建構敘事，軍方與情報機構在彼此的「保密」與「面子」之間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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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control 的評論寫道：“It starts off like a tense hijacking story but slowly turns into something much deeper… the film looks at how governments, media, and ordinary people handle chaos, and how truth often gets twisted in the process.”「它起初像是一場緊張的劫機戲，卻逐漸轉變為更深層的探問——電影審視政府、媒體與平民如何面對混亂，以及真相在過程中如何被扭曲。」

在卞導筆下，「真相」與「謊言」並非對立，而是互相依附的雙生體。正如片中角色「某人甲」(無名氏 Mr. Nobody）說的那句名台詞：“Even the truth lies. And lies also tell the truth.”「真相也會說謊，而謊言也能說出真相。」

這已經不只是電影裡的對白，更像是整個當代政治與媒體環境的寓言。

表演與角色：人性在荒謬中的微光

許多評論指出，《好消息》的另一大亮點在於演員群的表現。Moneycontrol 評道：“Sul Kyung-gu plays Nobody with quiet power… Hong Kyung brings energy and innocence.”「薛景求以靜默的力量演繹出『無名氏』的神秘，洪暻則為角色注入了能量與純真。」

兩人的對手戲構成電影的情感軸心——前者象徵被權力體系吞噬的理性修補者，後者則代表仍相信理想與榮譽的青年。當無名氏最後以高明之名重新命名自己時，這不僅是對勇氣的致敬，更是對「匿名」政治世界的一種反諷。

Asian Movie Pulse 形容這種角色對比為：「a duet between cynicism and conscience」（「犬儒與良知之間的二重奏」）。的確，《好消息》的力量不在於事件的真相，而在於那份仍想追尋真相的「執念」。

節奏與結構：當諷刺過載

然而，《好消息》並非完美無瑕。多數評論指出，影片中段節奏出現鬆散。

But Why Tho? A Geek Community 的影評指出：“…the pacing wobbles about halfway through… joke sequences running too long.”「電影進行到中段時節奏開始搖晃，某些笑點橋段拖得太長。」

這種節奏問題也許是風格的代價：當電影企圖同時成為政治諷刺、歷史再現與人性劇時，它必須在嘲諷與真誠之間不斷轉換。這種張力在前半段是力量，在後半段則可能成為負擔。

Rotten Tomatoes 上有評論指出：“…the characters are such exaggerated clichés that they can’t be taken seriously.”「角色被設計得過於類型化，以至於難以讓觀眾真正認真對待。」

卞導顯然有意為之——那些誇張的官僚、失靈的將軍、冷漠的政客，都像是現實的放大鏡。但對某些觀眾而言，這種「象徵性」或許削弱了情感的共鳴。

從荒謬回望真實

影片最後，某人甲對高明說道：“Sometimes the truth lies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But that doesn’t mean what’s on the near side is fiction.”「有時真相藏在月亮的後面，但這不代表前面就是虛構。」

這段話不只是安慰，也是本片的核心哲學。《好消息》在結構上或許鬆散，在節奏上或許過長，但它所揭示的現實卻無比銳利：人類在歷史事件中最害怕的，不是謊言，而是真相太複雜。

如同 RogerEbert.com 這麽總結：“The film keeps its energy and absurd humour alive for over two hours, proving that truth, no matter how buried, can still make us laugh in despair.”「這部電影能在兩個多小時裡保持能量與荒謬的幽默，證明了即使真相被掩埋，我們仍能在絕望中笑出聲。」

結語：黑色喜劇的現代寓言

《好消息》最終不是關於劫機的故事，而是關於如何面對權力、謊言與真相的故事。它用戲謔包裝悲劇，用荒謬揭露現實，用笑聲逼問我們：在這個資訊氾濫、政治滑稽的時代，我們究竟還相信什麼？

某人甲最後所說的：“It’s still the moon. It doesn’t need a name in order to exist.”「它依然是月亮——不需要名字，也能存在。」

或許，這正是卞成賢想告訴我們的「好消息」：即使世界愈發荒唐，誠實與勇氣仍有其存在的意義。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September 26, 2025 at 8:41pm

