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摘要
延續兩位作者近年來對連結「傳播」與「敘事」之研究興趣,本文倡議探究紀實(如新聞報導)與虛構(如電影、廣告、戲劇)傳播內容之敘事者、敘事對象、故事文本、論述等基本元素如何透過不同載體(modes)互動且相互影響,藉此厘清其在大眾社會日常生活扮演之功能。本文主要動機因而就在提供有關「(大眾)傳播為何」的另種思考,旨在透過敘事學/理論/研究之後設思維討論「敘事傳播」可能包含之內涵元素,可視為在此21 世紀初期針對傳播核心概念提出之深層反思。
壹、前言
一般來說,故事是有關個人、小區、他(們)所做的事件(行動)以及牽涉其中的對象(Basso, 1996)。以下擬以一個已由多個媒介相繼述說的真實故事為例簡單地描繪「敘事傳播」的特質與範圍。這個故事歷經一再轉述後廣為流傳,足以展現「敘事傳播」如何得與「敘事學」(narratology, Onega & Landa,1996)對「故事」以及傳播學(communication studies, 見Griffin, 2010)對「傳播」的關注皆有相關卻又不同。
(Feature Photo:The Story Teller by Rajesh Loganathan,500px.com/rajlogan)
在「敘事傳播」概念之框架下,本文要藉這個小動物的生命故事列舉敘事傳播現象以及一些基本議題,如:
(一)傳統敘事學之範疇與對經典信息傳播觀點的批判;
(二)自述、再述與傳頌故事的傳播行為為何;
(三)敘事者與敘事對象如何共建情感、想象;
(四)跨媒介載具之傳播與符號轉換;
貳、故事案例:「小河馬歐文」的生命故事
這個小動物的生命故事發生在2004 年12 月26 日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北海域兩次海底地震 1 之後,隨後引發的大海嘯更造成數十萬人喪生、五百萬人遷離家園。當死傷嚴重的新聞報導使聞者皆感悲痛時,非洲肯尼亞海邊出現了一只孤獨待援的小河馬「歐文」,眾人因而體會海嘯帶來的災難不只影響著人類生命,也讓非洲動物成為受害者。大家於是奮力救起這只河馬寶寶並將它送進肯尼亞蒙巴薩動物園收養,誰知「歐文」竟然認定園內百歲公陸龜「阿達布蘭」為「媽媽」亦步亦趨地跟著,老龜也展現親情呵護小河馬,為一場無情災難譜出感人的「親情」插曲。
「歐文」故事隨即登上新聞媒體版面,並也引起了住在美國紐約的六歲小女生註意特地遠赴非洲探望。小女生Isabella Hatkoff 並與父親Craig Hatkoff 以及在非洲照顧歐文的Dr. Paula Kahumbu 以及英國BBC 攝影記者Peter Greste 聯袂出版了《小河馬歐文和牠的麻吉》(Owen & Mzee: The true story of A remarkable friendship)童書(「麻吉」Mzee 即陸龜之名,中文譯本見張東君譯,2006)。
童書隨即在美國大受歡迎,繼之受到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電視新聞采訪。 動物養護所也架設網站提供人們點選閱讀小河馬歐文、老烏龜麻吉和動物園許多其他動物的故事。使用者進入網站後不僅有歐文的照片、音樂、歌曲、文字報導、電視新聞、海邊援救歐文的紀錄片,還有許多其他動物的影音檔、歐文的趣味動畫以及動物互動影音遊戲。網站使用人可自助式地選擇歐文、麻吉與其他動物角色的影音檔,復制後剪貼排列動物出現順序,甚至亦可播放自己編寫的動物故事。
以上「小動物生命故事」一例展示了現代新聞傳播與故事講述現象的反復糾葛,顯示原屬新聞工作者選材與撰寫文本的紀實傳播(新聞)領域如今經過讀者「轉身」(如小女孩 Isabella Hatkoff)加入成為作者後,另以不同媒介之符號系統「再述」(restorying)故事進而產制出紀錄片、童書接續轉述並傳播著同一故事。童書然後與原初故事回到CNN 電視新聞出現另次紀實影音報導,更演變出具有創意的互動網站、動畫、在線遊戲。這一套統合多個媒介載具(multimodility)、文字、影像與語言等符號系統、故事、講述(再述)的傳播現象遠較過去對敘事以及對傳播的定義來得復雜與多元(見下節)。
參、 問題意識:從「信息傳播」到「敘事傳播」
