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寫作者也許在這個時代都是中產階級，都活得無憂無慮，加在我們自身頭上的冤屈也許是很少的，但是整個時代的苦難是沈重的。這個時代處在一個轉型的前沿，顯得特別陳舊。中國未來一定會轉型成功，這個民族一定會有個光明的未來。但是在當下，我們每個文化人都要分擔這個時代的疼痛甚至劇痛，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微博上顯得比較活躍的原因，就是因為經常會有許多陌生的朋友@我，說我們家發生什麼事，我們這個地方發生什麼事，希望你幫忙轉發、評論一下，我常常不忍心忽視這些留言。也許你的轉發無濟於事，不足以幫他平反，也不足以幫他重建被野蠻拆遷的房子，但是你的轉發一定會讓更多的人明白是非。這是一個喪失了是非的時代，很多人連善惡也分辨不清楚，基本的價值觀不明白。我們要用這種對真善美追求的精神去感化身邊的人。 

我自己除了作為一個寫作者之外，也努力做一個推進社會進步的身體力行者，一個實踐者。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的那一刻，我在四川重災區，後來就一直留在那裏搞社會調查，幫助他們重建家園，也做了很多社會實踐和公益事業，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以及活動，南方一些媒體都有詳細報道。 

其實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我遠遠不足以在大家面前賣弄。我所寫的書，到目前為止也就一個散文集一個長篇小說，其它的都還沒來得及整理。但是我願意跟大家分享對寫作的認識，和作為一個所謂寫作者對這個時代的使命的認識。很有幸來到長治，跟諸位萍水相逢，也許我的話有很多不得體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原諒。觀點不同也沒關系，我們可以互相切磋、互相砥礪、互相辯駁、互相提高。我就先講這麼多，我其實是一個喜歡聊天的人，不喜歡一個人唱獨角戲，接下來大家可以采取聊天的方式，我們隨便聊，好嗎？

聽眾：野夫老師…… 

野夫：別叫老師。大家就叫我野哥好不好？比我年紀大的就叫我兄弟。 

聽眾：其實我比你小，只是我看著比你大。（眾笑）你在這講課的時候，我才了解到中國有這麼個叫野夫的人，我說的是實話，但也不全是。實際上我的同齡人也都看過《江上的母親》這篇文章，包括我，那時我就知道有這樣一個野夫了。今天下午來的時候，我還專門在網上了解了一下，我覺得我聽了你的話以後有這樣一些感受，你所說的就是我經常喜歡給學生說的，寫真情實感，所以你講到寫真情實感，對我很有觸動，我盡管年紀比較大了，我覺得我還是個文學青年，我還願意寫，我願意跟著你那個寫真情實感的路線走，謝謝你，歡迎你，歡迎野哥。 

野夫：謝謝！謝謝！（紙條）我先回答這個問題啊，高行健獲獎被國內作家認為是三流作家獲獎，政治性大於文學性，你怎麼看待？

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是有一點自己的看法的。高行健，首先我必須說他是一個優秀的漢語作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還在大陸的時候，他至少可以說是中國先鋒戲劇的創始人。雖然民國年間也有一點先鋒戲劇，但是先鋒戲劇、實驗戲劇、實驗話劇在大陸是從打倒“四人幫”以後，是從高行健開始的。他的小說，我認為不算是漢語最好的小說，就整體來看，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文學圈讓人感覺好像不太服眾。但是如果說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他完全是因為政治的原因，這點我不太同意。為什麼呢？ 

因為高行健出國很早，他出國也不是因為“六四”，他只是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有一些小小的批判，也沒什麼拓展，他在國外也不是什麼民運分子，他並不是民陣的戰士，他只是一個流亡作家，在海外也並不是一個充當反對派的作家，嚴格意義上他都算不上一個異見分子。雖然他的小說如《靈山》這些也寫到文革，但大陸寫文革的，寫新中國六十年歷史的，比高行健寫得深寫得狠的多的是。那麼他為什麼獲獎呢？我們只能猜測，因為我們不是評委。現代漢語文學作為世界幾大主要語言文學的一支，從未有人獲過諾貝爾文學獎，在這樣一個年代，好像不獲一個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都會覺得不好意思一樣。 

當時和高行健一起提名的還有北島，莫言等，可能恰好就是評委會的馬悅然等人覺得他已經夠可以了。諾貝爾文學我對它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我認為大陸凡是體制內的作家都不太可能獲獎，哪怕你寫得很好。

從文學史上來看，中國大陸從來不缺少優秀的作家。但是由於你被體制所圈養，你會因為在意你的這一碗飯，而使你的文學還在耍小聰明，會有所回避，你的批判和檢驗都是有限的。當你的整個作家代表團到德國去參加書展，當書展上出現一個異地作家的時候，當代表團的團長起身退席的時候，當所有著名作家就像幼兒園的孩子一樣，跟著主席團團長一起退席的時候，我認為這絕對是讓人丟臉的一個時刻。因此要諾貝爾文學獎獎給這樣一群人，我是不太相信的。也就是比起你來，高行健不算是最適合獲獎的，但是你仔細想，我們又能指出哪個張三李四王五讓大家都覺得心悅誠服呢？至少我覺得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一個。 

再看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中央也說，您也說，社會轉型發展，從哪兒轉到哪兒，轉變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轉型期的陣痛還有多遠？ 

這不是一個文學話題，嚴格意義上說，這是一個敏感話題，但也可以說不敏感。因為就像這個問題裏面提到的一樣，中央也愁啊。社會的轉型發展究竟轉到哪兒，這個我毫不懷疑，世界只有一個轉向，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曾經說過，毛澤東說得更多——自由民主。不信你們翻看一下歷史，中共從建黨之初到鬥爭最激烈的時候，都是高談民主制度。所以說，我相信他們還會轉到那兒去，兌現他們曾經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