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我所見到的司徒喬先生》(上)

我初次見司徒喬先生,是在半個世紀以前。記得約在一九二三年,我剛到北京的第二年,帶著我的那份鄉下人模樣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學的一些學生開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說是最早欣賞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見的還有張采真、焦菊隱、顧千里、劉潛初、韋叢蕪、劉廷蔚等。

當時的燕京大學校址在盔甲廠。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見到了司徒喬。他穿件藍哢嘰布舊風衣,隨隨便便的,衣襟上留著些油畫色彩染上的斑斑點點,樣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處。這種素樸與當時燕京的環境可不大協調,因為洋大學生是多半穿著洋服的。若習文學,有的還經常把一隻手插在大衣襟縫中做成拜倫詩人神氣。還有更可笑處,就是只預備寫詩,已印好了加有邊款“××詩稿”信箋的這種詩人。我被邀請到他的宿舍去看畫。房中墻上,桌上,這里,那里,到處是畫,是他的素描速寫。我沒受過西洋畫訓練,不敢妄加評論。靜物寫生,我沒有興趣,卻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寫。那些實實在在、平凡、普通、底層百姓的形象,與我記憶中活躍著的家鄉人民有些相像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親切,感到特別大的興趣,因為他“所畫”的正是我“想寫”的舊社會中所謂極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見面,司徒喬給我的印象就極好。我喜歡他為人素樸,我還喜歡他墻上桌上的那些畫。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發,燕京中熟人不少參加革命去了武漢、廣州。我卻仍在北京過那種不易生活的“職業作家”的生活。他們來信邀我去武漢,我當時工作剛剛打下基礎,以為去上海或許更合適一些。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因國共破裂,武漢局勢動蕩極大,不少熟人沒有在這種白色大恐怖中犧牲的,多陸續來到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張采真等,還有司徒喬。這位年青的畫家,仍然是那個素樸的樣子,他為我們帶回了不少作品。對他的人和畫,一九二八年我在《司徒喬君吃的虧》一文中曾寫道:“此時的中國,各樣的藝術,莫不是充滿了權勢、虛偽、投機取巧的種種成分,哪里容得下所謂誠實?……在一種無望無助中,他把每一個日子都耗費到為長於應世的“高明人”所不為的實際努力下了。沒有顏料則用油去剝洗錫管中剩餘紅綠,沒有畫布則想法子用所有可當的衣物去換取,仍然作成了許多很好的作品,這傻處是我想介紹給大家知道的。我們若相信一個好的時代會快來,要這時代邁開腳步走近我們,在藝術上就似乎還需要許多這樣傻子,才配合得上時代需要!

一種了解,一種認識,從了解與認識中產生出一點兒真實同情,從了解與認識中得到一點兒愉快,這在他,是已算很滿意了!

因為那時的上海“藝術家”,多流行長頭髮、黑西服、大紅領結,以效仿法國派頭為時髦樂事。藝術家還必須得善交際,會活動,才吃得開。司徒喬的素樸與這種流行風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卻推崇他的實踐態度,以為難得可貴。在我看來,文學與繪畫是同樣需要這種素樸誠實,不裝模作樣,不自外於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應有進展的。我對司徒喬已不僅是喜歡,而是十分欽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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