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這里是堅持了他一以貫之的批評立場：闡釋不是文學研究的最高目的，更不能視其為唯一的目的；但是批評家有意嘗試，那麽好的闡釋必出驚人之言，言以往所不言。這樣雖然未必名垂青史，就像平庸的批評和闡釋大都也是默默無聞一樣，但是當有更多希望脫穎而出。唯其如此，卡勒認為，大量被誤以為是「過度闡釋」，或者說輕一點，過度理解的東西，究其目的正是力圖將作品文本與敘事、修辭、意識形態等機制聯系起來，而且艾柯本人就是這方面的傑出代表。所以我們是在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去發現意義得以生成的系統和機製。這個系統和機製，毋寧說也就是一種語境。

針對羅蒂對艾柯的指責，卡勒為艾柯做了辯護。他指出，在羅蒂看來，解構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不願意接受讀者有使用文本的不同方式，其中沒有哪種方式對文本的見解「更為基礎」。他反問說，解構批評說過文本的意思就是讀者要它表達的意思嗎，說過文本有著有待發現的各種結構嗎？在這一點上羅蒂並不比他批評的艾柯更高明。艾柯至少有助於解釋解構批評何以主張文本可以顛覆既定範疇，讓人希望落空。故而艾柯對邊界的關注，這樣來看是被人誤解了。艾柯其實是要說文本為讀者提供了極其寬闊的視野，然而這個視野終究是有邊界的。那麽，解構對於闡釋又意味著什麽？卡勒重申道：

恰恰相反，解構主義強調意義是被語境束縛的——這是文本內部或文本之間的一種關係功能——但是語境本身是無際無涯的：永遠存在引出新語境的可能性，所以我們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設立界限。維特根斯坦問，「我可以說『布布布』，來指如果天不下雨我要出去散步嗎？」他回答道，「只有在一種能用某樣東西意指某樣東西的語言中，才有可能」。⑩

這還是在重申他1982年的《論解構》中文本的意義取決於語境，然語境無際無涯的解構主義闡釋觀，包括維特根斯坦例子的再一次運用。卡勒指出，維特根斯坦的自問自答似乎是設立限製，表明「布布布」永遠不可能意指「如果天不下雨我要出去散步」，除非語言有所不同，是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里面。但是語言運行的方式，特別是文學語言，卻是預防了此類堅固邊界的設定。誠如當年《論解構》中卡勒本人所言，一切將語境代碼化的企圖，總是能被植入它意欲描繪的語境之內，產生一個跳出原初模式的新語境來。是以維特根斯坦說人們不能說「布布布」來意指「如果天不下雨我要出去散步」，反倒似非而是地使這樣做成了可能，至少引誘人往這方面去想，特別是對了解上述語境的讀者而言。

卡勒始終在反復重申他的過度闡釋辯護立場。他最後指出，艾柯的第二個講演《過度闡釋文本》里，將「過度闡釋」比作「無節制奇跡」，指責它過高估計了雞毛蒜皮細節的重要性，從而導致批評家對文本大惑不解。但是對於他本人，卡勒說，恰恰相反他覺得這是深入語言和文學資源的最好契機，與其避之不及，不如說求之不得。換句話說，過度闡釋需要不凡天資，這天資不但無需避免，而且需要加以培養。假如因噎廢食，對文本和闡釋中自由遊戲的奇跡狀態視而不見，那會是非常遺憾的事情。因為在今天過度闡釋也好，過度想象也好，個中的奇跡狀態其實是稀有之物，雖然艾柯本人的小說和符號學探索，作了許多可敬的示範。

⑩Jonathan Culler,"In Defence of Overinterpretation",Umberto Eco with Richard Rorty,Jonathan Culler,Christine Brooke-Rose,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ion,Stefan Collini(ed.),p.110,p.121.

（本文原載：《文藝理論》2022 年 01 期 /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