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以北，当年事，我记得。

当历史奔跑，逃离人类，生命的连续性被四分五裂，这些影像便成了绝望的渴望，渴望要将过去的时代——一切荒诞的和沉默的——留存在影像的地平线上，不让那些曾血肉丰满地活过的人们被遗弃在再也不被聆听到的空无之中。

在一篇回顾“大荒”走过的这些年的文章末尾，埃米尔 · 默罕默德写道：

“马来西亚电影里有太多的空白，譬如，这个国家的电影人没有拍纪录片的习惯，我希望大荒能做些弥补。”他是身体力行的人，坚持拍纪录片，尽管他的大部分电影并没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国内公映。

因为《最后的共产主义者》、《乡村电台秀》和《马来西亚诸神》这些纪录片的题材，埃米尔看上去像一个政论爱好者和持异见者，而事实上，他的幽默化解了尖锐。

很多时候，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不正经导演，让嘲讽和玩笑这些美好的品质回归了电影，也让那些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失效了。关于他，最有意思的段子是，某次给国会议员们放映《最后的共产主义者》，放映结束，政客们七嘴八舌：“这电影为什么一点不暴 力？”“这电影太文艺了，太作者了！”

如果一定要给埃米尔选择一个定语，那么他既不激进也不文艺，他是一个好奇的搜集者。就像几年前在新加坡影展上他这样描述《乡村电台秀》：

“我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好奇，我希望人们看到这电影的时候能意识到，有些故事是与众不同的，讲故事的方法更是新鲜的。”

 《乡村电台秀》是《最后的共产主义者》的后续，在拍摄《最后的共产主义者》时，埃米尔去了 马来西亚国境以北的泰南村庄，意外发现许多1950年代被流放的马共成员们 (基本是穆斯林) 生活在那里。

他们曾经被历史的湍流席卷，生活四分五裂，而此刻 被遗忘在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

村里的居民是 60岁以上的老人和15岁以下的孩子，中年的一代在他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外村领养，因为当年时局紧张，带着孩子的流亡生活是不方便的。

政治在 1990年代从这个偏僻乡间退场，现在村里的孩子并不知道父辈和祖辈的过去，他们以为自己是泰国人，不会讲马来语。山中日夜长，黄昏的雨水怆然而下，历史的钟摆又一次慢了下来。

20世纪的后几十年里，历史加速度的前进改变了个体的存在，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横跨了两个甚至更多的时期。

历史奔跑，逃离人类，生命的 连续性就此四分五裂。

这是埃米尔在泰南村庄里看到的，也是他在72分钟的影像里试图呈现的——一台十三不靠的乡村电台节目，成了这张支离破碎的记忆拼图的背景音。

那是一个类似《冬天的故事》的悲喜剧，情节在悲喜之间交错，有放逐以后又回归的人，有死去以后重生的人，有悔恨也有和解……

拍摄中，埃米尔采访了村子里一个86岁的老人，三个星期后，老人病故。

这段插曲让《乡村电台秀》带上了挽歌的色彩，于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影像成了一种绝望的渴望，渴望将过去的时代——一切荒诞的和沉默的——留存在影像的地平线上，不让那些曾血肉丰满地活过的人们，被遗弃在再也不被聆听到的空无之中。（《谈马来西亚电影的大空白与大可能》，来源: 文汇报 / 发布时间： 2011-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