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四海 (3)

攝制成本亦因此直線上升，《秦俑》(1990)制作費據稱是5000萬港元，用今天美國制作的標準衡量，縱然低得可笑，但與影片可能取得的回報相比卻是貴得驚人。如同今天的好萊塢，明星有票房保證，身價便會大升。李連傑一部1992年的影片耗資3500萬港元，他的片酬便占去其中1/3或以上。為彌補制作經費，監制開始以幾部片一起賣埠的方式，賣片給臺灣，臺灣片商為取得賣座大制作，不得不一並買下一些次貨。

可問題卻來了，大型制作並非全都可封蝕本門，觀眾會對飛檐走壁的女俠生厭。臺灣投資者與發行商組成卡特爾聯盟，強迫賣埠價減半。這場影業危機始於1993年，那年可說是恐龍年，《侏羅紀公園》在亞洲所向披靡，港片節節敗退。同年臺灣出現有線與衛星電視，待在家裏看電影的人愈來愈多，有叫座力的明星愈來愈少，一度是臺灣票房保證的林青霞也宣布息影。1993～1995年間，臺灣30大賣座片，25部來自好萊塢，香港的只4部。港片毀了臺灣電影，如今卻倒過來給西片殺個措手不及。

美國片在臺灣大捷，反映其在東南亞的勢力日漸擴張。80年代，好萊塢片一半以上的票房收入來自國外，其中1/3至一半以上的票房又來自亞洲，電影公司漸漸清楚他們的前景很大程度上系於亞洲。《侏羅紀公園》、《亡命天涯》(TheFugitive，1993)、《真實謊言》(TrueLies，1994)及《生死時速》(1994)等電影大收旺場後，美國大公司大受鼓舞，發行影片更野心勃勃。好萊塢公司開始在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市場，投資開設影院。他們的勢力能在歐洲擴張，竅門是多廳影院。亞洲各地商場林立，正是開設多廳影院的理想環境。多廳影院不僅把西方放映模式正規化，還可減低每個放映廳的管理經費，甚至售賣爆玉米和糖果，亦極之有利可圖。

1996年底，美國擴張大計得逞，亞洲各地制作量開始大跌。盡管1997年區內出現金融風暴，但亞洲各地票房收入卻報升，主要原因是放映好萊塢片的多廳影院，票價訂得較高。港產片要收復海外市場失地，機會已十分渺茫。

數十年來，香港都要依賴人數漸增的亞洲觀眾，可到了90年代中，其傳統市場驚人萎縮，臺灣市場名存實亡，韓國與泰國則只垂青動作片，只有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對港片依然興趣未減。本地市場再度成為票房支柱，占影片總收入的一半至2/3。但很不幸，十年不變的入座人數開始急跌，1988年入座人數6600萬，1993年跌至4400萬；同期的票房賬面數字雖然報升，卻只是票價不時調高所致。港片頹勢一發不可收拾，1996年入座人數只剩下2200萬。有編劇以人口結構改變分析跌市原因，認為國內新移民是80年代港片主要觀眾，他們發現港片程式很有新意，但到了90年代，所有綽頭統統給他們看膩了。部分黑幫片仍吸引大批觀眾，但大受海外歡迎的神怪武俠片都慘淡收場。結果，票房主要靠幾部賣座片支撐，而且通常都是周潤發、成龍及周星馳的電影，或少數大堆頭群星助陣的喜劇片。

另方面，當地觀眾重投好萊塢懷抱，美國賣座片有更多戲院爭相放映，競爭力大為增強。1996年十大賣座電影，美國片囊括五部，外國制作(美國片為主)票房收入更破紀錄，占總數45%。香港成為好萊塢片很可觀的市場，所賺比歐洲某些國家更多，即使與中國大陸相比，其重要性亦高得多。

