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正在發生很重要的事情，出現了很多混亂陌生的東西。原有的話題不再令人感興趣。無論是就一個人、一種心境而言，隨著時間的延續，人們都可能走近這樣一個感覺：對很多事物正在失去熱情……表現是多方面的，主要一個是無言。沈默比什麽都好。沒有熱情，更沒有激情，至少是不願重復和駁辯，自己講出來的話自己聽了都覺得沒意思。

衝動、激情，這一切都跑到哪裏去了？真的消失了嗎？我們知道，除了很外在的、熱情洋溢的、精神煥發的，剩下的就全部潛在了心的深處——一個人總有一天能夠陷入很深刻的激動，除非他對好多事物沒有自己的看法，不懂得憤怒，不願把富於個性的東西堅持下來，沒有勇氣。

一個人沈默了，就有了“斂起來的激情”。

生活的河流往前流淌，它不會總是一個速度，浪花翻卷得也不會一樣。生活的變化猝不及防。近來，這種變化表現得更為突出、深刻，也更明顯。由此帶來的好多新的問題，對人心構成了足夠的刺激和挑戰。這期間的文化界到底發生了什麽？

後果又將怎樣？

好像人們已經對精神失去了期待，文學的命運可想而知。

前不久，文學給予我們的好奇、那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還記憶猶新。好像歷史發展到今天來了一次突變，社會再也沒有留給文學一次機會，失去的就永遠失去了。

精神的高原都在走向沈寂、陷落。作家、藝術家、美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建
築學家、植物學家，幾乎所有的學人和專家都走向了一個共同的處境。這對於那些
一直外向，靠廣大讀者、觀眾簇擁著往前走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而言，竟是相當尷尬
的。文學藝術界尤其失望和焦慮。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電視文化全面地、不可
抵禦的全方位加強。除此而外，我們的文化生活中就沒有任何值得註意的東西，引
不起什麽波瀾和議論。

電視藝術即使粗疏平庸，仍然能在社會上風行，反應迅速；令人失望的是層次比較高的人也在表示認可，有的還伸出手掌歡呼，與通俗藝術的制造者配合良好。

往往一部電視劇還沒有播放，輿論界就開始制作一種假象，什麽“轟動”、“萬人空”，其實大多是誇張和編造出來的。廣大群眾，被傳播媒介愚弄的現象非常嚴重。它們扭曲和覆蓋大多數人的真實看法，有時想牽著鼻子走，一直走到很遠很遠——這時人們再要回頭也做不到了。

（中國岳敏君油畫）

看的人多並不說明“轟動”。沒事了打開電視，有時只是一個習慣動作。我們過得太無聊，大多數是窮人，喜歡方便和簡單打發時光。電視藝術是窮人的消遣。總之看個畫面很方便、省力氣，至於是否看到底，是否從頭至尾，如饑似渴地打開電視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更多的人是瞥上幾眼，因為撞到眼上了。但它比純粹的文學制品、艱深內向的文化制品和嚴肅文藝的讀者多得多，這很自然。

其實何必驚慌。電視絕不會成為文學的殺手。歐洲普及電視是幾十年前的事，他們除了電視，吸引人的東西還有很多，但他們的重要級作家仍然有深厚的土壤，讀者仍然有增加的趨勢。我說過，電視藝術是窮人的消遣——這可不僅指物質方面的貧窮——享受也需要能力，在文盲還占相當大比數的一個國家裏，更高深和更純粹的藝術不會普及，因為沒有消化的胃口。在剛剛解決溫飽的人群中，需要的消遣品總是更直接、更便當、更通暢。粗疏和簡陋有時非但不是缺點，還是吸引人的一個方面。某些電視藝術就是如此。一個很有教養的人不會把大量時間耗在欣賞電視節目上……

好像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這麽多的“作家”離開了隊伍。前幾年的擁擠猶在眼前，這從一些文學講習班的盛況就可見一斑。文學青年分布在各地、各行各業。

大學的文學沙龍、座談會頻頻舉行，那種熱烈的場面令人難忘。如前的盛會從此銷聲匿跡、再也不會出現了嗎？不知道。那可很難說。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留下來的也就留下來了，走開的也就走開了，走開的用不著歡送。倒是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其中的一些人轉而經商，賺了點錢，也有的賠得一塌糊塗——無論賠錢的還是賺錢的，都不約而同地表示了對藝術的輕蔑。

