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讀到《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的文章，他憂心全球政治領袖們隨時要回應鋪天蓋地而來的質問和疑難。

這種立即回應式的決策模式，使領導者偏向做短視而快速的決策，而無法帶領國家走上長治久安。最近讀到《快思慢想》一書，正好呼應了這種現象。

《快思慢想》作者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心理學家，但跨領域的研究，使他得到2002年諾貝爾經濟獎。

他的研究挑戰了人們判斷與決策的理性模式，被譽為“繼佛洛依德後， 當代最偉大的心理學家”。
(Photo Affection: Deep Thinking by Parehan Komok, https://www.facebook.com/parehan.k)

康納曼在書中指出，主宰我們思考和決策的是兩個系統，一個系統是直覺式的（快思），他說：“直覺就是辨視”，另一個系統是要花力氣去思考（慢想），甚至有統計數據做輔助的、邏輯性的思考，然後下判斷。

在我們生活中，常常會碰到這樣的現象。

書中舉例：“一支球棒和一個球，總共要價1.10美元。球棒要比球貴1美元。請問球是多少元？”

看到這個題目，你直覺的答案是10美分。再細算一下，答案就是5美分了。因為如果球是10美分，球棒就是1.10美元，總價就應該是1.20美元。

這本書用了心理學上的理論和實驗來說明“驟下結論”的快思，是一種本能的“捷徑”。

捷徑往往也有錯覺。股市專家的預測就是其中之一。

康納曼認為股市預測根本不可行，他說：“市場的本質是不可預測的，股市專家本身有技術錯覺（illusion of skill），以為自己是專家，可以預測。”

馬後炮偏見 以結果好壞論決策品質

類似這樣的錯覺，康納曼常在書中提及，例如人會有記憶的錯覺、真相的錯覺、了解的錯覺、效度的錯覺。

認知的錯覺更是評估政策制定上的一把利刃。人們往往會從事件發生後的結果去推估和改變他原來相信的事，這就是心理學上證實的“馬後炮的偏見”。

馬後炮偏見使得評論時政的意見領袖和名嘴們，不是看事情的程序對錯，而是以後果好壞判定決策品質。

例如一個原來低風險的外科手術，因為不可預測的意外，病人 死亡。進入司法程序時，陪審團員就會以“病人死亡”的結果，來判定這是一個高風險手術，認為開刀是不合理。

“馬後炮偏見”對醫生、理財顧問、企業執行長、政治人物特別不公平，它可能使有理智的領導者，變成膽小、差勁、無能；也可能使一些不負責任、敢賭的決策者變成英雄。

康 納曼之能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可能是他以人類認知心理學上的“非理性思考”去挑戰經濟學的“理性思考”。

他的實驗證明了人的直覺常會有錯覺，也會產生錯誤的判斷。

因此人們期盼政治領袖、企業決策者，要是“慢想型的領導人”。康納曼在接受《中國時報》訪問中對美國總統的期盼正是：“做決策時，放慢思考，可以有 不同結果；慢想表現較好。”

（轉載自：台灣《遠見雜誌》網站，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1188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