上述「小動物的生命故事」可謂身處21 世紀初期常見之傳播歷程,即一段精彩而受人矚目的故事經由大眾傳播媒體報導後受到眾人關心進而持續轉述,而在社交網站如臉書、推特、微博等出現後這種「轉述」(或轉寄)更無日不有,逐漸使得大眾傳播領域常見之「信息」(information)與「故事」界線日趨模糊。
一、 傳播與敘事之分與合
然而在早期定義裏,「傳播」一詞幾可說是立基於信息而非故事。領域拓荒之始(如1950 年代之Lasswell 或Schramm 模式,參見 McQuail & Windahl, 1981)即曾反復討論「信息」如何從來源(source)產制經「轉譯」機制(制碼與解碼,coding & encoding)後由接收者獲取並產生效果,從而衍生偏重由信息來源往目的地(效果)單向流動之(大眾)傳播研究傳統(見【圖一】)。
圖一:Shannon & Weaver 之大眾傳播原始模式*
*轉繪自McQuail & Windahl, 1981, p. 12;中文譯文出自本文
如今回顧早期發展歷程當可推知大眾傳播研究過去曾經廣受信息模式影響,理論發展多在尋找最具效果之傳播行為,領域內涵因而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多有重叠卻少新意。而J. Peters(1987)稍後更曾撰文直陳傳播領域(尤指大眾傳播領域)早已創意枯竭,其定義與涵蓋範圍無所不包卻反易凸顯了「智識貧瘠」(intellectual poverty)本質,缺乏理論內涵深度;Peters 稱此(傳播領域)為「學術的臺灣 – 偏安小島卻號稱擁有全中國」(p. 544),長久下來已漸失學術活力。
為此,美國學者Carey(1992)亦曾多次撰文批判「信息傳播」典範乃立基於「地理」或「運輸」式譬喻(p. 15)旨在說明物資與信息之傳遞作用,不但過於偏重「公正」、「輸送」、「轉譯」等概念,更忽略了傳播原意所包含之「小區共享」、「團聚」、「儀式參與」等文化及美學功能。
延續此一觀點,臧國仁、蔡琰(刊出中)認為傳播領域早期獨尊前述「信息傳輸」理論模式業已導致研究者過於強調研究過程之「可重復性」、研究對象心理作用之「可操作性」、研究發現之「可驗證性」,不僅如前述逐漸失去智識活力更也與傳播之主體「人」及「實際生活世界」(Wallace, 1994: 137)脫離而無關連,甚至對信息互動(含傳播者、接收者、信息)如何透過文本展現人文關懷(如對接收者之情感異動)亦少置一詞。(下續)
本文作者:臧國仁(政大傳播學院教授)/ 蔡琰(政大傳播學院教授)
2013年一月
*本文前曾以〈大眾傳播研究之敘事取向–另一後設理論思路之提議〉為題在南京大學「媒 介文化與國際傳播」國際學術論壇報告(2012, 07, 04),後經改寫後向國家科學委 員會提案(2012, 12),此即該提案之濃縮版本。作者感謝政大傳播學院「老人傳播 研究群」成員在研究期間之協助。
1 相關資訊參見:http://e-info.org.tw/news/world/special/2004/wosp2004-11.htm
2 NBC 新聞見:http://www.owenandmzee.com/omweb/flash/mediacenter/mediacenter.html
Comment
二、「向敘事典範轉」之學術論辨
而自20 世紀中葉開始,受到敘事學/理論/研究興起之影響,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次第展開了如何「向敘事典範轉」(the narrative turn;見 Riessman, 1993: Introduction)之思潮,「像是在一灘靜池中丟入了石子從而激起了一波波漣漪」(Grishakova & Ryan, 2010: 1)。
如1980 年代末期「新聞如說故事」(news as storytelling)之議即已出現,如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即曾刊出多篇專文辯論新聞報導之敘事內涵為何(見Cohen, 1989)。稍後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亦以專刊形式討論「新聞之敘事化過程」(narrativitization of the news,見Liebes, 1994),探析一向重視客觀與真實報導之新聞內容是否具有敘事成分,自此「傳播」與「敘事」交會處已愈形明顯(姚媛,2002/Berger, 1997)。
