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此在是相互共在，“此在就是相互並存的存在（Mit-ein-ander-Sein），與他人一道存在：與他人在此擁有同一個世界，以互為存在（Fur-ein-nader-Sein）的方式相互照面，相互並存”。（37）他寫道：“此在作為日常共處的存在，就處於他人可以號令的範圍之中，不是他自己存在；他人從它身上把存在拿去了。……在這里，這些他人不是確定的他人。與此相反，任何一個他人都能代表這些他人。……人本身屬於他人之列並且鞏固著他人的權力。……這個‘誰’不是這個人，不是那個人，不是人本身，不是一些人，不是一切人的總數。這個‘誰’是個中性的東西：常人。”（38）他指出：“我們用共同此在這個術語標識這樣一種存在：他人作為在世界之內為一個此在從而也為諸共同此在的存在者開展出來，只因為本質上此在自己本來就是共同此在。此在本質上是共在……”（39）

他還指出：“此在的世界所開放出來的有這樣一種存在者：它不僅根本和用具與物有別，而且按其作為此在本身存在這樣一種存在的方式，它是以在世的方式‘在’世界中的，而同時它又在這個世界中以在世界之內的方式來照面。

這個存在者既不是現成的也不是上手的，而是如那有所開放的此在本身一樣——它也在此，它共同在此。”（40）“由於這種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來已經總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與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內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41）

“如果沒有‘他們’作為參照，也就無法對作為社會群體的‘我們’進行定義”。邁克·克朗曾明智地寫道，在被稱作“他者化”的過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特性以一種不平等的關係建立了起來。前者圍繞一個共同特征把自己定義為“其中之一”，接著，又把其他非成員定義為剩餘者，即“不在其中”。（42） 

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態度經歷了贊賞、貶抑、同情、詆毀和再發現等多個形態；西方眼里的中國形象也是變動不居，一會兒是兄弟一會兒是惡魔；對於中國的論調，也經歷了“黃禍”論與“中國威脅論”多種論調。張祥龍認為：“關於這些差異的原因，可以到國力的強弱、文明的興衰、形勢的需要等方面去找，但也可以從持有中國觀的當事人的思想方式這個角度來探討。”（43）

（37）[德]海德格爾：《時間概念》，陳小文譯，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13頁。

（38）[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47頁。

（39）[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39-140頁。

（40）[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37頁。

（41）[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38頁。

（42）[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77-78頁。

（43）張祥龍：《思想方式與中國觀——幾位德國思想家的中國觀分析》，《河北學刊》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