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如今「理論」已經成為文學研究接受的既定事實，融入了文學研究並改變了文學研究的學術圖景和專業特點。可以預測，在未來的較長時間內，只要討論文學理論的問題，便繞不開「理論」問題，反之亦然。這兩者的關係猶如一個錢幣的兩面，根本無法分為兩橛，它們的區別只在於主次之分、輕重之分，而不是那種你死我活的對手之分、敵我之分。因此卡勒說：「由於文學理論不僅是文學性質的理論，而且指大量的對於文學來說是重要東西的理論作品，所以正在發生的東西不是某種系統的變化，而是優先權的改變，特殊領域的改變，有時也是新的思考范圍的變化。」[22]

也就是說，如今文學理論的學術圖景就是由文學理論與「理論」按照一定的配置和關係建構而成。不過在文學理論與「理論」之間還有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比起文學理論來，「理論」更加活躍、更加新銳也更具挑戰性，而這種精神活力來自它的混雜性、綜合性和學科間性，所以它往往成為刺激、喚起和感召文學理論的強大動力，成為打破僵局、扭轉定勢的激活機制。因此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在文學理論的學術圖景中，只要輪到文學理論出場，往往就被「理論」搶了風頭。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卡勒在關於《當今文學理論》的演講中說的是當今文學理論的進展，但卻是種種「理論」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所在。

卡勒將上述理念運用到對於文學理論的建構之中，將其視為值得推崇和褒獎的新原則。他2010年3月在康奈爾大學召開的學術會議上以「韋勒克文學理論獎」評委會主席的身份作了題為《理論在當下的痕跡》的演講，對於近年來美國文學理論界堪獲這一殊榮的優秀著作進行評點，指出像弗萊什(William Flesch)《應得的懲罰》(Comeuppance) 這樣的著作讓文學理論領域的前景變得更加光明。該書采用「進化生物學」這一新潮理論，論證了讀者對於小說和敘事學的興趣植根於人們天生秉有的道德偏好之中，求解了那些宣揚勸善懲惡之類道德觀念的文學作品何以使人獲得快樂的原因，並將這種求證凝練為一以貫之且簡明扼要的理論框架。卡勒對此予以充分肯定：「這看上去是一次進化理論與文學理論傳統頗具創意的聯姻。」[23]總之，卡勒力圖說明，對於在文化研究中湧現的種種「理論」僅僅表示不屑一顧和拒之於千里之外是草率的，合理的途徑在於重視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的相互依存關係，倡導二者之間的互補雙贏和共存共榮，並在此基礎上推助文學理論的復興。

六、「後理論」轉向的風標

卡勒將文學理論的學術圖景界定為由文學理論與「理論」按照一定的配置和關係建構而成，肯定文學理論與「理論」的聯姻，這其實已經帶有「後理論」的色彩了。「後理論」的特點有若干[24]，但說到底，其核心則是向文學回歸的問題。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文學」是一個集成性的概念，包括文學作品、文學性、文學批評、文學研究、文學理論等。

早在2005年，就有文論史家宣稱「後理論」轉向的時代已經到來，此前「理論」對於文學的基本預設、閱讀方式以及價值判斷標准等的消解引起了普遍的焦慮和抱怨，使得「後理論」的產生成為必然：「新千年開端的一些著述卻奏響了新的調子。似乎引發上述焦慮的那些理論歲月已經過去了。……一個『後理論』(after- or post- Theory)轉向的時代開始了。」[25]「後理論」的應運而生乃是出於對「理論」的反撥，隨著「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它的很多弊端逐漸暴露出來，譬如它對於種種時髦學說表示熱衷，但它高踞於觀念的、創造的、批評的話語的等級序列之上，否認理論與實踐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則使這些學說最終變成了不著邊際、抽象沉悶的教條。它刻意與文學批評和作品閱讀隔絕開來，偏好那種玄虛晦澀、令人望而生畏的論說文體，最終導致對於文學研究正業的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