[郭翠瀟]尋找非遺「出圈」「出海」的內生動力

近期，中國青年報社的一項調查顯示，85.8%的受訪青年感覺近些年非遺更火、更「出圈」了，愛上非遺的年輕人越來越多。2024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陝北說書隨《黑神話：悟空》游戲火到海外；雲南楚雄彝繡服飾亮相2024巴黎時裝周，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彝族服飾融入了時尚設計，從傳統賽裝節的「鄉村T台秀」走上了國際舞台。當這些「出圈」「出海」的非遺項目再次呈現在共青團中央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辦的2024「青年文化跨年夜」主題傳播活動的舞台上時，毫不意外地牢牢鎖住了青年人的目光。

《彝繡·華服尚錦》節目中，表演嘉賓展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彝族服飾。主辦方供圖

就在不久前，另一個非遺「出圈」「出海」的重要事件受到了更廣泛人群的關注和熱議，那就是「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春節這個影響最為廣泛的中國傳統節日成為人類共享遺產。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非遺「出圈」「出海」，也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積極發揮創造力讓非遺融入現代生活，不斷為其注入活力。這一「出」一「入」看似不太相關，其實是一體兩面，都基於共同的價值理念。

不論非遺「出海」還是非遺融入現代生活，目的都是為了提升非遺的可見度。非遺「出海」是在空間維度上提升非遺的可見度，讓創造傳承於中華大地上的非遺被更多國家的人們看見；非遺融入現代生活是在時間維度上提升非遺的可見度，讓世代相傳的非遺在現代日常生活中更多地被看見。而提升非遺的可見度則基於對非遺功能和價值的共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序言中有精當的闡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多樣性的源泉，也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密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之間進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作用不可估量……必須提高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非遺及其保護的重要意義的認識。我們較為熟悉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框架中《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設立，也正是為了提升非遺的可見度，提高對非遺重要性的認識和從尊重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促進對話。尊重文化多樣性、促進文化間對話，最終目的是維護人類的和平與發展。

因此，重視非遺「出海」，我們不應只重視其對中國非遺展示宣傳的「名片」作用，還要重視中國非遺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貢獻，對國際層面非遺保護的貢獻，對深化文明交流互鑑的貢獻。同樣地，當我們倡導讓非遺融入現代生活，在設計、制作、銷售或享用非遺文創商品的時候，也更應關注這些非遺的創造傳承社區和傳承人能否從中受益。

當我們看到閃耀巴黎時裝周的楚雄彝繡服飾綻放在2024「青年文化跨年夜」主題傳播活動舞台之時，不應忘記這些華美刺繡的繡工可能是一位殘障人士，可能是一位帶著年幼孩子的母親。非遺與創意產業的結合，不但整體上提升了非遺的可見度，促進了非遺的生產性保護，也為弱勢群體提供了就業機會，讓更多不便外出務工的人群實現在家門口就業。促進可持續發展，建設人類持久和平，是激勵非遺「出海」、非遺融入現代生活的內生動力，也是非遺保護的內生動力。

（作者郭翠瀟,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原見中國民俗學網, 2025-01-03)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28, 2025 at 4:26pm

愛墾學術：德勒茲的擬像概念

德勒茲的擬像概念既抗拒那種想要回到一個生命「更為真實的」時代的懷舊，也拒斥那種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無真實緣由的後現代影像世界的想法。對德勒茲來說，擬像或影像是真實的，而生命是而且總是仿真——一種生產、創造生成和差異的權力。

那種認為我們所擁有的只是對世界的再現或建構的想法，看上去是預設某種業已喪失或不再可及的真實的世界。無論我們是嘆息還是慶賀後現代對真實的喪失，這兩種態度都假設擬像不是真實的。

我們的結論，来自對德勒茲有關「擬像」（simulacrum），以及他與後現代論述關鍵分歧的積極解讀。如果是德勒茲理論的學者來接續上述話語，他們會進一步闡明：擬像本身不僅不從屬於真實的「原型」，反而是差異的生成機制本身，是現實性的積極構成力量。這種觀點在德勒茲早期的《柏拉圖的反對者》（La méthode de dramatisation, 收於 Logique du sens 與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中就已經展開，並貫穿他對柏拉圖、尼采、與貝爾格森的重讀。