當地發行商與院線很想與好萊塢分一杯羹，嘉禾開始巨額投資放映設施，在亞洲各地收購及興建影院，供放映美國片之用。但香港制作卻減產，1996年僅推出115部，不到1993年的一半。縱使減產的制作，不少是無關痛癢的軟性色情片，但更重要的是，監制必須大刀闊斧大幅削減成本。90年代中，大部分制作的經費，僅介乎400萬～800萬港元之間。相比同期一部普通好萊塢片，港產片的制作費還不及25年前李小龍熱潮剛開始時的水平。這些成本低廉卻又外貌可觀的影片，不僅繼續證明當地導演技巧出色幹勁沖天，還顯示他們的工資依然偏低。

此外，導演也開始以較高品味的觀眾為對象，拍攝了一連串以感情關系為題的電影，如優皮愛情小品(《三人世界》，1988)及懷舊通俗劇。爾冬升的小本制作《新不了情》(1993)，講垂死女孩給自暴自棄的薩克斯手帶來救贖，竟然可大收3000萬元，與成龍的《城市獵人》勢均力敵，影評人都很愕然。“關系電影”與武俠片“泛華人”的普遍性相反，口味極之地道，而且影星片酬較低，煽情劇本又不求特技效果，抒情插曲更可灌錄成光碟出售。懷舊喜劇《92黑玫瑰對黑玫瑰》的映期，破天荒由1992年7月延至12月，收益與周星馳的搞笑片不遑多讓，有力地證明地道的香港口味仍有可為。《小男人周記》(1989)及《飛虎雄心》(1994)的導演陳嘉上於1996年說的一句話，總結了此一現象：“我拍片，是拍給本地觀眾看的。”

陳嘉上屬於80年代末港片好景時冒起的新一代導演，不少同期導演，皆放棄典型中國武俠片，也不拍槍戰火並，而欲創作類似“高質電影”的作品。他們鏡頭下的現代香港人，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年輕男女，在商界或傳媒工作，生活優哉悠哉，偶爾香港與外國兩邊走。姑勿論這類電影事實上會否吸引大批富裕的香港人，他們對當代潮流及小奸小壞的描繪，確能吸引學生和白領買票入場，不高的制作經費不難回本。

開創這類影片先河的，是珠寶商潘迪生創辦的德寶公司。德寶結束後，一群年輕導演組成UFO(電影人)繼往開來，他們開拍的影片，皆以20來歲中產的感性生活為題。由於成本所限，他們追隨新藝城的作法，專攻喜劇，如《風塵三俠》(1993)及《記得香蕉成熟時》(1993)等稍帶粗俗卻令人感覺良好的影片，後者更模仿美國電視連續劇《美好年華》(TheWonderYears)，回到80年代初的背景大玩懷舊。UFO的影片都自覺要緊貼時代，於是取材有移民問題(《天涯海角》，1996)、約會強奸(《歡樂時光》，1995)，以及戰後一代與今天自我中心的優皮一族(yuppies)之間的沖突(《新難兄難弟》，1993)。陳可辛是UFO最成功的導演，他執導的《金枝玉葉》(1994)以性別倒錯與流行樂壇大造文章，手法維肖維妙，成為1994年最賣座電影之一。他以移民為題的電影《甜蜜蜜》(1996)不僅票房成績斐然，還史無前例囊括香港電影金像獎九個獎項。

與此同時，有導演另辟蹊徑，開拍本土剝削性電影，最特殊的例子是邱禮濤，其一連串興高采烈的殘暴驚險片令人側目。他的《的士判官》(1993)是《猛龍怪客》(DeathWish，1974)及《怒火風暴》(FallingDown，1993)的混合體，片中黃秋生的懷孕妻子遭麻木不仁的的士司機害死，他於是向的士行業宣戰。邱禮濤最聞名遐邇的作品是《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1993)，借用澳門一宗集強奸、謀殺及食人於一身的案件，以煽情手法搬上銀幕。黃秋生飾演暴戾的飯店老板，把自己手刃的死者蒸成叉燒包出售，他更憑此片獲選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一頭長發的邱禮濤，同時也是搖滾樂手與音樂錄像導演，目睹自己影片正好迎合午夜場觀眾的心意，他樂在其中：“那肯定是我想要的經歷。”

