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現實相對的，是托普曼那看似荒誕不經、卻具有強烈影射意味的夢。在托普曼的第二個夢境里，他造訪了一座蘇聯的革命紀念館。這個夢像徵著那個年代歐洲左翼知識分子的共同夢想：去共產主義蘇聯「朝聖」。但是，這座記錄無產階級革命歷史的紀念館卻被蘇聯官方炸毀了，而夢的敘事者則同一群孩子一起被一個代表著政府權威的警察追趕。在法語中，無產階級一詞為「prolétariat」，源自拉丁語「proles」，意為後代。

在古羅馬時期，無產階級指那些唯一的財產就是自己孩子的羅馬公民，這些人處於社會階層的底端。所以，在托普曼的這個夢境中，那群孩子便是無產階級的化身。主人公和孩子們看著紀念館被炸毀，而爆炸產生的煙霧像「小平頭上直立的頭髮一般」（第183頁）直入雲霄——這是對斯大林那廣為人知的形象的戲謔影射。因此，這個離奇的夢境實際上意味著，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的蘇聯已經淪為了斯大林獨裁統治的國家③。現實中的政治介入、效仿蘇聯式的無產階級革命實為虛幻，而夢境中的獨裁幻想實為現實，這種虛假與真實的倒錯，正是巴塔耶通過托普曼之口試圖展現的世界。這樣的世界體現了作者自己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幻滅，以及他對待革命熱情的冷峻態度。

在創作這部小說的20世紀30年代，巴塔耶的思考主要集中於政治、社會等領域，他也撰寫了大量有關國家、社會制度等方面的文章。對於現代社會與國家概念的深刻理解，讓巴塔耶對當時席卷歐洲知識界的左翼思潮有著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一切政治介入都意味著通過算計與謀劃去達成未來的目標。也就是說，人放棄享受當下的權利，並被未來某個縹緲的理念所奴役，以功利的態度為之進行積累與准備。這樣的政治介入，實際上是一種對人的「至尊性」（souveraineté）、人本質上的絕對自由的束縛。

人成為一種手段，成為達成目的的工具。當整個文壇都在積極地談論政治、將人作為一種社會工具進行文學加工時，巴塔耶卻劍走偏鋒，從一種更為神秘、更為原始的人類學角度來探討人的存在問題，將整個現代政治、社會同人的本質自由對立了起來。這樣的政治幻滅，尤其是對於蘇聯共產主義實踐的幻滅，也是巴塔耶焦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誕生於同一時期的《天空之藍》，以一種文學化的手法再現了這種政治焦慮。這部作品，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對戰時歐洲紅極一時的政治介入觀點的一種「去神秘化」④的敘述。

從這個角度來看，《天空之藍》實際上講述了敘事者托普曼從對政治介入的猶豫不決，到徹底放棄參與革命、向自我放縱「沉淪」的過程。小說的後半段，在巴塞羅那，主人公起初雖然對拉扎爾等人領導的工人運動不怎麼在意，但仍然決定參與其中，用自己的汽車為這場起義出一份力，因為面對工人階級他感到「良心不安」，又對自己荒淫的生活「感到羞恥」（第169頁）。但是，在經歷了「天空之藍」這段超現實的體驗，也就是在星空下回憶起正午刺眼的陽光後，他卻堅定地將現實中的一切拋在腦後，轉而去擁抱蒂爾媞——一個同他一樣在放縱的生活中無法自拔的女人。

這就意味著托普曼徹底放棄了他的政治熱情，全身心投入到極端的個人體驗當中。巧合的是，蒂爾媞到達巴塞羅那的日子，正好也是工人起義爆發的當天。然而處於政治運動高潮之中的，卻是兩個局外人一般的個體。窗外是槍炮聲此起彼伏的巴塞羅那，屋內卻是雷雨之中的維也納。這種強烈的對比，進一步證明了主人公的客觀政治介入完全讓位給了主體自由。（2019-12-21 《文藝研究》）

③对此梦境的详细解读，参见巴塔耶《小说与叙述全集》的编者所做的注解（Cf.Jean-François Louette,「Notices」,p.1055）。

④Daniel Hawley,L’Œuvre insolite de Georges Bataille:une hiérophanie moderne,Genève:Éditions Slatkine,Paris:Éditions HonoréChampion,1978,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