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德國福克旺藝術大學看我的戲排練演出，在教授的家宴上結識了一位中學校長，聊起各國教育體制的異同，我吃驚地得知，德國近半個世紀來有個趨勢，與美國和中國都相反——中學畢業生上大學的比例不升反降。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想上大學的德國高中畢業生幾乎都上了，而現在卻差不多只有30%升入大學，多數人不是直接開始工作就是去職業訓練學校。乍一聽，他們大學毛入學率降低的幅度大得太驚人了；但再仔細一問，那里的不少職業學校在中國也可以算大學了，因為多數要在高中畢業後學上三年——德國的高中還特嚴，必須修滿九個科目的課程。這樣看來，他們與中國最大的差別不是毛入學率降低，而是在高校辦學模式的大轉型，建設了大量的注重教學生動手做事的應用型大學。

剛好讀到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發表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也是在講教育轉型，他的要求似乎更高，文章標題竟是：《需要工作嗎？自己發明去》。他引用哈佛大學同事、教育專家托尼•瓦格納的話批評說，美國從小學到大學的整個教育系統都沒能教會學生就業市場最需要的技能，而且這個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因為在今天的社會里，公司能為傳統的中產階層提供的那種高收入、中技能的工作越來越少了，現在的企業需要的要麽是高技能的人才——這個標準絕大多數畢業生還達不到，要麽是低技能的勞動力——這個要求又無需大學教育。這樣的情況在中國顯然還要嚴重得多，因為我們的大學大多還停留向群體灌輸“知識”的階段，對於更重要的需要個性化訓練的“技能”關心得遠遠不夠，或者就不想關心；高技能沒機會學，低技能又不屑去碰，落得高不成、低不就。瓦格納認為，在今天的社會里，知識可以從任何聯網的電器上很容易就得到，死讀書拓展知識量遠不如學會用知識來做事，包括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給生活創造新的可能；對要動手做事的人來說，獨立的思考、判斷、操作與交流、協作的能力都遠比汲取學術性的知識更重要。

想起前些天看到的一個報道，北大那位曾以賣豬肉聞名的校友畢業十幾年後回到母校去講創業，上了臺他卻哽咽地說：“我給母校丟了臉、抹了黑。”其實他早已被請到機關去工作，2004年就不賣肉了。真不知道請這位自稱為“反面教材”的校友去“講創業”，是為了鼓勵學弟學妹們畢業後學他創業呢，還是嚇唬大家更要一窩蜂地去擠公務員考試的獨木橋。以前我還是挺佩服這位中國一流大學出來的“創業者”的，但現在明白了，他好像真的可以來當“反面教材”了——一個違背社會發展、教育改革的世界潮流，死抱著讀書做官美夢的反面教材。

其實，要是這位北大校友有獨立的思考、判斷、操作與交流、協作的能力，對他的賣肉生意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如果僅僅是跟個傳統的肉販搭個夥掙點工錢，那是不需要大學教育；但如果要提高豬肉牛肉羊肉這些商品的質量，也讓更多的顧客了解、相信、喜歡你的放心肉，就不僅需要懂得相關的動物學、醫學、傳播學、經濟學的知識，還要能把這些知識創造性地用到買和賣的商業活動中去。對一個有創造性而不是死讀書的人來說——例如後來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廣東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賣肉完全可以是一項快樂的事業，給眾人送去快樂，也給自己帶來快樂。我這個判斷並不是因為看到外國人的例子和理論才得出的，其實我們的先賢早就看出了“賣肉故事”的普適性價值——賣肉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已成經典的事業！北大校友絕不會不知道莊子筆下的“庖丁”吧？庖丁應邀給梁惠王演示並講解他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的解牛技術，講完後“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多神氣，多得意！更為難得的是梁惠王的眼光：“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但願我們的教育工作者也能像梁惠王那樣有遠見，但願我們的學生也能像庖丁那樣會做事，會求知，在做事中求知，以求知助做事。庖丁善解牛，何丟臉之有？（愛思想網站 2013-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