依Coates(1996: 72),所有敘事都需符合「開始、中間、結尾」的特殊結構,而Labov(1972: 359-360)之著名口語定義則強調任何敘事必得包含對過去經驗的摘述(recapitulating)並以與原始事件發展次序吻合的方式表述,包括「摘要」、「方向」(orientation)、「行動」、「評估」、「解決」(resolution)、「結尾」(coda)等,常以兩個子句完成任何故事所需鋪陳的情節要義。
其後受到詮釋學派(尤其「社會建構主義」)興起之影響,敘事論者除重視語言、符號、文化情境對「故事」與「論述」的影響外(Chatman, 1978; Gergen & Gergen, 2003),亦認為任何文本(無論口語、文字、符號甚至舞蹈、運動、博物館陳列物、體育活動、社會儀式、建築設計等,見Brockmeier & Carbaugh, 2001)均具「故事」形式且得以多種不同方式講述,而上述Labov 早期獨尊「口述」之敘事定義漸遭棄置(見Schegloff, 2003 針對其定義僅及「口語」之批評)。
三、【大眾】傳播研究「向敘事轉」
跨越傳播(新聞)與敘事領域之作迄今偏少。而若細究「大眾傳播」與「敘事」構連所發展之後設理論思路,則一九八零年代後期至一九九零年代中期出版之三本英文專著約可代表了傳播研究者其時之觀點調整。如Fisher(1987)最先致力於指陳敘事典範與理性典範之異同,完整地呈現了「敘事傳播」論之可能理論內涵(如強調「人生而能說故事」且「故事是人類傳播的基本形式」),從而點燃傳播領域對主流典範實證主義(如前述信息傳播觀點)之挑戰。
其後Cragan & Shields(1995)延續Fisher 觀點兼采Bormann(1980)與Burke(1960)之符號學理論,試圖填補「應用傳播學」(applied communication theories)理論不足現象。其書旨在發皇Fisher 等人觀點並也納入對「敘事傳播」提議之針砭意見,進而提出類似「主體論」、「價值論」、「認識論」之後設討論,並也擴充了敘事傳播理論之廣度與深度。
至於Berger(1996/姚媛,2002)則另辟蹊徑,專事討論敘事理論如何得與「日常生活」連結,乃因其觀察並體認敘事(故事)在「我們生活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頁 10),早自父母親教唱搖籃曲或背誦童謠或讀童話故事,及長後開始作夢、講笑話、交談、寫信、寫日誌,無一不與敘事有關,甚至大眾傳播內容(如「童話」、「連環漫畫」、「電視廣告」(電視敘事)、「通俗文化小說」、「電影」、「廣播」等)亦皆與敘事有關,足可顯示「我們【每日皆】沈浸在敘事之中」(頁1;添加語句出自本文);不但習於接受故事並也常是故事的創作者。
在中文著作部分,胡紹嘉(2008)近作可謂首本結合個人生命故事(教師授課知識)與敘事課程之論著,雖未區分人際與大眾傳播,但其所述涉及了更深層之傳播「自我生命意涵」與「存在價值認同」,且與近十余年來崛起之「敘事心理學」接軌(詳見Fivush & Haden, 2003; Sarbin, 1986),對所有大眾傳播研究之敘事轉向實有啟示作用(參見臧國仁、蔡琰,2011 所持類似觀點)。
另如沈錦惠(2007)專書在廣征博引各家有關「電子語藝與公共溝通」相關概念時也曾多次提及敘事與傳播之關連,如論及電子新聞時即曾引述前述Fisher敘事典範而稱「一則則隨時間推移陸續浮現的電子新聞,即是一則則展現敘事理性,倡導觀念的社會行動,表面上看來無非只是人物事件行動場景的組合,但串連起來,卻構成了社會的大敘事」(頁102),誠哉斯言。
四、大眾傳播研究之敘事觀
延伸上述相關專著,臧國仁與蔡琰(刊出中)認為敘事學/理論/研究之涵蓋範疇早已跳脫Coates(1996)或Labov(1972)等之簡單定義形式,不僅關註語文或修辭結構與故事講述之關系,更與人類傳播/大眾傳播活動息息相關,可視其為日常生活基本溝通內容且是透過大眾媒介傳達之社會活動。正如Randall & McKim(2008: 7)所示,「由於我們無法直接經驗【真實】世界,只能透過不斷編織眾多故事始得與日常存有整合」(integrated to our day-to-day existence)。
