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圓形與方形的城市與階層觀念相結合，就與同心環的空間結構對應起來。在《戀地情結》裏，希羅多德筆下的埃克巴坦那城 （Ecbatana）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城位於山丘上，由七道同心環狀的城墻所圍成。從中心到外圍，地勢不斷降低。國王與貴族居住在最內圈，隨著社會階層不斷降低，人口數量不斷增加的居民則依次向外居住在不同的圈層裏，於是「七道環狀的城墻就構成了上升的階梯，像徵階序性的宇宙」[7]。

向心的圓形與方形城市結構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裏反復出現。書中，段義孚列舉了大量案例：在古代，包括亞特蘭蒂斯、古波斯的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伊斯蘭最大的圓形城市—薩拉姆的麥地那 （老巴格達）（Medinat-asSalam （Old Baghdad））、泰西封 Ctesiphon）、北京城、長安城，等等；而到了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又湧現出大量的圓形城市，比較典型的是中世紀巴黎的核心區。

另外，當圓形與大地的東、南、西、北四個基本方向對應起來，則演變為以四為倍數的角形或星形，如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想城鎮設計—斯福欽達 （Sforzinda）。這座城鎮由一個圓形加上兩個與基本方向相對應的正方形組合形成一個八角星形狀。到了現代，某些圓形城市的設計受到了埃比尼澤·霍華德 （Ebenezer Howard） 花園城市 （田園城市） 觀念的影響，段義孚認為：霍華德花園城市的圓形意象「歸根結底依然是從頭上的宇宙投射下來的。」[7]

城市理念的思想也構成了段義孚思考城市現代性問題的重要出發點。段義孚曾在 《地理學的視野》（A View of Geography） 一文中談到：「對現代性力量的思考是現代地理學者的一大挑戰，其中包括現代性如何將限定並根植於某一地域的前現代社會，轉變為流動的且方向感缺失的現代社會」[33]。

而《戀地情結》對城市的現代性思考，則體現在空間扁平化與時間矢量化導致的城市理念表現方式的演變上，以及人類時空感知的變化過程當中。段義孚在書中表明，城市的現代化歷程是城市理念在表現方式上不斷演變的過程，即城市逐漸喪失了古代超驗的宇宙中心理念，進而被世俗的地域中心理想—商業中心、交通中心等—所取代。

圓形 （曼陀羅） 意象的向心性意味著人的自我中心性，在榮格精神分析學派中特指以集體無意識的原始「自性」（self） 為中心。段義孚在書中談到的自我中心主義 （egocentrism）、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古代城市空間結構的向心性、現代城市對中心區位的競爭等主題都與此相關。所以，前現代人始終謙卑地匍匐在宇宙下方去建造一座座理念的城市，仿佛是從天國秩序啟示下來的永恒之光，因此具有世界中心的意義；而現代人所建造的城市仿佛從地上升起的集體意志，競相爭奪著要成為某世俗方面的世界中心。

如書中所言：「傳統的城市多秉承天人合一理念。它們是『中央』思想的像徵，用城墻圍起一片神聖的、有秩序的地域，把這片地域與外面蠻荒世界區分開來」[7]，而現代城市卻「……有183個『門戶』……如果再加上『樞紐』『家園』『中央』『心臟』『搖籃』『中樞』和『發祥地』詞匯，總量還要翻上幾倍。

有很多城市不僅標榜它們的『中心』地位—這個名號既能體現它們的成就，也能體現它們的地理優越性。」[7]段義孚認為，該變化過程背後的機理在於：人類的時空感知因現代化的進程而發生的變化。他在書的第十章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指出，因現代化的進程，人類時空感知的變化具體體現為從循環的時間與垂直的空間，朝線性的時間與水平的空間演變。在古代，人類的時空感知始終囿於一個水平方向上狹窄的地域範圍，形成了垂直而豐富的世界想像，包括天堂、大地和地獄形成的垂直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