其後出現的連串潮流，皆介乎UFO的感性與邱禮濤的震驚手法之間。流行歌星主演、大講自我犧牲手足情的“古惑仔”系列，是80年代英雄片的低檔版本，以粗線條風格，於龍蛇混雜的實景拍攝。“古惑仔”電影始終標榜為地道制作，主攻本土市場，描寫行為舉止放縱的種種，觀眾都看得高興。劉偉強表示，電檢要求刪去《97古惑仔戰無不勝》調侃新任特首董建華的一個笑話，他感到遺憾。另一漫畫改編的“百分百感覺”系列則比較正經，編導馬偉豪與炮制“古惑仔”的公司“最佳拍檔”合作，把《百分百感覺》(1996)及其續篇（《百分百Feel》，1996；《愛情Amoeba》，1997)，變成與黑幫故事相映成趣的健康影片。主演“古惑仔”的鄭伊健，也飾演這些愛情故事的主角，圍繞他身邊的都是形象健康的新星，如歌星鄭秀文與喜劇演員葛民輝。奇怪的是，他們都與家人不相往來，於是住在一塊，情同手足。他們工作上出現問題，又遭受階級的白眼，愛情生活則兜兜轉轉；他們總是吃意大利粉，總是上網，不然就是追看美少女戰士，購買DKNY的時裝。

不少這類電影，亦有賣埠的吸引力。類似邱禮濤與劉偉強制作的B級港片能在東南亞市場賺錢，主因是他們成本極低，拍攝極快。邱禮濤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海外收益是成本的10倍(成本不過200萬港元)。即使是UFO內容極地道的制作，也可討好世界各地那些口味較西化的華僑。不管東方或西方，中產階級的成功故事都一樣有市場。

但優皮愛情故事也好，B級片也好，都未能挽救整個行業。本地市場以極快的速度垮下來，主因是盜版影帶已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盜版自80年代初便已出現，但主權移交前夕才開始猖獗，全港各地的“灰市商場”都充斥正上映的賣座片的翻版貨。有時，放映師或沖印室職員會偷偷把拷貝拿出來復制，但“影院版本”的翻版影帶亦屢見不鮮，那是影院上映時偷拍的，觀眾的嘈吵聲，不準確的框邊時會出現(影院盜錄版猖獗，促使午夜試映場的慣例，成為絕響)。更甚者，新一代數碼式VCD(錄像光碟)面世，翻版變得更便宜，更可在短時間內大量制造。正版VCD零售價約10～12美元，但只消3美元，便人人都買得盜版，所費不過約戲票的一半。到了1998年，VCD不僅擊退鐳射影碟，還搶去影帶市場。“古惑仔”系列監制文雋在《97古惑仔戰無不勝》首映那天，便買到盜版VCD，他指出：“盜版商有最佳的發行制度。”

90年代中，海外及本土市場同告雕零之際，不少人都問過一個明顯的問題：中國內地又怎樣了？那畢竟是最大市場，能挽救香港影業嗎？

首先，內地似乎需要港片。鄧小平於1979年實施經濟改革，中國敞開對外貿易大門。盜版影帶出現後，國內影院入場人數一落千丈。當時的國內制片廠，沒法迎合院商要求制作大眾口味的影片。觀眾都情迷港片，不是通過正式放映，而是通過電視廣播及盜版影帶。不少盜版影帶，甚至公然在戲院或“錄像放映廳”放映。

香港公司即使循合法途徑在國內發行港片，也不容易享得什麼甜頭，因為內地控制境外片進口，每年配額只有10部，港產片也受此管限。但卻可鉆空子，某些“合拍片”可視為國內制作，免受進口條例規管。情況一如港商把工廠北移，利用國內較低廉的勞工市場，因此，監制開始在國內攝制影片。與國內合作拍片，除有遼闊外景場地、低廉勞工市場外，其他方面其實都不會好到哪裏去，但部分影片也真的可以擠進國內影院，不過，全都以極低價賣給院商。此外，國內取景壯觀，可增強影片視覺美感，有利賣埠【指賣片到海外。——譯者註】。

