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誘導中國西進中亞以間離中俄關系

 歷史的經驗值得註意，19世紀下半葉，如果沒有沙俄帝國的默許，單憑左宗棠的力量去平息阿古柏禍亂是不可想象的67。俄國支持中國清政府而非阿古柏正是出於其中亞地緣戰略考慮。

俄羅斯在中亞的核心利益是其通往印度洋的線路，在這條線路上的中亞地區存在著強大的伊斯蘭反俄力量；鑒於中國新疆西界不在其進入印度洋的核心線路上，只要中國力量不過多地卷入中亞，俄國人的中亞戰略的重心就不是中國而是伊斯蘭反俄活動。俄羅斯需要防止中亞伊斯蘭勢力集結形成反俄聯盟，鑒於此，俄羅斯不僅不會使用其全部力量在這一地區與中國開展大規模的正面沖突，相反還會適度對中國力量西進表示歡迎，這樣可以借助中國制衡伊斯蘭力量，以減少自己在中亞的支出。俄羅斯人明白，中國關註的重心在遠東，即使中國來到中亞，也不會過度卷入被俄視為核心利益的中亞地區事務。明乎此，也就明白了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疆獨”嘗試在被俄羅斯利用後即被拋棄的原因。

 我們應當清醒，美國從中亞撤軍後，沒有俄羅斯的合作，中國不可能單獨應付在中亞新崛起的戰略力量。因此，俄羅斯目前視中亞為核心利益的堅定立場對中國是有利的。中亞歷來被俄羅斯納入其通往印度洋的核心利益線，正如以台海為中心的東海是我們進入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線一樣。好鄰居勤打墻，好朋友勤算賬，只有感到背後安全因而是值得依靠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團結在一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亞是中俄兩國必須背靠背的地方。為了東海的戰略布局，中國應當對俄羅斯的中亞的利益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予以特別尊重，並以此換取俄羅斯對中國在東海利益的特別尊重。我們不能只看到漢唐時代流動在絲綢之路上的巨大的商貿利益——那時沙俄還沒有來到中亞，同樣也要看到當時在獲得巨大商貿利益的同時，漢唐兩朝也不得不單獨承擔抵制覆蓋整個蒙古高原的匈奴、鮮卑、突厥勢力的南犯和直逼整個西陲的大食帝國東擴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在16世紀俄國東擴後從西北逐漸移至東北。退一步說，如果今後俄羅斯真的像美國一樣也從中亞抽身——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麽在今天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中國將因無力填補在中國西陲出現的巨大地緣政治真空而對俄羅斯產生“老九不能走”68的迫切需求。

 歷史的經驗值得註意。當年德皇威廉二世69曾竭力慫恿俄皇進軍遠東，其真正意圖是將俄國的力量消耗在與日本爭奪東北亞的沖突中並由此使德國在中歐獲得俄國讓出的地緣政治空間。日本——當然也有美國70——也常用此種策略對付俄國和中國。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國宣戰；同年2月27日，日本情報機關長明石元二郎接見芬蘭憲法黨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錢和武器彈藥。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國情報，並以罷工、罷課、示威遊行，以至武裝暴動等手段，來牽制俄國的對日軍事行動”71；1904年10月，“在明石的策劃下，俄國境內所有的反對黨團，除民粹黨和民權黨外，在巴黎召開統一戰線的聯合會議，會期5天。會議做出了‘各黨派各顯其能，以示威遊行、暗殺等行動打倒政府’的決議”72。隨後俄國境內發生了全國性的政治動蕩，接著便是俄國在遠東海上的戰敗。2009年中國新疆發生具有嚴重暴力犯罪性質的“7?5”事件，事件發生不久，日本外務省隨後以罕見的與中國直接對抗的方式同意主張“疆獨”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頭目熱比婭於當年7月28日訪問日本73；據日本媒體透露，李登輝、達賴也分別於2009年9月和11月相繼訪日74；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熱比婭和達賴發放入境簽證75。如果將這些舉動與日本同期開始醞釀的“逐步改變過去在全國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針，而把本國軍事力量——自衛隊集中到與中國隔海相望的沖繩等東中國海附近地區，這其中也包括中國堅持擁有主權的釣魚島”76 的軍事力量調整計劃及2012年日本的“購島”舉動聯系考慮，這其間的政治關聯及其意圖，則不能不讓人與1905年的日俄關系產生聯想，不能不對近現代中國的動蕩與日本的亞洲戰略產生聯想。

 目前的日本——部分地還有美國——右翼勢力竭力拉攏中國各式分裂主義特別是“疆獨”分子，其媒體在慫恿中國向南海沖擊並與由此間離中國與東盟關系失敗後77，又竭力鼓動中國“向西北去”，聲稱中國如“ 不掌握中亞代價會更高”78，這無非是重覆當年德皇威廉二世誘俄東進的策略，慫恿中國為了一些局部利益與俄國的核心利益沖突並由此間離中俄關系；這樣中國就不得不放棄對目前中國最為重要的東海的利益並由此減輕日本在此的壓力。2014年1月15日，日本《外交學者》刊登《中國的西進戰略》一文透露出這樣的意思，文章在結尾時說：

 當然，在西面和南面擴張影響力的同時，中國仍在向東面海洋拓展。這樣做不完全是出於能源需求，北京的戰略取決於諸多地緣政治和戰略因素，包括美俄印的意圖。指望中國放棄成為海洋強國的目標是不現實的。更合理的希望是，一旦通過西進取得新的能源安全，北京在東面會采取略微放松的姿態。79

 美國哈得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理查德·韋茨（Richard Weitz）在《北京為2014年的阿富汗做準備》一文中認為中國無法在阿富汗繼續“低調”：

 目前為止，對於美國在打擊阿富汗和中亞伊斯蘭叛亂分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美國支持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北京一直采取容忍態度，認為美國的這些做法有利於實現這些目標，可以接受。但由於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和經濟勢力下降，北京需要改變自己的考量。中國決策者當然希望在阿富汗保持低調，但這樣的選項正在消失。中國分析人士認識到，中國、巴基斯坦及其中亞鄰國將會更容易受到在歐亞大陸活動的恐怖組織的困擾，因為這些恐怖組織試圖顛覆對華友好的中亞國家政府，並支持維吾爾族好戰分子。新疆的經濟發展與阿富汗和中亞的經濟和安全環境密切相關。80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81。用對中國西陲極具戰略意義的帕米爾高原為誘餌，誘使中國在擴張中扛起中國扛不起從而可能造成東線防務失衡的外交包袱；“將欲取之，必固與之”82，用“西進”的提法誘導中俄關系在中亞出現裂痕，使中國無暇而俄羅斯又無意東顧，造成中國東海出現“薄弱環節”並使日本在對中國的博弈中再現1905年那樣的“輝煌”。此等招數對中國——當然對俄國也是一樣——極為陰毒，如不看穿,對中國和俄國的未來將是災難性的。學者吳征宇對此提出非常中肯的預警：

 從宏觀歷史角度看，盡可能地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系，不僅對中國推行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有利，而且對中國避免重蹈戰略上受到陸海兩方夾擊的局面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戰略意義；尤其當下中國在海洋方向上面臨重大的戰略壓力和挑戰時，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系對中國而言，則更是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