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大學歷史系的老師曾經向我提出過女性史研究者需要具備何種資格的問題。當時我便把平時考慮到的兩點告訴了他：“一要什麽都能吃，二要輕佻浮薄。”

說是女性史，但我是以底層社會的女性史為研究對象的，所以要到各種各樣的地方去。有時是偏遠的孤島上只靠小土豆和麥飯為生的老婆婆家，有時是吃運河水的東南亞的農村。可是，無論到哪兒，如果不能吃人家端給你的他們平日吃的食物，那麽你也就失去了作為研究者的資格。有時他們會根據你是否喝他們的茶、吃他們的飯來判斷你是否歧視他們。同吃一鍋飯會產生親近感，這無疑是萬國萬民共知的道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吃”乃是勝過語言的語言。

不過，在第二條“輕佻浮薄”中語言卻起著重要的作用。當你在陌生的地方被一群陌生人圍著的時候，假如你沈默不語，那什麽事也辦不成。人家叫你“唱一個”，那麽管它是美空雲雀還是三橋美智也的歌，反正你得唱一首；人家要你跳，那麽你也就得跳；人家讓你“講點東京的事兒”，那麽你就得講，直到他們聽夠為止，而且還要盡可能地讓他們聽著高興。雖說只會說點兒輕佻的俏皮話，身上分文不帶，可不知怎的，只要那家夥一來，村裏立刻明亮了許多——必須得能造成這樣的氣氛。也就是說，當個小醜。當然，盡量去扮演小醜，這既不容易做到也沒有意思。所以，還是天性輕佻浮薄且充分具有小醜素質的人最合適。這就是我認為研究者所應具備的資格。

然而，細想起來，這兩個條件——“能吃”和“輕佻浮薄”都不是那種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具備的資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人的天性。我自己是十分具備這個資格的，為此也常常叫人瞧不起。有時我也下決心要改正自己看見路邊掉的東西撿起來就放進嘴裏的下作和粗心大意的毛病。可是，天性是驚人地頑固，即使改過一兩次，很快就又回到老樣子了。

總之，我所說的女性史研究者的兩個資格，其實只不過是有效地利用了我這改不了的天性中不良的一面而已。 （原載《學習的起點》一九七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