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義上，觸碰也可以造就出一種新鮮感，並藉助於彼此的觸碰而去不斷地要求保持和發揮這種新鮮感，而且，更爲重要的一點便是，這種新鮮感往往是社會與文化創新的動力來源。可以去設想一下，對於當代中國而言，如果沒能有1978年所開啟的改革開放，沒有因此對於西方，特別是歐美發達世界科學與技術進步的新鮮事物的全面了解，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之後的40餘年的動力又從何處而來呢？

一般而言，極爲熟識的兩個事物之間很難會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觸碰，此時感知的閾限昇高到了無法真正實現覺知到彼此存在的境地。對中國而言，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其基調是要求一種與時俱進的，也就是要在不斷地改變之中去尋求一種標新立異的發展，是全方位的新鮮感在推動着一種陳舊脫胎換骨一般地激發出一種自我革新的行動力，而走入鄉村、觸碰鄉村的鄉土旅遊，在這個意義上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鄉村鄉鎮企業大發展帶動着鄉村社會文化轉型之後的又一次極具新鮮感的新轉型，這種轉型將把中國鄉村帶入一個基於“綠水青山”新價值理念的新生活方式之中去。

或許，理想的“綠水青山”應該是這樣的：鄉村之人仍舊居住在他們祖祖輩輩耕耘的土地上，那將是他們永久的家園，他們時空的核心仍舊是一種“耕者有其田”的自食其力，在鄉村時空的剩餘之中，他們可以有餘力地分配注意力和收入經濟轉向於包括鄉村旅遊在內的非農行業的發展，他們藉此可以使得自己的生活不僅富足而且豐富多彩。他們因此也無須專門跑到城市之中去辛苦的打工，他們依賴土地生活的空餘便可爲自己尋求到一份相對閒適的收入來源，在這方面，社會的新組織以及文化的新價值的引導，對於鄉村生活的新改造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在後工業時代的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日益可以普惠到鄉村基層社會之時，鄉村與城市交互作用、互爲依賴的新社會理念的核心文化價值觀念的自覺將會是未來文化轉型的一種必然方向之所指。

因此，在這裡所説的旅遊觸碰鄉土的“觸碰”必然是一種鄉村之人去看城市絡繹不絶而來的旅遊者們的新鮮感和創造性産生的來源之所，只有通過這種城鄉之間的直接觸碰，只有這種觸碰的原理基於城鄉之擺的擺動而發揮出一種接觸的效應，城和鄉、新和舊、鋼筋水泥和青山綠水之間才能發生一種新的交叉，創造和轉化出來一種新鮮感，鄉土和旅遊這兩個社會文化的要素才能有所溝通以及各自都有所創造性的轉化。

在此意義上，觸碰必然是一種可交換發生的前提，沒有發生一種觸碰的人群交換，它一定是不可能真正發生的，這裡對於觸碰的理解，一定不要局限在一種身體或客體之間的那種觸碰，它也還可以是虛擬的，信息意義上的，可以是一種眼神、目光以及意義的觸碰，其間交流的是彼此之間文化意義的獲取和體會，而這可能就是鄉土去觸碰旅遊，或旅遊去觸碰鄉土所帶來的一種鄉土社會的文化轉型的真正動力源泉之所在。

①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開篇的一段話是對中國基層社會結構的總體性判斷：“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2018年，第1頁。

②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一書中專門提到了“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平”這個話題，這個話題種在鄉村的農工相輔的混合性的鄉土重建，他爲此打了一個比方，用它研究的江村作爲範例：“假如江村的農民都是自耕農，他們單靠現有的土地也足以達到‘不飢不寒’的水準了。六一·六蒲式耳米等值的收獲可以經常支出二0·三蒲式耳的吃米，二0·三蒲式耳米等值的農業投資。另外還有十二·九蒲式耳米作其他特殊費用的準備——這正是我所説的‘小康水準’。”參見費孝通：《鄉土重建》，觀察社出版，1948年，第81頁。

③人類學中有關社會結構動態平衡的鐘擺模式最爲著名者便是利奇有關上緬甸高地的克欽人政治模式的鐘擺模式。關於這一點可參閱：Edmund Leach,1954,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Boston:Beacon Press.同時也可參閱趙旭東的“動態平衡中的社會變遷——利奇著《上緬甸高原的政治制度》評述”，《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第90-95頁。