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公建立的禮樂治國制度是傳統社會中國的基本國策，集中體現為教化與審美的統一。這一國策在中國三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從未改變，對於當代社會仍有著深遠的影響。

教化與娛樂的統一在唐代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初唐文化建設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確立國家的雅樂體系。雅樂無疑是教化與審美相統一的音樂體系。當時遇到一件有爭議的事情：如何處理陳朝留下來的《玉樹後庭花》。御史大夫杜淹根據儒家的音樂觀點，認為「亡國之音哀以思」,《玉樹後庭花》屬於這樣的作品，不應納入雅樂體系。而唐太宗認為，「古者聖人沿情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玉樹後庭花》與陳朝的滅亡沒有關係，它不是亡國之音。尚書右丞相魏征贊成唐太宗的觀點，認為「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玉樹後庭花》為清樂，系南朝舊樂，這類音樂多為娛樂類的樂舞。由於唐太宗認為國之興衰與音樂無關，因此大量的清樂保存下來。唐太宗為所謂的亡國之音《玉樹後庭花》平反，實際上重申了荀子的「樂者，樂也」的觀點，體現出對音樂娛樂功能的重視。這里涉及一個重要的美學問題，那就是政治以及倫理與藝術的關係問題。

儒家在這個問題上的偏頗，主要在過於強調倫理與政治對藝術的主導作用。藝術與倫理、政治有關，但它具有自己獨立的品位，並不等同於倫理與政治。藝術的功能是多元的，其基礎功能是娛樂。雖然娛樂是藝術最基本的功能，但當藝術的內容融入真、善之後，低層次的娛樂就升華為高品位的娛樂——審美娛樂，即荀子所說「樂者，樂也」的「樂」。

藝術作為人類審美的高級方式，一方面，其自身功能是教化與娛樂的統一，這種統一體現為善和美的統一；另一方面，它與倫理、政治的關係，也是美與善的關係。藝術與倫理、政治之間的關係不是對立的，但也不一定要融會為一，而是互相配合，共同為人服務，為社會服務。中國歷史上人們在對待藝術的功能問題時，不斷地有著兩種傾向，或過於看重教化而忽視娛樂，或過於看重娛樂而忽視教化，因而也總是在不斷地糾偏，但總的趨向一直是美善相樂，教娛統一。

二、天人合一，巧奪天工

中國文化源頭主要是儒道兩家，儒家講文明，道家講自然。這兩家既對立又統一。

《周易》為儒家「五經」之首，其《彖傳》論賁卦曰：「(剛柔相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為自然現象，人文為社會現象。人文是人的作為，它的精華是文明。文明在儒家思想中集中體現為禮樂。孔子說「文之禮樂，亦可以成人矣」,按照這一思路，「文之以禮樂」,亦可以治國矣。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說，「自然」在老子那里主要指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即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本性。「道法自然」實為道法本性。按照老子的這一觀點，我們可以推導出真在本性，善在本性，美亦在本性。

莊子既堅持又發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說。他認為，自然指本性，本性的解放，稱為天放。但同時，他又將自然看成自然界，說「天地有大美」。這樣一來，莊子不僅認為美在天放，而且美在「天地」(自然界)。以聲音為例，他認為最美的聲音是「天籟」。

文明與自然的整合在漢代就開始了。漢代的大儒者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他認為，「為人者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哲學，為自然與文明的統一提供了理論基礎。魏晉玄學以自然之道整合儒家的人文之道，推動文明與自然的整合。這次整合的特點，是以自然之道為本，以人文之道為用。宋明理學實現了文明與自然的最高整合。程頤指出：「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朱熹說：「天地之間，理一而已。」這次整合的特點不是將文明看成自然之道的產物，而是將文明提升到自然之道的高度，於是文明之道就成為自然之道。不僅文明之道成為自然之道，而且文明成為自然的靈魂。代表性的觀點就是宋朝理學家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

（作者簡介：陳望衡，湖南邵陽人，大阪大學文學博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美學史、環境美學；文章來源：《文學與藝術研究》2021年6月第6期；關鍵詞：美善相樂；天人合一；夷夏一家；中和之道；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