由此,大眾傳播(如新聞報導)內容應非僅如實證典範所示之對應於外在世界的客觀真實,而更系故事創作者(如新聞工作者)從真實世界(社會情境)裏挑選並重組某些片段後之「再現」結果,這些創作者經過認知思維(如記憶與經驗)運作後透過語言符號建構了「故事文本」(如新聞報導內容),可定義為「時空背景中由行為者【敘事者】所引發或經驗的行為動作」(Jacobs, 1996: 387-388;添加語句出自本文),無論紀實或虛構傳播文本皆然。
五、小結:建構「敘事傳播論」之起點
總之,本文主要動機乃在提供有關「(大眾)傳播(含新聞學)為何」的另種思考,旨在透過敘事學/理論/研究之後設思維討論「敘事傳播」可能包含之元素,亦是在21 世紀初期針對傳播核心概念提出之深層反思。
如本節所示,「【大眾】傳播」概念起自20 世紀五零年代前後視傳播為「信息」或「信息」之流通有關,多位傳播「創始者」(founders,如H. Lasswell, P. Lazarsfeld, C. Hovland 等)均曾歷經二次大戰期間或冷戰早期之「政策研究」或「情報需求」,而W. Schramm 更曾服務於美國政府「戰爭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以上均出自Peters, 1986),以致由其等帶領之傳播研究自始就僅在解決實務問題(如提高訊息傳遞效果)而與日常生活無關。
但五十余年來世局變遷甚大,新科技的出現已深遠地影響了傳播(尤其大眾傳播)內涵,即連「新聞」亦從過去以「傳遞事實」之唯一作用因受多媒材載體為重之現狀而難以維持其舊有功能。在此之時,延續社會科學「向敘事典範轉」之論辨而改視傳播(含大眾傳播與新聞)為「敘事」當有其重要理論意涵。
肆、「敘事傳播」研究架構及基本文獻初擬
根據上節,「敘事傳播」即可初步定義為「在某些特定時空情境透過多/跨媒介載具述說故事的歷程」(見【圖二】),涉及講述者與敘事對象之自述/他述生命故事,藉此促進彼此傾聽以建立溝通行動,進而體驗人生、了解生命意義、創造美好生活(the poetic life;見Randall & McKim, 2004, 2008)。
圖二:「敘事傳播」基本元素之初步構思
一、敘事傳播研究架構之內圈元素
(一)自述
首先,敘事傳播之核心當系「敘事者」(如新聞報導者)與「敘事對象」(narrator & narratee,如新聞閱聽眾等,見【圖二】內圈)各自從其生命經驗引發之「敘事自我」(narrative self; Fivush & Haden, 2003; Nelson, 2003),可定義為「自我建構的過程,提供了意義與獨特性以便我們能與他人不同,從而比較自我敘述與他人敘述之我有何差異」(引自Birren & Schroots, 2006: 387-8)。一般而言,任何故事之講述內容皆以自述為主,乃因日常生活無法離開自己對外在事物的觀感表達、從記憶中抽取之經驗述說、對「自我存在」(being for itself)之描述;此即敘事理論強調之「觀念自我」(conceptual self)起始所在(Bruner, 1990),有其「存在主義」內涵(引自Kenyon, 1996, 22-23)而具濃厚人文色彩。如Brockmeier 與Carbaugh(2001, p. 7)所稱:「每個敘事自述都與生活有關,且每個說故事者所述皆為其生活內容…,兼有互動與溝通、企圖與幻想、模糊與不明,無時不有下個及另個故事可資講述……」。
(二)他述
至於「他述」,一般系指講述他人之生命歷程(如新聞報導觸及之受訪者訪談內容)。但「他述」亦指自述故事時涉及之個人與他人互動關系(narrative interaction,見Quasthoff & Becker, 2005),如Johnstone(1991)與 Basso(1996)即常關心故事如何引發個人(回憶)與社會間的辯證關系,註意到個人身份(認同)與社會關系皆可同時透過敘事過程建構;故事在何處出現,就顯示出他們(說故事者)是誰。
Josselson, Lieblich 與 McAdams(2007)曾經專事討論敘事內容所涉及之「關系」(如新聞報導常涉及消息來源與他人之互動關系),指出傳統實證典範社會科學一向強調一般研究之受訪者(如實驗之受試者)必須具有「獨立」、「個人」、「自力更生」等特性,但其在20 世紀末期已因受益於一些較新研究(如會話分析)而為「相關」、「互賴」、「共構」等概念取代,反映了「向『關系』轉」(the relationship turn)之另個學術新思潮內涵。