他們把以前學到的一點藝術誇張的基本功，用到了對作家藝術家的汙蔑和謾罵上。經商沒有什麽不可以，但經商和文學既然是不同的，藝術家就大可不必受生意新手的辱罵。我對這種嘈雜倒聽得津津有味。藝術上的低能兒突然以為有了嘲笑的權力了。知道這是一個什麽行當嗎？這是偉大的魯迅、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的事業，是但丁和普希金的事業……那種人其實是在顯露自己的卑賤，不配加入高貴的行列。

個別人也不恭地議論起藝術家來，實際上這樣的人往往是極為幼稚和可笑的，無論在自己的專業方面還是在對人生社會的認識方面，大致還處於不著邊際的階段。

真正熱愛藝術的人走入了一個艱難的歲月。可能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這個局面不會改變。有人在《讀書》雜誌上引了一位老作家的話，他說作家和藝術家要“守”。“守”字用得多麽好。因為來自各個方面誤解特別多，作家藝術家與社會產生的隔膜越來越大。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好多人都提不起精神來，讀者隊伍越來越少，很好的著作才發行幾百本。有一位著名教授，他最重要的一本論文集印了２００本。這印數太可憐了。發行渠道不暢是個問題，這個時代開始弄不懂思想的價值。純粹的學術藝術著作本來就容易遭到誤解，絕不能跟那些通俗文化制成品在一條起跑線上競爭。

一個人有好多欲望，其中最大最強的就是使自己擺脫貧困。積累財富的欲望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存在。好像很少有人安於清貧。不過眼下的情勢是這種欲望已洪流滾滾，空前高漲。它對思想之域的沖擊是非常大的。物欲若得到廣泛的倡揚和解放，人就開始蔑視崇高。
今天果真是不能談論崇高，也沒有了嚴肅和純粹的藝術，不能回答和警醒了嗎？我認為人群中從來不乏優秀分子，好的著作家從來不必擔心他的讀者太少。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不缺少純美深邃的心靈。你覺得自己的聲音有價值，就不要擔心它弱小；你覺得你的見解很重要，就不要擔心它藏在一個偏僻閉塞的角落。你會從角落裏走出來——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聲音，你的思索與勞作。

今年冬天，我到一個貧窮的縣份裏去過，那裏很貧瘠，秩序也很差。可就在那麽一個偏僻閉塞的角落，也仍然能遇到一些熱愛藝術和尋找信仰的青年。我接待了兩個二三十歲的人，他們穿著很差，頭發也沒好好梳理過，其中的一個衣服上還有補丁，鞋子破舊。可跟他們的交談，讓我感到了極大的愉快和幸福。他們的好多見解，對經濟、文化、藝術方面的新鮮而獨到的看法、非常深刻。即便在繁華之地也極少聽到的。這只是兩個居於窮鄉僻壤的青年。我很激動。我曾問他們認識多少人？

他們說很多。我問經常和他們一起討論的有多少？他們說過去二十多個，現在只五六個了。我想這就對了。這五六個人在這個縣裏一定是很重要的。他們的聲音總是通過某個途徑和某個機緣得到記錄和傳播，對人發生影響，比如說對我就有了一次極大的促進。我還要把他們的思想傳達給我的朋友，並歸納到我的思索之中。我和朋友一塊兒擴大兩個青年的聲音，並將這兩個形象記在心中。像這樣的青年我相信一輩子還會遇到。我想他們的周圍可以形成一幫類似的人，鼓勵修研。一個人常常渴望一輩子要幹很大的事情，有這個奢望是很對的。可是究竟什麽才是大？人的一輩子只要真正能夠改變一兩個人，那他這一輩子就很了不起。

我看過一個故事，上面講一個篤信宗教的人，他一輩子都在做一個事情，就是挽救世俗的人，讓他們皈依，一切的機會都不放棄。有一次他在車站上等車，利用了短短的五分鐘就成功地“救”了一個人。他幸福極了。他就是這樣地重視人。

