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後，卡勒將他這篇講稿改寫後，編為《理論中的文學性》第七章，最後並增加羅蘭·巴特《S/Z》的例子，作為過度闡釋的例子。巴特步步為營，逐字分析巴爾紮克小說《薩拉辛》，可不就是「過高估計了雞毛蒜皮細節的重要性」!

四 闡釋的公共性

多年以後，張江發表文章，質疑艾柯在丹諾講座上的闡釋邊界論，認為它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忘記了他當年《開放的作品》如何鼓吹文本的開放性、模糊性和闡釋的無限功能，從而為讀者中心論的形成和發展推波助瀾。然而，張江說，在丹納講壇上，艾柯又努力來對闡釋範圍進行科學限定，堅決反對「過度詮釋」，並且從揭示雲里霧里近似諾斯替主義的闡釋神秘主義入手，批評闡釋可以無限延伸的說法，進而提出一定存在著某種對闡釋進行限定的標準。對於艾柯的這一迷途知返的闡釋界限論，張江在給予充分認可的同時，注意到也突出強調了艾柯的小說家身份：「我們必須注意，並且要突出強調，作為符號學的創始者，艾柯不僅是一位文藝理論家，同時也是蜚聲世界的小說家，是真正的創作實踐中人。」(11)

同年張江刊出《公共闡釋論綱》，從建構共通理性的角度入手，提倡文本解讀的一種「公共闡釋」。作者開篇言明他寫作此文的宗旨道，從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到德里達、羅蒂這一脈的當代西方主流闡釋學，是張揚叔本華、尼采和柏格森等人的傳統，以非理性、非實證、非確定性為總目標，走上一條極端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道路。反之曾經長期流行的哲學本體論闡釋學，則江河日下、漏洞與裂痕百出。所以殊有必要需要重新討論闡釋，包括闡釋是公共行為還是私人行為？文本是否可以任意闡釋而無須公共認證？公共闡釋的歷史譜系和理論依據何在？張江言簡意賅給他的公共闡釋下了一個定義：「公共闡釋的內涵是，闡釋者以普遍的歷史前提為基點，以文本為意義對象，以公共理性生產有邊界約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闡釋。」(12)這個定義高屋建瓴，具有舍我其誰的理論氣派，但是它與前面艾柯《闡釋的界限》開篇引述的無花果故事，多多少少似有所勾連。這個勾連的環節不是別的，就是文本。兩人同樣不滿意當代文學與理論奉解構主義為圭臬的「過度闡釋」，同樣在躊躇不決文本的「本真意義」究竟有無可能。誠如張江自己的解釋，他說「以文本為意義對象」，是指讀者須得承認文本的自在意義，文本及其意義是闡釋的確定標的。這個作為意義對象的文本，毋寧說，便是艾柯念念不忘的「從前有一籃子無花果」。

張江提綱挈領，指出他的以上公共闡釋定義具有六個特征。其一，公共闡釋是理性闡釋。即是說，闡釋的生成、接受、流傳均需以理性為主導；非理性的精神和行為可以參與闡釋過程，但必須經由理性邏輯的篩選。其二，公共闡釋是澄明性闡釋。它將晦澀難解的文學和歷史文本細細澄清，以使大眾讀者也能夠領略它們的艱深含義。其三，公共闡釋是公度性闡釋。所謂公度性，是說立足公共理性建構公共視域，強調闡釋與對象、對象與接受、接受與接受之間，是可以共通的。其四，公共闡釋是建構性闡釋。它反過來在最大公度性中提升公共理性，擴大公共視域。其五，公共闡釋是超越性闡釋。它超越於個體闡釋，將之最大限度地融合於公共理性和公共視域，升華為公共闡釋。其六，公共闡釋是反思性闡釋。它與文本對話交流，在交流中求證文本意義，達成理解與融合。所以公共闡釋不是強加於文本的強製闡釋，而是在交流中不斷省思和修正自身，構成新的闡釋共同體。

(11)张江：《开放与封闭：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一》，《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12)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本文原載：《文藝理論》2022 年 01 期 /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