(三)講述者與講述對象
而如【圖一】所示,傳統信息傳播之「來源」(information source)與接收者之關系常屬「單向」因而隱含了對信息發送者的偏向與偏見(參見Rogers, 2003之自我批評)。但在敘事傳播過程中,故事講述者與講述對象間之互動乃奠基於「意義共構」(joint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Mishler, 1986),雙方平等地(而非偏重講述者)在各自論述中建構情境並相互關心彼此的「述說活動」鼓勵說出自己的故事,共同建構言說意義。Mishler(1986)甚至提出「響應者賦權」(the empowerment of respondents)概念,強調若無講述對象積極且主動參與故事述說並賦予提問意義,則任何述說恐將淪於講述者自問自答、自說自話而無溝通可言。
二、敘事傳播架構之中圈元素
至於【圖二】中圈(第二層)則含括了敘事傳播四個核心元素:故事(內容)、論述(如何說,包括再述)、(跨媒介)載具與故事傳遞之情感/想象/聯想。
(一) 故事(內容)
簡單來說,敘事乃由故事之角色、事件、時空背景(一般稱此為「情節顯著程度」)、質量及寫作稱謂(面向)等組成,如新聞報導即常展現事件主角在某時某地發生之某些顯著行動,基本上涵蓋了傳統「六何」要素(何時、何人、何地、何事、何物及何故;見蔡琰、臧國仁,1999)。
由此觀之,「故事」可謂透過情節講述角色行為與事件的敘事作品,以廣告、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或電影等各種不同類型(genre)呈現人們樂於知道的一系列事件。此點本無異議,但源於新科技所帶來之變動過大,敘事內容已如前述之「小動物的生命故事」一例所示從早期由文字(如報紙、小說)、語言(如口語說書、吟詩)、符號(如圖畫或繪本)等單一媒材各自為政的局面轉換成為數字敘事(digital narrative; Ryan, 2001, 2004),進而成為「多媒介」(multimodality; 見Kress, 2010)、「跨媒介」(transmediality)、「多元媒介」(plurimediality)甚至產生故事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互載性」(intermediality)而形成「以媒介為中心之敘事學」(media-centered narratology;以上諸詞均出自Grishakova & Ryan, 2010),其復雜與多樣性遠非傳統敘事學/理論/研究所堪比擬,卻是「敘事傳播」面對「新敘事內容」時所應積極處理之研究議題(見下節)。
(二) 論述/再述(如何說)
至於論述則為講述故事的方法,即「如何陳述故事」之要義,系導引故事述說的狀態及過程。蔡琰、臧國仁(1999)認為講述故事所含之「特點」與「氣氛」即為「論述」的內在存在條件,如新聞故事多以第三人稱角度撰述以示其為「客觀報導」,也常加註眾多「對話式引述」以增生動氣氛,此皆新聞類型特色。
但上述「論述」基本形式歷經多年演變後業經不斷增添而漸為「再述」概念取代(參見McCormack, 2004 所稱之「故事之敘述」,storying the stories)。源於現代科技帶來之載具(modes)類型愈形多元,論述重點當在討論其如何再述、透過哪些載具不斷再述、內容經過再述後有了哪些變動。即以新聞報導為例,傳統「反映真實/相」社會功能已因載具愈趨多元而不復以往重要,一則新聞如何透過不同媒介(如臉書、微博)轉述相同故事且如何轉述當是未來研究重點所在。
(三) (跨媒介)載具
實則再述/轉述之重要性乃與近年來科技進步帶來之多元媒介載具有關。如陳雅惠(2008)即已註意到數字時代之敘事與媒介互動關系可能與過去線性時代殊有不同,乃因敘事內容不再僅是傳統觀念裏的文字、語言或符號,而是綜合這些文字、語言與符號共同形成的視聽內容(本體論)。因此,敘事與媒介間的關系已較前復雜與多樣,兩者間之互動也已從早期之單向「依賴」或「有無」二元對立狀態(指敘事或則依賴媒介或反之)轉而成為「光譜式」的綜合方法論命題。
