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格爾對作詩的「照亮著的籌劃」所進行的時間性分析中，我們能同樣看到他在《存在與時間》所揭示的時間性結構，即：曾在化著的未來從自身放出當前，通過對民族的本真性語言所進行的結構分析，我們不僅看到了過去、當下與未來三個綻出維度都統一在民族的語言之中，而且看到了未來維度在民族的歷史時間中的綻出運動中何以同樣具有決定性的作用。[38]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海德格爾的時間性分析與早期有兩個方面的根本性差異：

（1）早期的此在時間性分析聚焦於個體性此在，尤其通過對個別化的死亡的現象學分析完成，而此時則聚焦於民族共同體的此在。

（2）早期的未來維度是通過此在先行向死的籌劃而打開的，仿佛存在整體的意義要奠基於個別此在的這種籌劃活動才能彰顯，具有「主體建構論」的某種變形殘留，而此時海德格爾通過詩人作詩之「創造」源泉的分析改變了「存在整體」與此在之間的關係：作詩不是主觀的臆想性創造，而是通過傾聽，讓語言自身言說。這暗合了海德格爾在《論人道主義的書信》中對其早期思想的批判性思考：「此在自身本現為『被拋投者』，它是在作為派送著的歷史性的存在的拋投（Wurf）之中才本現著。」[39]即：只有當存在先投向（Zuwurf）此在，只有當人先立於存在的真理場域——林中空地（Lichtung）之中，先加入到存在自身的拋投運動，人向著存在的籌劃（Entwurf）才是可能的，他才可能完成決斷。

海德格爾對作為語言共同體的民族與作詩的分析，實際上是同樣按照時間性結構的邏輯而展開的，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將它稱之為一種「作詩的時間現象學分析」。同樣，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所指出的「一個民族的歷史性此在的本源乃是藝術」，[40] 並且藝術的本質作為詩是「三種意義上的對真的建基（Stiftung）：贈與（Schenken）、成立（Gründen）與開端（Anfangen）」, [41] 其實也分別對應於過去、當下與未來的三重時間綻出維度：[42] 詩作為贈予早已發生了，它只是對已經被拋入一個歷史性民族的東西的開啟，從而指向曾在；詩同時也讓一個民族的文化世界得以成立，將自身隱匿著的大地帶向前來，並帶入到與文化世界的爭執之中，從而創立了真，它指向當下；更為重要的是，詩讓一個民族的歷史重新開端，一種偉大藝術的降生都是一種「新的和本質性的世界的轉換。……每當藝術發生，即有一個開端存在之際，就有一種沖力進入歷史中，歷史才開始或者重又開始」，[43] 因此它指向未來。

總而言之，詩對於民族共同體的存在的建基作用具有三重統一的時間性結構，正是因為作詩活動創建了屬於「我們」（因為「我們」都歸屬於語言共同體）的這種本真性的時間性，所以它可以為民族的本真性存在而建基。

[38](1) Solbach也曾在針對海德格爾的《荷爾德林的頌歌》的分析中指出，與民族的歷史性相關的時間性經驗是對《存在與時間》中時間綻出結構的延續，但她卻沒有認識到在中期的作詩的時間性分析中，「未來」對於本真性民族的贏獲來說同樣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參見Anja Solbach,Seinsverstehen und Mythos.Untersuchungen zur Dichtung des späten Hölderlin und zu Heideggers Deutung,Verlag Karl Alber,2008:147。

[39](2) Heidgger,Wegmarken,Gesamtausgabe,Bd.9,Hrsg.:F.-W.von Herrmann,Verlag Vittorio Klostermann,1976:327.

[40](3) Heidgger,Holzwege,Gesamtausgabe,Bd.5,Hrsg.:F.-W.von Herrmann,Verlag Vittorio Klostermann,1977:66

[41](4) Heidgger,Holzwege,Gesamtausgabe,Bd.5,Hrsg.:F.-W.von Herrmann,Verlag Vittorio Klostermann,1977:63.

[42](5)德雷福斯也曾指出過一點，他是從文化風格（style）的歷史性轉換以及重新構型來論證的，參看Hubert Dreyfus,Heidegger』s Ontology of Art,A companion to Heidegger,Edited by Hubert L.Dreyfus,Mark A.Wrathall,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416。

[43](1) Heidgger,Holzwege,Gesamtausgabe,Bd.5,Hrsg.:F.-W.von Herrmann,Verlag Vittorio Klostermann,197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