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僅是我們「對熊有某種印象」，而是「這頭熊」同樣造成了某種印象，留下了某種印象。恐懼塑造了與對象相關的身體的表面。情感是關係性的：它涉及在關涉某種對象的時候，那種行動（反應）或關係的「趨向」（towardness）或「遠離」(awayness)。在兩種意義上，熊變成了對象：我們會與某一對象接觸，並對其有特定的取向。更確切的說，恐懼的「關於性」涉及對接觸的一種解讀：孩子將這種接觸解讀為危險，這包含將熊理解為「可怕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解讀」隨後將熊定性為導致這種情感的原因。孩子變得恐懼，熊變得可怕：將情感歸因於對象（我害怕你因為你是可怕的）。這就是這種遭遇（encounter）的結果，這一過程使主體遠離其對象。情感涉及這種情動形式的重定向（reorientation）。

如果情感的對象（object of feeling）同時塑造了情感，並被情感塑造，那麼情感的對象就絕不簡單的先於主體。對象如何對我們造成印象（我們如何對其有印象）可能依靠的是那些仍然活躍的歷史，只要它們給我們留下了印象。

某一對象可能代表其他對象，或者可能與其他對象相關或鄰近。情感可能會「粘黏」住一些對象，又滑向另一些。在本書中，我提供了一種情動經濟學（affective economies）的分析。在這里，情感不存在於主體或對象之中，而是作為印象的流通（effects of circulation）而被生產（見第二章）。對象的流通讓我們得以思考情感的「社會性」（sociality）。

「由內而外」和「由外而內」

我所說的情感的「社會性」是什麼意思？在我能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必須看到似乎是太理所當然得東西：即情感的日常語言基於對內在性（interiority）的假設。如果我在思考情感，那麼我可能假設的是，我需要朝內看，問自己：「我感覺如何？」。

這種將情感作為內在性的模式，對心理學而言直觀重要。事實上，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對有關情感的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通過成為心理學的「實物教學對象」，情感被心理學化了（White 1993: 29）。

在心理學模式下，我「有」情感，並且它們是我的。正如K.T. Strongman所說：「首先，在主觀感受中，情感是圍繞內在的」（Strongman 2003: 3）。我可以表達我的感情：我可以笑，可以哭，也可以搖頭。

一旦我這樣表達了我的情感，內在的東西流露了出來，我的情感就也變成了你的，你可能會回應它們。如果你與之共情，我們可能會有某種「共同情感」。如果你不理解，我們可能彼此疏遠。這里的邏輯是，首先，我「有」某種情感，然後它朝向對象或他人流動，而後再流向我自己。我們可以將此成為「由內而外」的情感模式。

通過對這個模式的批評，我加入了一些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行列，她們認為情感不應被視為心理狀態，而是社會和文化實踐(Lutz and Abu-Lughod 1990; White 1993: 29; Rosaldo 1984: 138, 141; Hochschild 1983: 5; Kemper 1978: 1; Katz 1999: 2; Williams 2001: 73; Collins 1990: 27)。而我想提供一種情感的「社會性」模型。這種模型與上述文獻有一些區別，但也受到它們的啟發。

以涂爾干對情感的經典描述為例。在《社會學方法的准則》中，他主張社會學事關對約束的識別：「我們的大多數想法和傾向都不源於我們自己，而是從外部而來。除了強加與我們之上，它們以何種方式成為我們的一部分？」（Durkheim 1966: 4）。

這里，社會學的范圍被定義為理解「外部」對個體式主體的強加。這種對情感「社會學的」劃定，提出了一種情感作為社會形式，而非自我表達的理論。涂爾干考量的是情感在集體中的興起浮現，認為這種情感的「大規模運動」，「並不源於某一特定個體的個人意識」。

在這里，個體不再是情感的根源；情感本身從外部而來。涂爾干後來關於宗教的研究表明，這種情感並不總是留在「外部」。正如他所指出的：「這種力量同樣可以穿透我們，並在我們內部組織起來；由此，它成為我們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恰恰是經由這個事實，它被提振和放大了。」（Durkheim 1976: 209）。因此，對涂爾干而言，情感不是來自於個人身體的東西，而是支持社會性身體，並將其粘合起來的東西（Collins 1990: 27）。

（情感的文化政治 [導論] 作者：Sara Ahmed 譯者：Alice Lian; Sara Ahmed(2004),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譯文首發於公眾號「她譯」 原載：https://book.doub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