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董仲舒開始的天人合一觀，對中國美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人的生命。蘇軾從董仲舒那里獲得啟發，但他不是簡單地認同人是天化成的，而是將人的生命與自然的生命看成一個整體。在《前赤壁賦》中，面對著朋友感長江之無窮而人生之須臾的悲傷，他安慰道：「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之共適。」在蘇軾看來，天人關係有一個如何「觀」的問題。如果將天與人對立起來，那麼天地確實是無窮的，而人生的確是短暫的；但如果將天與人看成一體，那麼天地無盡，人也無盡。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可悲傷的呢?自然物雖各有主，但自然美是可以共適即共賞的。

二是如何看待自然的生命。北宋大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曾用人來比擬山：「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這一觀點，簡直就是董仲舒的「為人者天也」倒過來說。

三是如何看待藝術的生命。藝術是人的作品，是人的生命的展現，但因為天人合一，藝術也是天的作品。人在創作藝術時，如何實現天人合一，涉及自然與文明的統一。中國美學的精神是：天為人則，人創新天、巧奪天工。

清代畫家石濤說：「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這句話分為兩個層次：「予脫胎於山川」,天為人則，人來自天；「山川脫胎於予」,人創新天，天化為人，最後產生的畫作是「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明代園藝大師計成將天與人的這種關係，精確地概括為「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在藝術創作中，藝術家在處理天人關係時，既推崇天，又推崇人，而至為推崇的是人。因而，石濤在論述繪畫過程中的兩種「脫胎」之後，強調「終歸之於大滌也」。藝術家的才華與創造能力是藝術美誕生的關鍵，正因為如此，不是模仿論而是創造論成為中國美學的精髓。

至此，中華民族對於美的本質獲得了新的認識：既不是天也不是人，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文明，而是天與人、自然與文明共同創造了美。在具體表述中，也會因情境不同而有所變化，有時為了推崇自然，就說「與造化爭妙」,以突出天為人則；有時為了推崇藝術，則說江山如畫，意味著人也可以巧奪天工。

三、夷夏一家，海納創新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民族問題上，中國有兩個極大的優勢：一是文化同源；二是海納創新。正是這兩大優勢對中國美學的性質、精神、風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華民族以華夏族為主體而融合了諸多民族。這種融合開始於炎黃時代，夏朝作為中國第一個具有國家意義的政權，將這種融合提升到國家的高度。

關於夏族的來源有多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源自黃帝。《山海經》雲：「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而鯀正是禹的父親。另一種說法是源自西羌。《新語》雲：「大禹出於西羌。」《史記·六國年表》雲：「禹興於西羌。」《史記·匈奴列傳》雲：「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

夏族與東夷族關係密切。不少東夷族的能人在夏朝做官，夏族的政權也曾一度為東夷族所取代。由於長期在同一環境中生活，夏族與東夷族實現了徹底的融合。夏族與南方的苗蠻民族也有關係。堯舜曾派大禹去征伐三苖。征伐三苖的積極成果之一是促進了夏族與南方苗蠻民族的融合。

從歷史記載來看，夏族是以黃帝族為主的華夏族與戎、夷、蠻等諸多少數民族融合的產物。商滅夏後，夏族被迫遷徙。徐中舒先生說：「夏商之際夏民族一部分北遷為匈奴，一部分則南遷於江南為越。」夏這一國家政權的建立意味著大一統的中華民族已經形成。在中華民族的長期發展過程中，民族融合也一直在進行。

（作者簡介：陳望衡，湖南邵陽人，大阪大學文學博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美學史、環境美學；文章來源：《文學與藝術研究》2021年6月第6期；關鍵詞：美善相樂；天人合一；夷夏一家；中和之道；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