現在有很多人不重視人，不愛人。讓這樣的人充斥時代是令人厭惡的、渺小的、沒有希望的。真正偉大的人必有高貴的心靈，必愛人、重視人。這種愛和重視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體的。要從同情關懷一個具體的人開始你的善良。要不厭其煩地為不幸的人去辯解和呼號，哪怕一生只為了一個這樣的人。

他如果是無辜的，就讓我們全力以赴地護住這個身軀吧。為一個人可以付出自己的所有，敢辯駁，而且不被周圍的巨大聲浪所淹沒。一個人是小的，他代表和說明的原則卻有可能是大的。

時間好像被壓縮了。我們踏上了時代的列車。稍微翻一下世界歷史，來一個回顧：美國和歐洲在整個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雖然我們不能也不必沿著它們的舊有軌道挪動，但總是由農業國往工業國過渡，總是從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的社會走向比較發達的社會。這是一個轉折。和歐美一樣，在轉折期有一大部分藝術家會走入尷尬，走入無以為繼的那麽一種狀態。他們與社會的隔膜是非常明顯的。社會每一次發生動蕩，社會秩序每一次出現淩亂，藝術家就會如此。

美國考利寫了一本《流放者的歸來》，記錄了海明威等所謂“迷惘的一代”怎樣苦熬巴黎。他們一群藝術家大部分從世界大戰中歸來，歸來之後卻遇到了那樣令人失望的一個美國社會。社會開始轉換，秩序陷於混亂，原有的準則與狀態一塊兒給打亂了，等待進入新的軌道。各個階層、各個領域，都出現了混亂。而藝術家、思想家又不斷地處在既留戀過去又探索未來的狀態中，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他們很敏感地從新生事物裏發現謬誤、重復和倒退，結果責無旁貸地成了一個時代裏徹夜不眠的提醒者。他們很痛苦，也不免恍惚迷惘。當人們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倡揚和放縱時，精神會一度失去魅力。一些藝術家淪落到當時世界藝術中心巴黎去了。

巴黎比美國快了半拍，整個社會更趨於穩定，經濟和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經形成，藝術家在那裏更容易找到知音，從精神上獲得滿足、得到發展。海明威、龐德……好多藝術家，數不勝數。所謂“流放”不光指遠離家園，它也指精神家園的失落。

回到美國前後，他們相繼寫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成為二十世紀初期最重要的作家，也是整個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奠基者、經典作家。社會、文化經濟的發展總有個軌跡，過去了的一段歷史可以佐證當代中國，幫助我們尋找規律。

急劇變動的社會生活如同一個頻頻搬動和打掃的大房間，整個空中灰塵密布，讓人恐懼和焦躁，無所適從；但灰塵也是有重量的，它不能老在空中，它會落下來。不同的事物總要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不會總是處於混亂狀態，這就叫“塵埃落定”。

關鍵問題是誰能堅立於塵埃、沖破迷惘？如果在這個時期能夠堅持下去，認定你的追求和創造，認為你的激動都是出於生命的需要，那麽你就不會飄浮。混亂時期從另一個方面講也總是使人飛速成長的機會，歷史上的重要作家、藝術家大多是從最困難的精神環境裏沖殺出來的。與此相反的是，總會有一批又一批藝術家放棄了，松弛了，結果也就淪為平庸，等而下之。這是一種必然，很可惜。

這個時代可不是思想家和藝術家最尷尬的時代，如果冷靜一點將會發現，這從來都是思想界、藝術界百求不得的那種沖洗和鑒別的一個大機會。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精神的一度荒蕪，總是意味著它將煥發出更大的魅力。

如果我們把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經濟文化發展的曲線重疊到一塊兒，就會發現：它們在很大程度上竟會吻合。文化低谷、通俗藝術高度繁榮，經濟起步、社會變動、喧嘩騷動，從疲憊到穩定……這個時候堅持下來的思想家不僅是生活的希望、時代的良知，而且還會成為下一個時代的星光。

我們都走入了檢驗和歸屬的時代，它對我們構成了那麽大的刺激和引誘。龐大的隊伍由於虛假而消失，道路再不擁擠。既然走入了冷靜和安寧，就應該充滿希望。
瓦解之後，你的堅持將變得事半功倍。