獲準國內公映的幾部主要影片，特別是成龍的，都很賣座。1994～1995年間，國內與香港公司以分賬方式放映部分港片。不少觀察家認為，1997主權移交後國內很可能全面開放市場，香港回歸後也許會成為中國的好萊塢。

然而，中國大陸在1995年開始，給合資制作訂出新例，規定剪輯及配音工作必須在國內完成，底片也必須留在國內。臺灣資金的《風月》(1996)制作成本高昂，原以為可在國內公映，但結果不獲電檢通過。

與此同時，國內院商開始偏愛好萊塢賣座片，逐漸霸占了大部分的進口配額。1998年，各大城市都以放映西片為主，港片僅在較小城市或鄉鎮地區放映。一如在亞洲其他地方，港片在中國大陸培養了觀眾的新口味，但事實證明好萊塢更能在這方面滿足他們。

進軍國內受阻，海外市場萎縮，再加上好萊塢片漸受歡迎，以及錄影盜版的出現，在在使人擔心香港影業快撐不住了。90年代中開始，香港導演有兩道主要的生存板斧：一是泛亞洲合資制作，一是轉向地道特色；可他們仍然變不出戲法。1997年新上映港片不足100部，入座人數再下跌8%，進口外國片票房總額超前本土作品，前者是53%，後者47%，乃數十年來的首次。好萊塢票房收入稍微超過總額之半，對多數國家來說，守住半壁江山已是喜訊，但對香港卻象征了權力轉移，本地電影界士氣大挫。1997年10月，特區新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公開表示會設立協調本土制作的電影辦事處，且承諾撥地興建大型片場，以推動香港影業發展。與此同時，電影玩家另覓理想制作地點，有監制甚至開始投資臺灣片，與港片全盛時期的做法背道而馳。

1997年～1998年亞洲出現金融風暴，香港影業更加兵荒馬亂。縱使亞洲觀眾依然蜂擁跑到新型舒適的多廳影院，但依然垂青港片的馬來西亞、印尼、南韓及泰國等地的院商及發行商，卻以貶值的貨幣做生意。院商不敢提高票價填補差額，便要求香港供應商延期結賬或減價。1998年春，東南亞電影公司買片量減少，港片產量進一步萎縮。

當地影市不景的慘況，從嘉禾連串災難可見一斑。嘉禾旗下公開上市的發行及放映公司嘉禾娛樂公司，1998年上半年虧損600萬美元，但拓展多廳影院的業務騎虎難下。為挽救公司，鄒文懷同意與澳洲實力雄厚的院線VillageRoadshow分享娛樂公司的控制權。與此同時，鄒的長期拍檔何冠昌逝世，成龍又退出娛樂公司的董事會。其時，正值政府拍賣將軍澳大幅土地作興建高水平制作設施，以邵氏為首的一夥買家聯手投得，嘉禾卻競投失敗。是年秋季，嘉禾遷出鉆石山斧山道片場，鄒文懷宣布考慮遷移往新加坡。

1998年夏，與我到大華戲院看《97古惑仔戰無不勝》的時間相隔了一年許，《紐約時報》記者無意中撞進《新古惑仔之少年激鬥篇》開播日的戲院，座上只35個觀眾。你只需付2.5美元，便可沿街買到該片的VCD。港片成本大幅削減，制作少得可憐，電影人夢想破滅，香港影業幾乎跌至谷底。最成功導演之一陳嘉上，得減薪75%。當地影評人方保羅更宣讀悼辭：“我看，大家熟悉的香港影業完蛋了。”

香港電影50年來一直是區域性企業，如今卻被迫回歸本土，可惜本地觀眾幾已跑光。然而，香港不少最出色影片，卻在1993年影業衰退後出現。正所謂文窮而後工，財政絕境也許使導演更無顧忌實驗新意念新手法。與此同時，導演在更白熱化的競爭及技藝傳統的影響之下，都想拍攝創新與過癮的東西。黃金時代已一去不返，香港影業將變得跟多數本土電影一樣，每年只少量制作，有藝術價值的也有幾部。然而，排眾而出的作品，大抵仍堅守著大眾電影的準則與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