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期待偉大、英明的領袖，把出現這樣的領袖視為江山社稷最安全的保障和人民最大的福祉。在過去的五六百年間，偉大領袖從“開明君主”逐漸變化成為先進政黨的掌門人。偉大領袖是在古典共和的理想衰落和破滅後崛起的新型政治權威。

十六世紀的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君主政體的時代，列奧·施特勞斯說，“那個時代，無論是在佛羅倫薩，在意大利，還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是共和國的時代；君主政體正在上升，方興未艾；共和國毋寧說是時過境遷了。” 這個時候，歐洲的政治狀況動蕩不安，那些有權勢的王室，如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法國的瓦羅亞王室、德國和尼日蘭低地的哈布斯堡王室，不僅鞏固了君主制度，而且使它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和驕橫。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序言之後的前五章，討論全都是“暴君專制”。

君主政體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教育和培養一個英明、偉大、睿智的君主。君主不僅代表合法的秩序，而且他本人就是這種合法秩序的象征，破壞這種秩序是最大的罪惡，必須受到嚴酷的懲罰。但丁在他的《論暴君》(1400)中為凱撒辯護說，凱撒維護羅馬的穩定強大，所以不能說他是暴君，但丁在《神曲》中更是把謀殺凱撒的布魯圖斯(Brutus)和卡西烏斯（Cassius）打進了“地獄”。

意大利人文主義者，曾任佛羅倫斯執政官的薩盧塔蒂（Coluccio Salutati 1331-1406）為但丁辯護說，把這兩位以保衛共和為名謀殺凱撒的羅馬人打入地獄是完全應該的。馬基雅維里也認為君主（即他所說的“新君主”）理所當然體現了正當秩序，他在《君主論》中，討論了不同的“新君主國”­（“通過武力和能力獲得的新君主國”、“依靠他人軍隊或因為走遠而取得的新君主國”、“以邪惡之道竊取的君主國”、“市民的君主國”、“教會君主”），所有這些君主國在他那里只有統治難易的不同，但並沒有統治合法性的區別。

文藝復興時期的君主教育，不是教育一個君主3歲學會了開槍，9歲時射中移動的目標，或者在未滿8歲那年，駕駛大型貨車疾馳約120公里，平安到達目的地。君王教育不是殺手或駕駛員的教育，而是“完美之人”或“統治之人”的教育，或者是這二者的結合。如果說伊拉斯謨的《論基督君主的教育》（1516）是前者的代表，那麽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1513）便是後者的體現。知道《論基督君主的教育》的人現在已經不多了，而許多人卻都知道，或者至少聽說過《君主論》。這可以看出是歷史和人類經驗對古典著作的自然篩選作用所致。自從文藝復興時期以後，人類對於教育完美之人的君主早已不抱無謂的期待或希望，但卻對統治手段高明、毒辣的專制君王卻是充滿了恐懼與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