面對一個倡揚生命的欲望和盡情揮發的時期，可以充分地體驗痛苦和驚愕。也只有此刻才能最大限度地、強有力地向人心做出挑戰。一個人哪怕有了幾十分之一的回答，也會非常了不起。如果政治上極大地禁錮，各種思想都納入固定的框架，鉆入單一哲學隧道，我們就很難進入任意幻想的十字路口。沒有猶豫也沒有徘徊，答案是現成的。

誰也不再試圖從原有的答案下尋找另一個答案，有人替我們想好一切，人喪失了思想的機會和能力——只有單一的聲音，它非常強大，不是嗓音，它是統一的巨大的聲音，使你無暇思索，不能思索。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們發現了幾部那個時期留下來的珍品？

大部分人，包括一些很了不起的思想家、藝術家都在那裏沈默，幹一點與他的身份極不相符的事情，他沒寫出什麽了不起的東西。看來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脫離具體的客觀環境，一個人總是在一種環境裏生存。離開了一種環境就會失去某一種能力。

環境能夠毫不留情地、在不知不覺間扼殺或擴展人的某種東西。一個寬松放任的環境，人時常會有被淹沒的危險，但這也比那種禁錮好得多。你可以比過去更大膽地幻想，放任你的思想。創造的力量呼喚出來了，魔鬼也應時釋放出來了。恰恰走入了這種自由、混亂、多元，也就最大限度地煥發了人的創造力。

我們不得不適應現代世界的節奏和步伐，在經濟、文化、政治各個方面與活著的今日世界“接軌”。當代文化要融入整個世界文化，經濟更是如此。這樣，時代的列車才能運轉。不言而喻，我們的漢文化會空前地走向外部世界。當漢文化與世界文化發生撞擊的時候，它將接受更多的新東西。

這一代中國思想藝術界可以更多地接受世界文化遺產。以文學翻譯為例，幾乎任何一本有影響的外國文學新著，特別是“純文學”，很快就會在我們的書店見到中文譯本。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米蘭·昆德拉的《不朽》，在國外剛出版了一年左右，我們國內就見到了它的中文版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發展和積累當然會比過去快得多。

在這個時期，恰恰操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這個時期，不能茍且，也不能展覽骯髒。

我看過鄭板橋晚年給他弟弟的一封信，上面說像我們這種能寫幾句詩、畫幾筆畫的人太多了，這就算當代“名士”？

實際上我們才算不得“名士”，我們不過是舞文弄墨的酸臭文人罷了，因為從我們的作品裏一點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和時代的聲音……他說他如果為了混生活，完全可以幹點別的事情，可以種地，何必捏著一支筆桿在紙上塗來塗去畫來畫去？世界上有多少種方法混生活，如果用筆墨混生活，可就算最寒酸、最可憐的一種了。

鄭板橋的覺悟令我心動。我從此明白了一個用筆的人怎樣才能不寒酸、不可憐：這就是記住時代和人民，好好地思想，要始終站立著。不能阿諛，也不能把玩——把玩自己的精神是非常可怕的。玩鳥也比玩自己的精神好啊！我們現在有人崇拜的不是一種獻媚，就是一種酸腐。

比起那些粗糙和浮淺而言，這種墮落更為隱蔽，並且有點“可愛”。不能忘記人、人民，要有鄭板橋那樣的警醒。思想與藝術之域，保留下來的只會是戰士。藝術本身有魅力，那正是因為精神有魅力。一定要用心靈去碰撞，要寫出人的血性來，只有這樣才不能使自己變得可憐。

除了可憐，還有一種讓人討厭的藝人。這種人任何時期都有，他的筆無論怎麽變化，總是跟一種強大的、社會上最通行最時髦的東西一個節拍。我們聽不到他自己的聲音。我們從一開始就應該跟這部分人劃清界限。我們的心靈應該與他們不一樣，我們的同情心任何時候都在弱者一邊。同情弱者，反映最低層的聲音——它正是未來所需要的。一個思想家、藝術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堅持真理和正義，不向惡勢力低頭，永不屈服，永遠表達自己的聲音，喊出自己的聲音：

只要這樣做了，就會生命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