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的所謂單一歷史，我們可從德勒茲的解讀中得知，指的是其以綿延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孙宙記憶(cosmic Memory)(Bergsonism 111)；及生命的分化運動 (movement of differentiation)(Bergsonism 91-113)¹⁰，性質完全不同於拉圖爾所批判的遵循單一邏輯的靜態系統。

後文會詳細討論為何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會主張一種單一歷史，此處可以先說明的是，從西方哲學史的脈絡來看，馬考利所引述的這篇感觸之言並不令人意外，同時也標示了一種另類生態觀的可能發生點。


如前所述，馬考利認為，西方哲學始於對自然的思考，直到對心智的興趣後來居上，啟蒙精神的發韌則更將科學理性推上高峰。

根據張典魁的觀察，十九世紀下半葉興起的生命哲學，是對這種獨尊科學理性的風潮的一種反思(161-3)，而柏格森正是這種新思潮的代表人物。

柯翰(Richard A. Cohen)也指出，我們無法從西方主流哲學史的傳統入手，去了解柏格森的貢獻，因為相對於此傳統的神學式或本體論式的論調，後者提出的是一種生態學式的視野 (ecological visions)。

他認為主流哲學分開來討論的身體/物質，與心智/精神其實都創生自同一整體，亦即綿延/生命衝力(25)。而必須注意的是，柯翰特別指出， 柏格森的生命整體觀不僅不同於黑格爾“正反合”的辯證法¹¹，也必須與亞里斯多德對自然活物的談法有所區隔。¹²


換句話說，柏格森的哲學截然不同於區隔自然和心智的哲學傳統，如果後者以自然為出發點，前者則是以生命為出發點；而如果自然這個概念對於新生態論述的形成並無助益，一種生態學式的生命概念應可避免，由自然觀念出發所將導致的缺失，因而是值得一想的新論述角度。

須說明的是，雖然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繪製了，極具論述潛力的生命概念的輪廓，但明確地將其綿延的概念從心理範疇帶到本體論範疇的則是德勒茲，而這種轉變，或說這個德勒茲與柏格森共同孕育的哲學怪胎，更能充分展演柏格森所提出的概念的威力，將視野從「『我』與存在的關係」擴及到所有事物於宇宙此一「巨大記憶」中共存的關係 (Bergsonism 77)。¹³


如果生態觀涉及的基本上是生物間與生物與環境間的關係，則德勒茲－柏格森式超越「我」，去觀照生物及事物如何在宇宙中共存的生命哲學，正可以作為形塑另類生態觀的起點，對於前述論述路線所留下的種種疑問，例如如何在工具理性與反工具理性之外開闢新路徑。

個體究竟如何與其他個體相異然又彼此連續， 及如何超越人類本位並確保整體網絡的開放性等等，都能有其解答。

然而，筆者亦充分認知以生命概念修正奠基於自然觀念/素樸自然的生態觀的做法實需更全面且更深入的研討及演練，所涉議題之廣並非本文篇幅所能窮盡；本文權宜的做法是藉由閱讀薛慶描述來自海洋的生態災難的《群》一書，展演德勒茲－柏格森式的生命概念所能帶出的生態想像，作為以生命概念重塑新世紀生態觀的初探。

¹⁰ 孙宙記憶尤其是德勒茲－照他自己的說法－迫使柏格森產下的畸形兒（“Letter to a Harsh Critic” 6）。

¹¹ 柯翰認為，黑格爾「否定的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的方法論，最多只能重建生命衝力的運動（movement)，而非運動本身（26)。

¹² 亞里斯多德認為事物的發展是朝向某種目的（telos)的，柏格森的生命衝力則無此定向（26)。

¹³ 德勒茲在《柏格森主義》中所一再強調的所謂本體論意義（詳見下文關於綿延之本體論意義的探討)，乃是指對綿延與虛擬共存的討論，如何有助於對存有或現實樣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