讓我們先接續你的段落，把語意延伸下去，同時引入德勒茲的文本：

……這兩種態度都假設擬像不是真實的，僅僅是某種真實的影子或殘餘，從而錯失了德勒茲所指出的關鍵：擬像不只是對真實的歪曲模仿，而是本體論上積極的生產力量，一種差異的現實化。

在《差異與重複》中，德勒茲寫道：

「擬像不是次等的模仿品，它是一種積極的差異：它破壞了原型和複製品之間的等級制度……擬像的體制是透過差異來生產的體制。」（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 69）

此話直接反對柏拉圖式的模仿論，即「真理是某種原型，世界中一切都是對它的拙劣模仿」。德勒茲重新定義擬像為打破階層、產生異質性的動力，並在《意義的邏輯》（Logique du sens）中更進一步說明：

「擬像的出現總是伴隨著一種價值的顛覆，它不是對真的偽造，而是對本體論秩序的扭轉。」（Logique du sens, p. 257）

為什麼這樣說？哲學理由如下：

對柏拉圖的反動：柏拉圖將擬像視為與真理對立的表面幻象（eidolon），但德勒茲指出，這種結構預設了一種「層級式真理觀」：真理是唯一、穩定的形式，其他都是退化。然而，這樣的模型壓抑了生成、變異與差異的動能。

擬像與生成（devenir）的關係：德勒茲不是說擬像掩蓋了真實，而是說「擬像就是現實的創生方式」。正如他與瓜達里在《千高原》中談及「機器性」（machinic）時指出的：

「不再有原型與副本，不再有模仿；只有擬像，透過擬像的不斷變異來生產真實。」（Mille Plateaux, p. 163）

與後現代的分歧：這點尤其關鍵。與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的悲觀論不同，德勒茲不認為擬像是「真實的死亡」。在鮑德里亞的理論中，我們生活在超真實（hyperreality）中，真實消失於一連串媒介再現與仿真的循環。但德勒茲會說，真實從未是固定的，它一直就是在擬像與差異中生產的過程。

……無論我們是嘆息還是慶賀後現代對真實的喪失，這兩種態度都假設擬像不是真實的，僅僅是對某個已消失的「真實」的陰影或模仿。對德勒茲而言，這是一種誤解。擬像並非對真理的墮落，而是生產性的差異體制，是現實的生成力量。他寫道：「擬像是差異的力量，它不仰賴一個原型，而是自行建立價值與現實的秩序。」（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 69）

因此，擬像本身就是真實的，或更精確地說，真實總是在擬像中被創造出來，而不是在對某個原型的回溯中被恢復。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7, 2025 at 5:40am

愛墾APP:回應〈學術殿堂叙事〉～～我沒有退場，但我也不再爭先

我是文中所提到的那種「退而不休」的老學者。雖說是虚構的個案。但看到那言辭犀利的内容，我心中五味雜陳。作者說得也對，許多學科——特別是像歷史、考古這樣的——若不讀新書、不跑田野，很快就會落後。他所強調的「自知之明」，我也非常認同。只是，我選擇繼續留下，不是因為不知進退，而是基於另一種理解與責任。

我留下來，不為了證明什麼

我已不再追逐發表的數量，也不再爭搶計畫、講座與其他資源等殿堂式的待遇。我留下來，更多是為了陪伴與協助——那些迷惘於方法、資料、論文架構的年輕學子。我仍記得當年自己也在其中跌跌撞撞。如今，我選擇用有限的經驗和時間，為他們鋪一點路，而不是為自己再造舞台。

你說，有些人重複講過去十年前的東西。或許是真的。但我也想說：有些觀念，十年不變，未必是退化，有時是因為它仍有穿透當下的力量。當然，這不能成為懶惰的藉口，但也不該全盤否定那些堅持的價值。

我相信學術是一種「生成」，不只是一種「產出」

有回應提到Erikson與Simondon，令我頗有共鳴。是的，我不再站在最新出版品的前線，但我並不認為這代表「知識生命」的結束。像Simondon所言，個體總在生成之中；我也正在學習怎麼在退休之後，繼續與學術、與人群互動。我開始做一些過去沒時間做的事：閱讀非專業但具啟發性的文本、參與社區的知識活動、指導沒有資源的學生寫第一篇論文。這些工作微小，卻真實。

