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在教育系統中的工具性，就是它作為再生產過程的對象化功能，由此構成了布爾迪厄所說的文化資本。經典問題的實質在於它必須作為教育體制的文化資本而呈現出來。吉洛利認為，教育體制會以經典形式來限制作品的特殊性，其結果必然是刻板內容和普遍真理的霸權的形成。

所以，修正和重構經典也就具有重要意義。比如，女性主義對經典的成功的修改，不只是對立文化的勝利，而且是勞動的性別分工再生產的系統特征的體現，它呈現為中產階級女性進入了不斷擴大的職業和管理領域。

據此，他認為修改經典的這種教育體制，助長了新的社會關係的生產。進一步，吉洛利顛倒了傳統經典觀，他明確指出，經典性並不源於作品本身的特性，而是作品傳播或接受中的某種特性，是它在作品系列中與其他作品的某種關係。離開了教育這樣的文化體制，經典將不復存在。

吉洛利的論斷觸及到，經典爭論的文化戰爭的重要場所——學校，在學校開設什麽課程，在經典名義下講授什麽作品，新經典如何進入課堂，老經典是否以新視角(如以女性主義或後殖民主義的觀念分析莎士比亞劇作等)來分析，都成為經典之戰的爭論焦點。可以想見，任何對經典的改變和批判，都會引發複雜的連鎖反應。

以至於像布魯姆這樣從解構主義回到經典的知名學者，舉起了捍衛經典的大旗，並把那些顛覆經典的理論稱之為“憎恨學派”: [關於經典的]“這場辯論，發生在右翼的經典保衛者和學術新聞界之間。

前者希望為了假想的(並不存在的)道德價值而保存經典；後者我稱之為‘憎恨學派’，他們希望為了實行他們所謂的(並不存在的)社會變革而顛覆現存的經典。”(34)雖然布魯姆的說法有些簡單化，但卻也道出了經典紛爭的關鍵所在。一方要維護現狀，一方要社會變革。圍繞經典，雙方劍拔弩張。

然而，盡管經典的文化戰爭硝煙彌漫，但有趣的是有學者發現，從教育場域內部來看，經典的變化其實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大。根據亨特的觀察，近些年來經典論戰很是激烈，但學校教育中經典的目錄和內容，似乎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另外，當下的文學教學似乎並沒有緊跟風頭正健的新派，甚至革命性的學術和批評思想(35)。

如果說亨特的觀察實屬客觀的話，那麽，一些更有意思的問題凸現出來。經典變動不大是意味著經典本身的相對穩定性和合法性？文學教學似乎遠離那場有關經典的“文化戰爭”，這究竟是顛覆經典的震動尚未觸及經典形成的根基？還是經典論戰與文學教育是兩個不同的場域，因而反應有所不同？

四經典的再反思

經典所引發的文化戰爭是意味深長的。美學理想主義和政治實用主義，只是我們對雙方立場的概括，同時也是對兩種截然對立的經典觀的剖析。從歷史角度說，我們也許有理由把捍衛經典的美學理想主義，歸類為文學(史)理論的現代範式，而把顛覆經典的政治實用主義，視為後現代範式。兩者衝突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我們深省的問題。

首先，如何看待兩種經典研究範式的對立？亦即如何理解美學理想主義與政治實用主義之間的對抗。面對現代與後現代思維範式的爭議，我們需要超越非此即彼(either/or)的思維模式，而轉向一種更具包容性的亦此亦彼(both/and)模式。

這就要求我們以一種更加開放的視野來考量文學經典。我們知道，經典本身是一種歷史產物，因此把經典視為永恒不變的權威和標準顯然不合時宜。開放地看待經典就要把握住經典本身的開放性，深入到經典形成的內在文化社會學機制中去。

其實，即使是美學理想主義的經典觀，也注意到經典形成過程中，所蘊涵的許多深刻的變化。但問題的要害是，如果像一些激進的政治實用主義者那樣，將經典視為完全的人為建構而無所根據，甚至斷言經典並不存在，那將把經典研究導向危險的文化虛無主義。

平心而論，美學理想主義的經典觀，和政治實用主義的經典觀各居一隅，深刻地暴露了文學經典所蘊含的全局性和地方性、普適價值和群體利益的抵牾對抗。當我們從亦此亦彼的視角來看問題時，應該更加注意兩者之間的轉化、交錯、互動和關聯。

在對立的黑白兩極之間，其實存在著可供選擇的“灰色地帶”另類方案，它們沒有極化的片面性，又包容了相互轉化互動的關係性和可能性。這種“灰色地帶”的糾結關聯狀態，既是一種理論上的假定，也是經典形成的具體現實。後現代的哲學理念盡管有“怎麽都行”一面，但它提出的把握“構成的他性”(constitutive otherness)的理念卻是大有裨益的(36)。

換言之，這個理念是在提醒我們，思考任何問題時都有必要引入他者或他性的視角，把它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建設性的因素。依循此一理念，在美學理想主義的經典理論中加入必要的政治實用主義的他者視角，或在政治實用主義的經典觀中加入美學理想主義的他者視角，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

引入“構成的他性”視角，也就進入了“去極化”的“灰色地帶”，就可以從非此即彼的兩難中擺脫出來，找到了更加合理的經典解釋路徑，這正是從非此即彼走向亦此亦彼的嘗試。這樣我們就會對經典的普適價值，和地方性價值的灰色關聯和可能性有了新的看法。

顯然，任何文學經典一定既有普適價值又有地方性價值。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地方性價值中的哪些成分可以上升為普適價值，而哪些不具普適性的地方性價值，又被人為誇大成普適價值。搞清這些問題，也就找到了普適與地方“去極化”的“灰色”關聯可能性。

當然，這就需要我們帶著更具包容性的觀念回到經典，研究經典本身。在我看來，經典結構本身也就呈現為兩個彼此相關層面，它們可以概括為普適性經典和地方性經典。經典的合法化和正當性是在兩者之間的張力作用下構成的，它們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經歷某種合力性的協商，這種協商構成了經典形成那“看不見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