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納的《藝術哲學》是運用實證主義分析藝術史的著作，因此其中談論到的造型藝術主要在17世紀及以前。這和丹納藝術史學家的身份有關，也奠定了他在19世紀法國藝術批評界藝術社會學一派中的地位。

19世紀法國藝術批評界得益於畫壇的百花齊放，也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畫面。雖然德國的唯心主義美學傳播到法國以後失去了批評的活力，但是法國的藝術批評仍然有著其他各種各樣的靈感支撐。其中，文獻學家和考古學家在藝術批評方面做出了貢獻，他們依據藝術作品中的內容、技巧和風格對藝術進行分類和分析。但是文獻學家們「幾乎總是缺少對於藝術的思考」，「文獻學所推重的分析精神，使得他們的藝術史著作看起來像是把藝術作品加以排隊和分類的寫出來的博物館」，因此往往只有「百科全書」式的藝術史，未能得出對藝術的歷史性復原或是批評性判斷，這在19世紀下半頁實證主義的流行期間尤為突出。

基督教的考古學者主要面對圖像學方向，但他們更多地把圖像學用於解釋原本的基督教義而非藝術史，而且圖像學采用的方法成為了對於藝術理解的障礙，這使得對宗教藝術的藝術批評失去了對藝術本身的關注。

此外，在法國批評界還發展出了一種關注文明與藝術之間的獨特態度。這種研究方向以司湯達的藝術批評為發端，他相信藝術與社會生活之間有一種聯系。隨著實證主義在法國的發展，丹納繼承了司湯達的藝術批評視角，同時把司湯達尚未成熟的直覺形成體系，發展出「三元素說」。但最為主流的還是法國繁榮的沙龍批評文化。沙龍評論是批評家在報刊上對同代藝術家在沙龍上的作品評論，是現代意義上藝術批評的開端。而19世紀的法國沙龍文化空前繁榮，藝術批評家也獲得了社會承認的地位，並肩負起教化、引導群眾的責任。19世紀的法國沙龍批評家往往是「對藝術懷有深厚興趣的詩人或作家，試圖尋找一種「孕育著寫實主義胚胎的浪漫主義」。他們評定了安格爾、德拉克洛瓦，還對柯羅進行了闡釋性的評說，對庫爾貝表示同情，並首肯了杜米埃的藝術成就。這些批評家中，較為有名的有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蒲魯東（Pierr J.Proughou）、龔古爾兄弟（Goncourt Edmond，Goncourt Jules）和商弗勒里（Champfleury）等，他們開始的現代主義藝術運動與批評，「不再是一種針對藝術家的念緊箍咒的活動，而是一種描述、解釋與評價藝術家及其作品的智力活動」，使得藝術批評成為了一項更高的思想事業，讓「批評家通過藝術批評來實現自己以及他所隸屬的群體的審美的、道德的乃至政治的訴求成為可能」。

丹納也在當時的期刊上發表過文章和評論，談及過一些法國的同代藝術家。

他評價19世紀的寫實主義代表畫家庫爾貝為「合乎我們的（時代）風格」；批評新古典主義畫家L. J. 大衛和安格爾等人，認為他們太過局限於一種繪畫程式的有限性，而對繪畫的發展無動於衷，這無異於「在潛水鐘下潛水，卻關上了供氧口」；面對印象派的崛起，他的態度可以說代表了當時法國畫壇的保守主義立場。丹納最贊賞的同代法國畫家莫過於浪漫主義代表德拉克洛瓦，在後者去世前一年，他們甚至還有過一次見面。丹納把德拉克洛瓦看作「新時代的先知和當下時代的詮釋者」，他是「全球性的」、「世界性的」畫家，「他對人性和自然科學的廣博知識滋養了他的藝術創作......他用斑駁的色塊......為原始的存在和生活的激情著色。」但總的來說，丹納在藝術批評的領域影響力不如在藝術哲學領域，他在《藝術哲學》一書提出的許多藝術批評准則在後世都被看作是有失偏頗的。
六、分析與總結

盡管丹納的美學思想擁有獨立而自洽的理論體系，但是他的理論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

在丹納看來，藝術的產生有一個固定的公式，一切取決於種族、環境與時代，是決定論的，這個公式甚至能應用到未來：「至於未來的藝術是什麼形式，五大藝術中哪一種能為將來的思想感情提供一個適合的模子，不在我們研究範圍之內。但我們敢斷定新形式必定會出現，模子必定會找到。」但是它似乎無法回應這幾個問題：第一，為什麼偉大的畫家總是少數？受到同樣「三因素」影響的藝術從業者有許多，為什麼能在歷史上能留下名字的藝術家卻鳳毛麟角？丹納或許能用「強烈的感覺」這種天賦來回應，那這是否意味著這種「天賦」的影響力不亞於「三因素」？這種「天賦」的出現還能找出規律嗎？如果不能，那是否意味著並不存在一個公式可以解釋所有藝術的誕生呢？第二，為什麼同一時期同一地區會出現風格迥然不同的大師？

（原作者：東京鐵T；原載：https://book.doub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