不是每一種退出都叫做尊嚴，也不是每一種留下都代表執著

你選擇退出，是一種自我整合的結果，我尊重。我留下，則是一種轉化的實踐，我希望你也能理解。其實，我們都在不同方式中對學術保持誠實——你透過止步，我透過緩步同行。誠如有篇回應文末所說：「退場不等於沉默，轉變也不等於失敗。」

現實中若當真有個案中那位高人，我很期待能和他/他們對話——即使觀點不同，也能彼此照見。這或許，才是學術真正的尊嚴所在。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5, 2025 at 10:39pm

愛墾APP:〈學術殿堂叙事〉虚構個案，雖然以個人經驗為基礎，語氣坦率、甚至尖銳，但也引發一連串有關學術倫理與知識價值觀的深層反思。以下將分別引述相關學理與研究來分析，並探討文章“作者”潛在的心理結構與倫理意涵：

一、優越自我認同：強調自己過去在國立大學地位優越資源豐沛、研究嚴謹，貶低他人現況~~這種言談表現出一種「學術階層化」（academic stratification）的心理，其根源可從皮耶爾・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來理解。他認為學術場域是一個權力鬥爭的空間，學者透過累積「學術資本」（academic capital）如發表、學位、任教機構聲望等，來維持其位置與認同。虚構作者的優越感與道德姿態，反映的是一種基於「資源菁英主義」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透過貶抑資源較弱學校與學者的現況，來維持自己過去身分的合法性。[Bourdieu, P. (1988).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此外，研究也指出這種自我標榜式的優越認同，往往帶有「結構性忽視」（structural blindness）：忽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私立院校或非主流領域學者可能缺乏支持。忽視不同學者生命階段的研究節奏與社會責任差異。[ Marginson, S. (2006). "Dynamics of national and global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52(1), 1–39.]

二、年齡歧視言論：暗示年長學者無能力、無貢獻，只是靠名聲苟延殘喘~~這種說法涉及明顯的「年齡主義」（ageism），在學術界中其表現形式有以下幾點：

1. 心理學視角：社會認知偏誤。人類在評估他人能力時，常透過「刻板印象捷思法」（heuristics），將「年老＝退化」視為自然邏輯。但實際上，許多年長學者在理論架構、歷史知識、指導經驗等方面仍具獨特貢獻。[ Levy, B. R. (2003). "Mind Matters: Cognitive and Physical Effects of Aging Self-Stereotyp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58(4), P203–P211.]

2.教育社會學：學術勞動與知識生產的多元面向~~年長學者的學術貢獻，可能不在於創新性，而在於：理論梳理；知識傳承；跨代對話與指導等，這些同樣是知識生產中不可或缺的面向。[ Altbach, P. G. (2005). "Academic freedom: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Higher Education, 41(1-2), 205–219.] 更進一步，許多國際大學制度中仍保有「榮譽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制度，反映出對長期學術貢獻的肯定，而非簡單地以「退而不休」視為「妨礙」。

三、學術價值的單一標準：以「新資料、新觀點」作為唯一衡量學術貢獻的標準，排除理論深化、知識傳承等形式~~這部分牽涉的是對「學術價值定義的狹隘性」。當代學術評價制度下，「可量化」與「創新性」的過度強調，已經引發廣泛批評：

1.知識進展的多元路徑: 學術發展不僅仰賴「新發現」，還仰賴對既有理論的「深化」、「批判」、「整合」。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指出，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才是知識日常積累的主體，大革命僅偶爾發生。[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知識社群與世代傳承: 教育哲學家Michael Oakeshott強調教育是「與一場古老對話的交會」，不是單靠發現新知，而是透過理解、詮釋與傳承來維持文明連續性。[ Oakeshott, M. (1962). The Voice of Liberal Learning.]