江靜之(2012)近作則認為,「媒材」(mode)與「媒介」(medium)的關系迄今尚無定論且其分類猶無標準,但一般而言可視前者為「一組有(文法)組織規則可用來產制意義的符號資源,如書寫、口語、圖/影像、音樂、姿勢動作等」(頁 88)。江氏隨即以「動新聞」為例說明「從文字到圖像呈現【而】改變信息細節的需求」(頁 91),且「從文字引述到口語配置【以】添加聲音的媒材需求」(頁93)。換言之,江氏認為類似「動新聞」這種跨媒介設計必須適應「不同媒材表達真實的潛力」(頁103),可視為新聞產制者的新挑戰。
(四) 情感/想象/聯想
另個敘事傳播重要元素當屬透過故事傳達之「情感」、「想象」、「聯想」,三者過去在新聞傳播領域常遭忽視,其因不難理解。然而若如前述視「新聞如說故事」(見Manoff, 1987; Roeh, 1989),則新聞工作者必如其他敘事創作者(如小說家、散文家等)而在面對社會事件撰寫報導過程中離不開想象,也常加入情感與解釋使得「紀實文本摻入了眾多可能引發【讀者】想象的寫作設計」(蔡琰、臧國仁,2010,頁253)。
而若連新聞報導此類「紀實」文類都在其情節描述與文字使用過程裏加入了如許豐富的「情感」、「想象」、「聯想」,其他「敘事傳播」的次文類(如廣告、電影、動畫、紀錄片等影視作品)作者當更常透過不同載體而創作成品並交織此三者(「情感」、「想象」、「聯想」),足可成為下一階段之討論重點。
三、敘事傳播架構之外圈元素:【時空】情境
【圖二】之「敘事傳播」外圈為「【時空】情境」,可簡單定義為「故事文本之時間與空間內在結構」。如Cohen & Shire(1988/張方譯,1997: 57)即曾說明,任何「故事」皆需透過某個時間序列(sequence)之變化過程方得完成,而每個序列至少包含兩個事件,其一旨在建立故事的情境或前提,其二則表現了與最初情境不同的改變。
因而本文【圖二】雖將「情境」置於「敘事傳播」外層,實則認為其與內層與中層各元素俱為建構「敘事」內涵之核心,唯有將層層自我生命經驗透過時間與空間之論述轉換為「緊湊與明確的故事」(Doloughan, 2006: 141)始能建構真實、激發想象、擴大張力並邀約讀者(或觀眾)與情節同步方能產生情感氛圍。
如黃應貴(1995: 1)稍早所言,「在社會現象中,時間與空間早已被認為是最普遍的基本要素,… 具有理論上之發展性的切入點」。
四、小結
本節已就敘事傳播之基本研究架構與參考文獻略加說明,但因此處僅為初步架構,所涉範疇或有不足,如「認同」(identity)早已是敘事學/理論/研究之指針元素(可參見胡紹嘉,2008),但因行文未及納入尚待未來持續加以論述。
整體而言,本文提議之「敘事傳播」概念可能提供傳播領域與前不同觀察視角(主體論)及研究路徑(方法論),最終亦可能產生不同認識論觀點。借著前引「小河馬歐文」之例本文說明了有關「敘事傳播」之初步想法,即傳播並非僅有信息傳布目的,過程中也不僅涉及信息來源、接收者、轉譯器、訊息、噪音等(如【圖一】),實亦可能達成生命故事的述說與生命意義的追尋等意涵。
伍、結論:
大眾傳播後設理論之重要性如前所述,本文旨在提出大眾傳播之另一「後設理論」並以「敘事傳播」為例先行探索。依Littlejohn(1999: 31),後設理論乃「針對事物本質而超越任何特定理論之思辨」,常出自對某一特定知識領域不確定樣貌之爭辯,包括「如何觀察」、「觀察何物」、「觀察之理論根據為何」等條件,亦指研究者對自己認知過程(包括:記憶、感知、計算、聯想等各項)的思考,即認知的認知(cognition about cognition)或知曉之知曉(knowing of knowing;臧國仁、蔡琰,2012b)。
舉例來說,臧國仁、蔡琰(2012a)曾以「敘事觀點」提出與前不同卻也互補之「新聞訪問」定義與理論切點,認為除了一些因截稿時間所限而不得不采「一問一答」之提問方式外,新聞訪問亦可視為一段「對話」(dialogic)過程,系由「記者與受訪者…雙方各自(多由記者啟動)整理記憶後將其人生經驗組合成為有情節、有系統、有連貫性之自傳式生命故事敘述」,尤其適用於富含「人情趣味」或「傳記性質」之人物專訪。
同理,臧國仁、蔡琰(刊出中)亦曾比較傳播理論之「信息觀」與「敘事觀」,認為兩者無論在「主體論」、「知識論」、「方法論」、「價值論」等後設面向均有極大差異,理論基礎亦完全不同,以致傳播目的、核心概念、學術範疇與研究途徑皆大異其趣。
