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闡釋上述六個特征，如果跟上面羅蒂等人的三種闡釋思路作一比較的話，我們發現它可以溝通艾柯闡釋應有適當界限的觀點，也可以呼應羅蒂將闡釋視為一個完整的、不可分裂的過程的說法，但是它肯定大不同於事實上是針鋒相對於卡勒的過度闡釋論。闡釋究竟是屬於私人性質，還是公共性質，還是私人話語和公共話語兼而有之？當然最好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即便兼而有之，遊刃有余是一種境界，左支右絀又是一種境界。

但是公共闡釋說到底也是一個權力問題。在與英國社會學家約翰·湯普森(John Thompson)的一次訪談中，張江明言他的公共闡釋思想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高張想象的私人性個體闡釋不是說不可以存在，但是它必須接受公共理性約束，唯其如此，闡釋的私人理解可望升華為公共理解。張江強調他所標舉的這個「公共闡釋」，尚未見先例，是一個新的復合概念。但是這個概念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豐厚的理論積澱。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理論、海德格爾關於存在與時間的學說、伽達默爾關於世界和言說的觀點以及費什關於闡釋群體的設計等，在張江看來，都是從正反兩方面為公共闡釋的形成與貫徹，提供了文獻基礎。總而言之：

第一，闡釋首先是一種權力，誰要掌握這個世界、掌握共同體、掌握群眾，就必須擁有這個權力。第二，有了這個權力還不等於實現了這個權力，而是必須讓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自己的闡釋，而且要在這個過程中認真聽取共同體的意見，在相互對話交流中不斷修正自己的闡釋，讓自己的個體闡釋變成公共闡釋，即一種有理性、有傾向、目標大致一致的闡釋，如此才能夠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13)

當年馬修·阿諾德鼎力鼓吹文化如何光明燦爛又賞心悅目，寄希望它在19世紀工業革命的動蕩時代中力挽狂瀾，引領社會進步，是以被葛蘭西稱為資產階級傑出的有機知識分子。張江不遺余力倡導公共闡釋，伸張闡釋權力，在這個背景上看，當可視為以政治和權力為標尺，為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張目。從更廣泛意義上看，指責荷馬情感泛濫，以頌神和歌頌當代政要為好詩標準的柏拉圖詩學，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公共闡釋的濫觴。

(13)张江、约翰·汤普森：《公共阐释还是社会阐释》，《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

（本文原載：《文藝理論》2022 年 01 期 /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