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許多事都取決於偶然。在我看來，最典型的事例莫過於親子關系了。人，無論如何也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盡管如此，正如“血濃於水”這句話所說的那樣，親子的紐帶固然是十分牢固的。

不過，我從三十五、六歲時起就開始覺得，人除了原有的血緣關系外，也應該可以有通過自己意誌選擇的“母親”和“父親”。而我現在就很幸運地擁有這樣一位“母親”。

不久前，我就為看望這樣一位“母親”，坐飛機從東京到熊本，又乘公共汽車和出租車到天草島上的一個小村落去了一趟。東京雖是春光明媚，可天黑後到達目的地時，那裏卻是狂風大作，暴雨傾盆。

我看了下手表，已是晚上九點了。我想，這會兒她也許上床了，但還不會睡著。於是，就沖進雨中，手扶著大門高聲喊道：“晚上好。”可是，不僅大門紋絲不動，從窗縫兒往裏看，家裏也不像有人。當司機不放心地從車裏跑出來看我時，我早已全身濕透，“晚上好”的問候也變成“媽媽，朋子來了，快開門啊”的喊叫聲了。

我親切地稱之為“母親”的這位女性，十歲時就以“南洋姐”的名義被賣到海外，曾長期遭受外國男性的蹂躪。我把她的一生寫進了《山打根八號娼館》中。寫這本書我花了很多時間，完稿後由於怕給她帶來麻煩，在箱底還壓了四年多。所以，我們的交往已有七年了。她不識字，我們每月通過代筆人通幾次信，有時我還去看她，我們都為彼此的健在而感到欣慰。

這次離開東京前兩天，我又收到她一封來信。看到代筆的女孩子在信上加的那句“奶奶身體有些虛弱了”，便迫不及待地趕來了。我心裏明白，她雖然虛弱了但還健在。可是，站在緊閉不開的窗前，突然一種“莫非她——”的不安掠過腦海，我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

在這種情況下，我在司機的幫助下終於挪開了沈重的大門。當阿崎婆被這聲音吵醒，一邊說著“誰呀，這麽晚了”，一邊從裏面走出來時，我內心的喜悅已無法用語言表達。我緊緊地盯著阿崎婆的臉，仿佛要把它望穿。雨水從我身上流下在草席上形成了一個水窪，我坐在那裏心中只是不住地重復著一句話——“幸虧還活著，幸虧還活著。”

第二天天空晴朗，陽光燦爛，我和阿崎婆一起到附近的鎮子去。路只有一條，周圍是舒緩的山地，我們按著她的速度慢慢地走著，忽然她停下腳步，指著前面的小山說：“你下次來了，我帶你到那兒去看看。我父親也埋在那裏。”

小山上的確有些墓碑樣子的東西，但山上長滿了櫻樹，有種比奧津城更像賞花地的風韻。記得秋天從這條路上走過時，山坡上的楓葉仿佛是燃燒的火焰向上延伸著。

假如真的能安息在這麽一個無論春秋都景色優美的地方，該是何等的幸福啊——想到這兒，我終於把在我心裏擱置已久的問題向她提了出來——“我想，您最終也是要到山上您父親那裏去吧？”

於是，她一邊繼續用溫柔的目光凝視著山岡，一邊回答說：“不，我覺得人只屬於活著的時候。我死了，用不著往墓地裏埋。只要有誰隨便找張席子把我一卷扔進崎津的海裏就行啦。朋子，你是個大忙人，不用為葬禮什麽的往這兒跑。”

我從年輕時起就常開玩笑說：“如果我死了，就請你們把我的屍體扔到大海裏去。”由於我父親是在我年幼時乘船出海後失蹤的，所以，對我來說大海既是父親的故鄉也是他的墳墓。而且，我丈夫平日也常說：“我死後不要墓碑，只希望你們為我種上一棵樹。”我們就是這樣一對夫婦。不過，話雖這麽說，真到那時會怎麽樣，誰也無法斷言。因為即使是信仰唯物史觀的人和虛無主義者，當人生的黃昏接近時也會突然開始籌措墓地、準備起墓碑來，這樣的例子我見的實在太多了。這或許是由於人有既軟弱又貪心的一面，因而死後也想通過石頭把自己的存在繼續留在人世，希望人們永遠不要忘掉自己。

無論是學者，還是宗教家、實業家、藝術家，大多數人都很難克服這一弱點。然而，如今已年屆八十的我的“母親”卻十分坦然地說：“死了就把我扔到海裏，也沒必要舉行葬禮。”聽到這位還是個孩子時就被迫離開家人到南洋做妓女的人希望以這種方式給自己的一生劃上句號，我不由得感慨萬千。

於是，我立刻想到——假如她得知我昨晚在大門外想到她也許會死時嚇得幾乎要背過氣的狼狽模樣，她會怎麽想呢？恐怕一定會說：“朋子，堅強點兒，我沒有那麽沒出息的女兒。”不過仔細想想，從昨晚我全身透濕地進屋時的表情中她也許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所以才借我有關墓地的問話，送給我一副有關人生終結的手杖。——無論怎樣，擁有這樣一位“母親”，我感到無比幸福。

“在活著的時候一定再見。”說著每次都重復的話，我登上公共汽車，離開了天草。可是，不到一個星期，我的心又飛向了“母親”身邊。（原載《新潮》一九七五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