有鑒於此,本文認為未來猶應持續討論「敘事傳播論」之可能命題與操作化執行步驟,期能完成「理論建構」(theory building or theory construction;參見Shoemaker, Tankard & Lasorsa, 2004)所需各項細節,乃應此即任何學術工作者針對研究領域所應提供之學術貢獻。
此點重要性已如前述,乃因新科技(如微博、臉書、智能型手機、Twitter)之快速進步業已導致傳播(尤其大眾傳播)內涵非如過去之「信息傳遞」(或「運輸」)所能涵蓋,理應發展「共享」概念並強調互通有無之傳播作用。換言之,傳統「信息觀」之傳播意涵廣泛忽略了「傳播」原有之文化(人文)功能,有賴透過「敘事觀」重新思辨,此當為未來【大眾】傳播理論所應積極發展之方向。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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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communication: A meta-theoretical proposal to build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y Kuo-Jen Tsang, Ph.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Yean Tsai, Ph.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Following the two authors’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 trying to connect“communication” and “narrative,” it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based on a meta-theoretical base, to examine how the society and people ma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storytelling, how the elements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i.e., narrators, narrates, stories and discourse, may interact each other, and how a good life may be approached after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cation is further achieved.
We believe this approach is important because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e 21st Century many of the core ideas of communication have already been challenged after numerous new technological tools were introduced and therefore differe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were brought.
Keyword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meta-theory,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narr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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