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但受到欲求因果式推動以維持物理存在，而且有精神生活。後者需要回答我是誰、為什麼活著這些問題。「這是人類所有精神追求的真正源泉」。但薛定諤承認他不知道答案——「這是我的處境」。這也是所有人的處境。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在自然科學裡。它(主要)不體現為認知，而呈現為講故事，屬於人文。麥金泰爾指出：「無論在行動和實踐中，還是在他的虛構中，人本質上都是一個講故事的動物。」通過講故事，把自己嵌入其中，我們獲得上述問題的回答。個人有發展故事，如小時候的作文《我的理想》；民族有認同故事，民族形成同時就是民族共同敘事被認可。這裡存在著一個伯林認為的「人能夠從內部加以認識的知識領域……因為它是人創造的」。維柯把這種創造的智慧稱作「詩性的智慧」，詩人「能憑想象來創造」。是創造，也是塑造。

科學認知與人文故事分列人類觀念活動兩端，差別巨大。例如，科學重視普遍性，認知所建模型是一個個類別。老師拿出兩顆糖啟發幼童「1+1=2」，重要的不是這兩顆糖，而是它們代表的1+1=2。化學老師講到糖裡的碳原子，他們關心的也不是這個或那個碳原子，而是碳原子類。講故事重視的是一個個具體人物。故事越好，越要講出人物獨特處。科學裡的名字是類名，不會給每一個研究對象取名字，類名之下的每一個個體都可以被取代。觀察這個碳原子得到的結論，適用於所有碳原子。故事書則會給每一個人物取名字，名字所指的每一個人都不可取代，除非是路人甲。科學事實對所有人都一樣，質能方程的理解只有一種；故事解釋人人不同，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科學對象在外在世界，科學尋求客觀因果；人文對象是人，人文追求故事中的解釋。人文解釋要求代入。麥克泰爾說：「我不僅是可解釋的，而且我也總要求別人給出解釋，我能把其他人置入故事中。」科學讀者不必代入，而人文讀者如果不做代入，大體就宣布了文本或理解的失敗。就像伯林指出的，對人文作品的理解，「更像是」在理解我們的「一位朋友」，必須「進入另一些人的內心，進入人類的境況、歷史」。

必須承認，科學與人文交織在一起。科學家做實驗，同時也在講一個事業成功的故事，小說家寫小說用到了諸多認知手段。但它們的不同極為顯著，甚至讓「整個西方社會的理智生活」分裂為「兩個極端集團」：以文學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人文學者和以物理學家為代表的科學家，「相互之間充滿敵意，互不喜歡」。但要注意，無論貶低哪一方，都是一種故事。

哲學並不討巧，容易招致多方批評。一方面，科學家不喜歡哲學迂闊而不可靠。盡管以前「關於自然界的思考就是哲學」，但今天「在科學發現中有必要區分科學與現在所稱的哲學」。哪怕是科學哲學領域裡的那些「活躍而有趣的研究」，對科學研究也「無甚作用」。霍金干脆說：「哲學死了」，科學家已經取代哲學家。另一方面，人文學者不喜歡哲學嚴謹而無趣。就像以理入詩，儼然押韻語錄。南宋理學詩盛行，元代袁桷卻批評道：「其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致，棄萬物之比興，謂道由是顯，六義之旨闕如也。」又言：「理學興而詩始廢」「唯理是言，詩實病焉」。明代王世貞甚至認為，詩歌「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哲學的尷尬是其活動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的佐證。哲學似乎既要在知識中體驗，又要在體驗時認知。總括起來，哲學活動可以區分為三個任務：澄清觀念、建構意義和捍衛自由。澄清觀念接近認知。哲學不像自然科學求助經驗，倒有點像數學，「只是依賴於思想」，通過提問題，作論證，形成觀點，考慮可能的反駁，「從而弄清楚我們的概念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若哲學只限於此，那麼我們就「只應該產生出那些也可以被缸中之腦設想出來的哲學」。

任何學科都能澄清觀念。但哲學所澄清的位於學科和生活底層；有了這些觀念，學科才得以確立范式，生活才得以確定方向。因此，澄清觀念時，哲學也在建構意義。反映對象的鏡子有自己的質地，反映世界的我們有自己的框架。這些框架屬於認識者，是哲學對象。同時世界本身並沒有方向，持特定立場的是有利益訴求的人和人群。立場方向在知識之外，要靠信仰或者信念來揀選。這是哲學中接近神學的部分。若單靠固執，則太冒失。有必要對方向加以檢查，這些檢查也在哲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