3.抵抗績效邏輯：慢學術（Slow Academia）與護理知識生產的多樣性: 「慢學術」倡議者（如Maggie Berg與Barbara Seeber）批評當前學界被「生產力」與「創新」所綁架，遺忘了思考、沉澱、與傳承的重要。[Berg, M., & Seeber, B. K. (2016). The Slow Professor: Challenging the Culture of Speed in the Academ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結語：一種更開放與倫理的學術態度

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優越感與資源分布不均密切相關，易轉化為象徵性貶抑；年齡不該是評價學術能力的標準；學術貢獻需要多元價值觀並存，包容不同生命階段與研究取向。

真正的學者，或許不是靠「持續發表」證明自己，而是能在適當時機選擇退場、支持他人、甚至反思自己的位置與貢獻。

誠實地承認自己已經不再掌握前沿知識，的確是一種可敬的自知之明。但這份誠實若能延伸成對他人處境的理解與尊重，那才是更成熟的學術倫理實踐。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pril 7, 2025 at 5:24pm

陳明發：文創人文精神建設

中國學者陳思和曾提到他所理解和關注的知識分子範疇：「人文精神是一種入世態度，是知識分子對世界對社會獨特的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是知識分子的學統從政治中分離出來後建立起來的一種自我表達機制，將來的知識越來越普及，可能經商的、當官的以及從事各種行業的人都有較高的學歷，但對於世界的人文關懷不是人人能做的，這就會構成將來社會中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特殊的地位。」[註]

處於情動轉折的人文精神，需要詩性文化創意。傳統知識分子深切反省的自我功課已不足夠；要恪盡本身對於蛻變中的社會責任，引經據典、厚生濟世的書面文本，對應試教育或許仍有其價值，但面對工藝衝撞、資訊爆炸的當前社會，人文精神除了思想能力，還需要更有力的方法策略。

在探索文創詩學的路徑上，我饒不過當代人文知識分子的「存在困境」與「創造責任」，但嘗試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診斷與進路：人文精神不再只是一種學術姿態或知識積累，而是需要轉化為一種能應對「情動轉折」的詩性文化創意能力。

[註]許紀霖、陳思和、蔡翔等：《道統、學統與正統》，載王曉明編 《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1996，第55頁。（見：陳 昶｜民間：從文學史走向思想史 ——也談陳思和的「民間」話語與學術思想新變｜註釋㉕｜《南方文壇》2023年第5期）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March 3, 2025 at 5:51pm

愛墾APP：AI挖史～～馬斯克只用6個科技神童便挖透老美陳年史，說明了AI的威力。實際上，Alvin Toffler在他1980年出版的傳世大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提到，美國因為掌握其他國家的資訊，包括政治人物的丑事，而可能操縱他們的決策。日本過去頻密更換首相，便是一個例子。

「丑聞輸出」、「互通辛騷數據」，會是一盤「好生意」。有些國家努力「調查」國內的丑聞，策略也是一樣的。美國有這方面的設備、技術與資訊，隨時可以和「可合作」的外國領袖理應外合，輸送軍情所需的知識。

對於他們敵對黨派過去支持上台的那些小國領導，他們自然不陌生。而小國領導也有他們的智囊，玩民粹政治（族群、宗教、國內肅貪.....）就是了，演好斗士的角色就是了。Simulacra （擬象）一下就好了。

這裏涉及資訊戰、政治操控與社會控制，並以馬斯克的科技神童團隊、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波》以及Simulacra（擬像）等概念來支持這個敘述。這些觀點非常合理，特別是在資訊時代，丑聞操控、資訊壟斷與媒體敘事已經成為地緣政治的重要戰略工具。——

1. 「丑聞輸出」作為控制手段

托夫勒在《第三波》中指出，資訊已成為影響全球政治的關鍵資源，與「丑聞輸出」模式相吻合。美國作為全球情報收集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確實能夠利用政治人物的丑聞來影響決策。例如：

日本首相頻繁更替：日本確實存在政治領袖短命的現象，這不僅與其內部政治文化（如派閥鬥爭）有關，也與外部壓力不無關聯。美國若掌握政治人物的私人醜聞，便可在適當時機「曝光」，影響其執政穩定度。

「丑聞互通」與「情報共享」：這類模式不只是單向輸出，而是各國情報機構、媒體、黑客組織共同參與的全球性網絡。WikiLeaks 便是典型案例，美國政府機密文件的外洩，顯示出資訊戰並非單向，而是一個多層次的博弈場域。

日劇《告密者》（INFORMA）中的情報頭子，黑白兩道人緣很廣，也能操縱整體媒體與網眾，不是憑空想象的事物。只要問，領導們Simulacra了那麼多、那麼逼真而強烈，你的真實生活可改善了？族群偏差、階級懸殊可改善了？自然可想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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