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女性主義的論述路線繁雜，但基本上都認同當今世界的生態危機是二元對立論為主的思維體系所導致，因此修正此一錯誤對立的重點在於認知到所謂人與非人、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連續性與差異性」(Plumwood 6)， 但對於為何個體之間如何既連續但又保持其「個體性」則未提出解釋。拉圖爾的政治生態學揚棄素樸自然，著眼於觀察人與非人如何在局部性互動中逐漸形成一整體性網絡，同時也提出一種不同於服膺傳統自然法則之無風險物體的新物體觀念，主張後者沒有清楚的疆界或固定的本質，與環境間也未截然劃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間的根莖連結與局部網絡 (rhizomes and networks)(24)；筆者認為這種新物體的觀念有效的地方在於其帶出了某種時間性，簡單的說尌是注意到物體除了我們眼見的空間化輪廓(spatial configuration)(Bergsonism 32)之外，還有所謂「在時間中的存在」(a way of being in time)(Bergsonism 32)，亦即其綿延的韻律 (a rhythm of duration)(Bergsonism 32)。

筆者之後在發展以生命概念為切入角度的生態觀時，會詳細討論時間與綿延對超越人類本位之思考框架的重要性，以及空間化實體為何有礙於我們覺知人以外的綿延；此處只簡單說明，筆者認為，如果無風險物體早已被既定規格框架，其集合體只能是一封閉整體，則具備時間性的新物體所催生的可說是一種開放式的生態觀。拉圖爾的說法確實有助於開拓新生態論述空間，然而較可惜的是， 他似乎並未特意強調「人」也具備這種時間性，職是之故，「人」是否能真正從一種既定的空間化實體的概念中鬆脫是可存疑的，因此拉圖爾超越人類本位的思考展演似乎有可再議之處。⁸ 綜上所述，筆者雖得益於以上論者對自然觀念與素樸自然的討論，然而在尋求可取代習用之自然觀念的論述角度時，將另覓更適切的理論資源，馬考利在其對自然觀念的討論中某個對柏格森的間接引述或可作為一個起點。

前者提及，後者認為哲學家似乎總是閉門造車，無視於其自身如何在所居住的星球上，被動植物、昆蟲甚至單細胞動物等所組成的廣大有機世界所環繞，亦無視於其自身生命如何與前述物類的生命「在一種單一歷史中連結」(18)。⁹

⁸ 拉圖爾在說明非人如何可能影響網絡生成時，解構了傳統以具自由意志及行動能力的主體相對於被動無思想的客體來區隔人與非人的做法，主張代之以行動者（actor）的概念，並定義行動者為能對網絡生成過程造成影響的實體（70-87）。這樣的論點誠然精闢新穎，有助於消解人與非人之間的分野，進一步形構新的生態觀，然而其論證重點在於非人與人同樣具有行動力， 並未點出人是否也具備時間性。

⁹ 在此列出原文：“Philosophers, Henri Bergson once observed, „seemed to philosophize as if they were sealed in the privacy of their study and did not live on a planet surrounded by the vast organic world of animals, plants, insects and protozoa, with whom their life is linked within a single history”（18）。將原文列出的原因是，筆者認為有必要先釐清 life 一詞的意涵。本文提議由德勒茲－柏格森式的生命概念出發來建構另類生態觀，但兩位哲學家所主張的最能充分表述生命樣貌的生命概念，並非一般定義下的生物生命或使特定有機體（organism）活命的生命，而是非關特定個體、不斷分化的生命衝力（elan vital），而個別有機體或維活存有（living being），基本上朝向因不斷分化而必然開放的生命整體開放（Bergsonism 105，詳見下文）。馬考利在間接引述柏格森這一段感言時並未對此處 life 一詞的意涵做嚴格考證，但由德勒茲－柏格森思考的脈絡來判斷，其所指涉的是向生命整體開放的個體生命。本文行文中所提及的生命概念指的是生命衝力，若提及一般定義下的生物生命時會特別標明之，以示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